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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似乎有点不像。至少，跟我最初的想象不像。那天，林斤澜先生打电话给他，说是自己的一个小老乡要去拜访。他开始拒绝，后来，不知怎么又同意了，并且说，希望来的是一个狂生。
    那是1988年，我在社科院文学所进修。那时候年轻，才二十出头，怀着一点文学的梦，且是第一次进京，便四处拜访我所喜爱的文学前辈。那天，我临时拉上尹振球同学，倒了好几班车，才终于找到蒲黄榆那个地方。到他家的时间很晚了。
    汪先生还在吃饭。准确地说，在独自饮酒，而且非要我们一块喝点。我一再推辞，他有点遗憾，说：我的文章不及我的菜，我是个美食家。
    他倚在一张很小的床上，抽着烟，一个不很讲究的烟斗。他拿出三盒烟，让我们自选：云烟，三五，还有一盒似乎是阿诗玛。
    最早接触汪曾祺的小说，是在1981年，我刚上大学，即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面世不久。我很惊讶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竟然有这样一个小说世界。我的审美视野突然被扩展了，我似乎突然间憬悟到什么……那是真正的感动。我被明海、小英子、巧云们所感动，被曾祺老人如此干净、明亮、温暖、朴素而又诗化的语言所感动——我认为这是中国白话语文洗去铅华、走向成熟的标志，是现代汉语经典化的标高。我长时间地待在他的语境里，通体舒坦。
    后来，我写了一篇十分稚嫩的评论——《忧郁的水或者温爱的光》，是比较汪曾祺与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小说风格的，比较他们各自笔下的女主人公小英子与翠翠们的异同。画家黄永玉在他的散文《太阳下的风景》里说：那位穿白帆布西装的年轻朋友，他的文字里流淌着从文表叔的血液。指的就是年轻时的汪曾祺。但我觉得沈从文与汪曾祺之间虽有师承，然而风格还是不太像，是阴柔与偏重阳光的不同，是形似而“神”则有别。毕竟，个人的禀赋、身世、历练差别很大，特别是用笔时间，几乎相隔半个多世纪，人事、社会变动，个人情感心绪，俨然千差万别，因而落实在文字上，当然色泽不一。譬如，汪曾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所流溢的那份欢愉和明亮，就是沈从文忧伤哀婉的文字里所没有的。但从文式凄美的挽歌所内含的对美好人性伤逝决绝的苦痛，其深沉的悲剧力量，几乎承载了一个民族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集体性的心灵苦痛，从而为我们提供了鲁迅的“国民性”画像中所阙如的另一侧身影。这些，坦白地说，也是汪曾祺的情感与笔力所无力抵达的。许多年后，汪先生自己也似乎提及。
    然而，在1985年出版的《晚饭花集》里，汪曾祺的这份明亮消失了，代之以淡淡的忧郁，一种很深情的忧郁，包含着那么一点孤独的思考。这一点，他自己谈到了，读者也能感受到。这是能理解的。在市场经济起来后，百姓在生活好起来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似乎还缺少一点什么，还有那么一点儿缺憾。汪先生以他的古道热肠，以他有益于世道人心的文字，深情地呼唤着我们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一份内在心灵养料。
    2
    有人说，汪曾祺是当今中国最后的名士了。我读书不多，不知名士真正的含义。好像闻一多说过：痛饮酒，熟读《离骚》，乃真名士也。闻一多是近世学界的泰山北斗，堪与其比肩者，不过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数人，所以他的话，微言大义，我不懂。但以家道师承，修为秉性，汪氏似乎庶几近之。然而往深里想，又觉着不像了。毕竟名士的概念过于传统，而接受过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思想，特别是经由“五四”精神洗礼的学人，他的理念精神无疑是现代的。汪曾祺的作品所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就是现代的人道主义。
    不过，就其学养修为，人事历练而言，我们这一代人，的确无法企及。如今人们常说的国学，似乎只是四书五经。其实，琴棋书画，医卜星相，三坟五典，奇门遁甲……哪一样是从异域舶来的？中国文化之博大复杂，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这还真不是什么唬人的话。虽然哪壶不开还提哪壶，然而汪曾祺对中国戏剧的发展，的确做过贡献。偌大的中国如果只有八部样板戏当然不正常，但京剧园圃里有一部《沙家浜》，就不能不说是一朵瑰丽的奇葩！
    汪先生画画，草木虫鱼皆及。他画的白菜，很有情致。他还送给远在美国的同学，“以慰王浩异国乡情”。
    他为什么画白菜呢？
    汪曾祺生于1920年，谁都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漫长的战乱，艰难的求学，失业，理想的破灭甚至绝望，他都经历了。他为新中国的建立高兴，欢欣鼓舞和歌颂，五十年代的小说《六个孩子和一个夜晚》，通篇洋溢着喜悦和希望。之后，他也在社会动荡期间经历了漫长的运动，挨整，流放，和底层的农民一起劳动、生活。某一天，他突然被重用，回到北京改样板戏，还因此在某年的国庆登上天安门城楼，名字上了《人民日报》。到了花甲之年，他才重新用笔，开始了真正的创作生活。
    也就是说，他什么都看过、经历过了：各色人等，百态人生；他什么也都看轻看淡了，荣辱消长，富贵贫贱。就像一个人，走了很多地方，喝了各种饮料，回到老家才突然发现，还是家乡老井里的水最为甘甜。汪曾祺早年的创作，学的是西方的现代派，如《复仇》等，通篇都是意识流。到了晚年，他又回到现实主义、民族主义。他的为人为文，了无心机，散淡自然，就像他笔下的大白菜，素食素心。在过滤了很多的东西之后，汪曾祺留下了一颗赤子之心。
    他很爱自己的国家，很爱生活。但他没有说出来。他把这份情感，寄寓在一系列回忆性的文字。他的《晚饭花集》，浸渗着浓烈的乡情，很深沉的乡情。他的语言，来自生活本身，如同鲜美的水，活活地流着。但是，那不是纯粹的口语，而经由了文化的过滤。在其背后，是我们几千年文明的精粹，是汉民族光辉灿烂的语文作为它的背景和支撑。一个如此热爱民族文化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很深刻的爱国者。他告诉我，他在美国遇到一个作家，是混血儿，黑人后裔。这位作家对他说：“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来自哪块土地、哪个部族、哪种语言和文化。”表现出一种无根的痛楚和无奈。汪先生很感慨，写了一篇散文《悬空的人》，结尾是这样的——
    “一个人有祖国，有自己的民族，有文化传统，不觉得这有什么。一旦没有这些，你才会觉得这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我听到一个留学生说，‘我宁愿在美国做狗，也不愿意做中国人’，岂有此理。”
    汪先生很生气，那么和蔼的人，说“岂有此理”，那真是气愤不过了。
    3
    隔了几年，1991年的秋天，汪曾祺竟来到我的家乡，是我们永嘉县委特意邀请，由林斤澜先生带队，邵燕祥、刘心武来了，唐达成、林冠夫来了，汪老也来了。我真高兴。
    他们坐在竹筏上，沿楠溪江顺流而下。喝着农家黄酒，佐以岩头麦饼，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实，还有我们楠溪江的山水和滩林。楠溪江很让他们高兴，以至于汪老说：“我可以负责地向全世界宣告：楠溪江是很美的。”
    楠溪江于是走入他们的笔端，变成一篇篇美文。汪曾祺的《初识楠溪江》，是一篇很美的游记。
    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但他喜爱一切美丽的山水。美的山水和人，是他“活”的语言的源头，灵感的源头。一天晚上，很迟了，他提议说：“出去走走。”拐了好几个弯，我们来到城郊的一处田埂旁，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说：“月亮真好!
    我想，只有一个心灵没有杂质的人，才能经常发现日常生活的美。
    他给我写过一幅字：风格即人。那是法国人布封说的。这话我很喜欢。字也好，带着曾祺老人浓浓的酒意。
    没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修养，写不出汪曾祺那样好的文字。而不热爱自己民族语文的人，又怎么会是一个真正的坚定深刻的爱国者呢？
    我想起初中时的一篇课文，都德的《最后一课》。是说被德意志占领后法国人民亡国的悲哀，而且是一种比国土沦丧更深刻的悲哀：不准学习法兰西语文。国土被侵犯的类似历史，我们也曾经历过，今天的我们还不敢忘却。独立自主，热爱民族语文，这应该成为中国作家之所以成其作家的起码的标准。而且，不应当仅仅只是作家的标准。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当这样。
    我记忆中，汪曾祺先生是一个瘦小的老头，头发稀少，看上去有点老。古稀之年的人了，能不老？只是，谈起小说，谈起往事，谈起他的老师沈从文，他黯淡的神光顷刻间亮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