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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不倦，还是毁人不倦 我们古文字这一行，写文章有个套路，甲这么说，乙这么说，丙这么说，最后说，案众说皆非。是不是天下的学问都这么做？ 古文字，对象是简单事实，是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不是这个字，就不是这个字，没什么讨论余地，用不着饶费口舌。太多口舌，都是用来纠谬订错批同行，不然没事干。这是小道。古人说，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你不能认为，天下之道，就这么一个道。 比如考古，大家是在考古文化的谱系下认识问题，今天这么讲，明天那么讲，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很正常。我们对谱系的认识要反复调整。我们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何止一役？有些问题，一辈子都解决不了。 好恶深，则偏见生。当学者，人要厚道，不能太刻薄，成天招猫逗狗，批这批那。对学生，尤其要宽容，多从正面引导，鼓励他们。有人以为，消灭错误，就是真理，不犯错误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训练学生，就跟军营或戏班子似的，站不直了就踹一脚。其实，小人物有千虑一得，大人物有百密一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部学术史，真理和错误总是互为依存，消灭了错误，也就消灭了真理。 有人说，真理越辩越明。我看未必，你说我是傻子，我说你是笨蛋，只能越辩越乱。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基于事实，事实不是辩出来的。摆事实，讲道理，首先是摆事实，然后才是讲道理。讲道理是还原真相，包括还原错误，把错误变成可以理解的东西，即一种不成功的探索。大家都在探索，尊重对手很重要。 学术不是竞技体育。有人说，拳台之上，只有输赢，你不服，我就踢馆。这种理解太狭隘。我认为，学术更像写诗、画画、做文章，追求的只是最好。最好的表达就一种，你得反复琢磨反复找，也许找不到，找到哪儿算哪儿。张先生喜欢孟子的“尽心”说（《孟子·梁惠王上》）。做学问，你只是自己跟你自己较劲，不是跟别人打架。成天跟别人较劲，不是狂妄，就是没有自信。 张先生有个最大特点，不与人争，不与人辩，即使受了天大委曲，也只是躲进书房，独自伤心，就像鲁迅说的那样，野兽受了伤，一头扎入草丛，自己舔自己的伤口（《鲁迅书信》330618：《致曹聚仁》）。 张先生爱惜人才，乐于助人，这是有口皆碑。他是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很多人都回忆过，他甚至把自己的材料，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送给别人写文章。 比如当年，他因在北大讲魏晋封建论，丢了饭碗。魏晋封建论，最讲马克思主义，最讲社会史研究和民族史研究，最讲世界历史的比较研究，但张政烺先生、尚钺先生，还有很多人，反而遭批判。二十多年后，俞伟超先生说，当年的学界中坚都是魏晋封建论。他跟郑昌淦先生约了很多学者，打算编个集子，为魏晋封建论翻案。他们请张先生挂帅，被张先生拒绝。张先生说，这是我一生最难过的事情，我再也不想提起它。多少年来，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帮尚小媛出版他爸爸的遗作，但他并不打算拉一支队伍，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再比如，高明先生讲过一件事。1956年，故宫请一批古文字学家到故宫鉴定铜器，主持人是唐兰。有一件铜器，在座专家都说真，就他说假，有一位著名学者拿他打镲，说大家的看法都很一致，就你跟大家作对。他不善辩，显得很孤立。结果，有个故宫老技工站出来说，这东西，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好像是我师叔做的，结果证明，张先生是对的。张先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高老师也是唐兰先生的学生，我自己也差点当了他的学生。我听过唐先生讲课，他辈分高，才气大，当年跟王国维都敢叫板。张先生跟这一行的很多人不同，学问大，但脾气不大。高老师说，古文字学界，风气不好，做人，你要学张先生。 张先生同李零合影，1996年4月15日。 最后，让我念一首诗吧。 鲁迅先生有一首诗，题目叫《桃花》（见《集外集》）： 春雨过了，太阳又很好，随便走到园中。 桃花开在园西，李花开在园东。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了气，满面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2017年10月15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2017年10月17日在北大二教102演讲 张政烺先生肖像，约摄于1970年代或1980年代。 “张政烺先生学行”展展板文字 李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