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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 商鞅是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许多政论具有史论的特点。他在同秦孝公讨论变法时,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概括了战国以前的历史。他从传说中的伏羲、神农和黄帝,讲到夏、殷、周三代,再到春秋五霸,说明不同时期的统治者采取的政教并不相同,成功的关键在于“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修古而兴,夏殷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王朝的兴盛与衰亡,并不在于是否法古循礼,而在于是否顺应时势有所作为。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与改革家,在位期间之所以推行“胡服骑射”,与他对历史发展形势的看法密切相关。与商鞅一样,他也从历史上阐述了治国不必法古的道理,“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教而政”。他进而阐明“故势与俗化,而礼与变俱,圣人之道也”。部分赵国贵族依据先圣之教而反对“胡服”,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俗而动”。赵武灵王正是从历史上的圣人之道出发,驳斥他们的观点, 指出圣人之道在于“能与时化”,“制今者不法古”既符合圣人之道,也适应当时的需要。 “胡服骑射”增强了赵国的军事实力,使其成为战国后期唯一能够与秦抗衡的强国。而改革的意义不仅在军事方面,也促进了先秦时期民族融合。商鞅变法则实现了秦国的富强,终“为秦开帝业”,二者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商鞅和赵武灵王坚持改革的精神,与他们具有察古观今、指陈形势的能力相关联。 以上几则史论,一是强调“德”的重要,西周代殷商,重视“明德”而得以兴盛,后渐失德,自然走向衰亡。而大诸侯国中有德者必将兴起。二是提出为政者不可放纵,“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这是两种历史命运的对照。三是强调变法是创新的事业,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放手去做,不应固守“法古”之道。这些评论不是就一时一事而论,而是从观察历史、分析现实中总结出来的,反映了史学家、政治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宏观的历史思考,对后世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