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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春海 到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项目组的田野工作，已经持续了7年。7年中，项目组领队丛德新与同事在阿敦乔鲁考古工地上摸爬滚打，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体验了考古工作的各种甘苦。对于他们，阿敦乔鲁的7年时光是考古生涯中无法忘怀的闪光片段。正是从阿敦乔鲁出土的材料出发，他们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让阿敦乔鲁及中国学者的观点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初冬季节的北京，寒风乍起。本报记者采访了丛德新，倾听他讲述阿敦乔鲁考古人的所见所思。 新发现带来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的发掘和调查工作有哪些主要成果？ 丛德新：今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对阿敦乔鲁二号墓地和其边缘房址。二号墓地与此前发掘的一号墓地在结构上有所区别。我们通过发掘发现，二号墓地的保存状况比较可喜，人骨保存相对完整。经过全部清理后，可以看到整座墓地结构上的特点。墓地从东向西大致能够分成三个部分，中间部分年代较早，东、西两部分都是在其中间两侧的围墙之外，分别接续修砌而成的墓葬，从地表上看，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续。 另外，在墓葬中出土了人骨、陶器等文物。经过现场仔细观摩和比对陶器，我们认为应早于卡拉苏克文化，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在这里完全没有见到卡拉苏克文化的平底器，出土的陶器基本全是圜底器。从时代特征看，与一号墓地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是从类型上看还是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认为这座墓地可能把阿敦乔鲁类型的年代向后延续了一两百年乃至两三百年。在发掘的同时，我们也在周边做了一些调查。在阿敦乔鲁二号墓地的北侧，范围比较广的地方，我们找到了相同墓葬形制的遗存。在阿敦乔鲁二号墓地的时代，其周边墓葬分布较多，二号墓地并不是孤立的，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类活动相对密集。 今年对二号墓地相连的两间房址进行了发掘。我们从地表判断是两间房，其中一间是主要建筑，另一间是附属建筑。通过发掘得知，主要建筑是半地穴式的房址，其中发掘出了小件青铜、比较完整的火塘，对于认识其居住性质很有帮助；附属建筑可能跟人的生产活动有关，比如牲畜的圈养等。 调查过程中，我们在海拔2400—2600米的地区也找到了新的遗存。这说明我们过去对这个地区的认识还存在不足，也促使我们思考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修建永久性房址的意图。我们在田野发掘和调查的同时，也请了如北京科技大学做冶金分析、考古所做人骨分析的同行到现场开展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具有很大难度。曝露于地表的墓葬和房址看似一览无遗，实际充满了挑战。请您谈谈其中的切身感受。 丛德新：大学时，我们受到的考古学训练是在黄土地区运用地层学的方法。而在新疆地区，存在着大量地表上的石构建筑，在地表上废弃和重复利用的形式更多一些。以今年发掘的二号墓地和房址的关系为例，我们认为房址的墙体可能被拆掉或者保留一部分或者直接被利用来修墓葬了。在那个时代，遗迹的堆积不会向下、在同一地点保留得那么久远，而是后来人利用了前人的建筑，作为自己的房址或墓葬区。 在阿敦乔鲁开展工作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满眼的乱石头，挖掉哪些，搬走哪些，保留哪些，感觉无从下手。在发掘之前，我们请教了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说，要将石头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即要将原生堆积和倒塌堆积区分开，将倒塌堆积清理掉，将原来的房址清理出来。实际上还是用了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的方法。 但是，如何区分哪些是基础的、哪些是后来的，这些工作在开始时颇费周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比如先照相，对石块逐一编号，对其位置进行记录。如果发现弄错了，可以根据记录进行恢复。经过了几年发掘工作的磨合，我们对墓葬和房址的发掘，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对石头间的关系能够从组合、走向等方面进行判断。现在认识到，这类发掘中平面关系同样非常重要，有些类似地层上的上下叠压关系，平面也产生叠压。对石构建筑的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后，现在发掘起来就更为顺畅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