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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三个遗址串起来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遗址，与同样位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呼斯塔遗址等遗址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丛德新：我们在已有的考古材料基础上，又结合了如卫星数据等其他材料，观测了博尔塔拉河上游，从阿敦乔鲁开始，到呼斯塔，再到今年新发现的、海拔2600多米的呼尔诺遗址（蒙古语，意为“黑湖”）。通过草场植被生长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呼斯塔因为自然条件优越，是优质中心草场，春秋都可以使用；而阿敦乔鲁和海拔更高、更靠北的呼尔诺，则有很强的季节性。不过，阿敦乔鲁也是整个区域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之一，有点像现在说的“冬窝子”。阿敦乔鲁植被生长条件相对较好，基本可以满足夏天之后过来的牲畜的需求；呼尔诺则只集中在夏季某一时间段使用，是夏草场。 这三个地方正好反映了三种不同海拔阶段草场使用的特点。在这三个地方，考古工作人员都找到了考古遗存，而且年代上比较接近。我们由此推测，它们三个可能是在每年的不同阶段被分别使用，定期转场的形式可能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结合这几年在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工作，定期转场形式的出现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种定期转场的形式，实际是早期游牧发展的方式之一。后来，才有更为广域的、更长时间段的转场和大规模的游牧。 这种全社会的人都参与的转场，是相对稳定于某一区域的某些地点的循环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加上考古调查时发现它们的石器和建筑结构等都是类似的，可以把阿敦乔鲁、呼斯塔和呼尔诺等类似遗存都串联起来。 多学科、新技术力量的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的考古成果，对欧亚大陆早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于此前流行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于中亚到新疆西部地区的认识，有哪些影响？ 丛德新：这些年，不仅我们，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新疆的北疆特别是西天山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也有了更多说明材料。目前，学界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应有与以往不同的认识，不论将其称作联合体，或者文化圈，其内部包含了若干个各不相同的类型的文化。学术界为了简化，往往将许多存在差别的类型笼统化地归到一类，如同对仰韶文化的归纳一样。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是将其称作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安德罗诺沃遗址最有代表性。在这个大的时代框架下，不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类型或者小的文化在繁衍和发展，互相之间有联系和交流，有面貌上的相似性。但这些小的类型文化，来源是否是安德罗诺沃就难以断言了。 不同区域所处的年代是不一样的，并不是中心区域年代早，边缘区域年代晚。这种单一的时代发展顺序，早已被打破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别尕兹遗址、我国阿敦乔鲁遗址，甚至伊犁地区的一些遗存，年代都比中心区域的安德罗诺沃遗址的早期要更早或者相同。这些证据倒逼学者必须重新考虑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叫法或者模式。将其称作“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是个权宜之计，将其称作“安德罗诺沃时代”可能是最好的解释方式。我们承认，在那个时代框架中，安德罗诺沃遗址的文化最为发达、繁荣。在其周边发现的不同类型文化，其生业形态甚至都是千差万别的，在适合农业的地区有农业，在适合牧业的地区有牧业。这是一个万花筒式的、立体式的图景，而不是过去认识的那种单线条的由北向南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学科、新技术力量的参与，是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发掘和研究的特色。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丛德新：从组队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要求多学科手段要随着发掘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一开始，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环境考古等领域的各种新技术，都在阿敦乔鲁运用过。研究人员都进行过现场的采样，并结合考古发掘工作，做了室内研究、测试分析。如做动物考古的同事，对采集的动物骨骼包括家马的骨骼做了详细的室内研究，测出了不同阶段的基因序列，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做环境考古的学者，在人骨的骶骨上检测出了血吸虫的样本，据此怀疑当时的阿敦乔鲁人中已有人患有血吸虫病。 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也得益于出土材料的相对完整。如果以后各种手段陆续运用的话，比如对人骨做全基因检测，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关注考古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