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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科举制一直背负着为中国教育长期落后于西方负责的恶名，此恶名的产生固然与晚清改革者对中国历朝政治制度矫枉过正式的极端批判脱不了干系，却也与后人对科举制内涵的评价日趋狭窄密不可分。自十九世纪末开始，对科举制的猛烈批判通过现代中小学课本、媒体报刊和专业学术杂志广泛传播流通，遂造成“科举”即等同于“八股”、“时文”的简单刻板印象。近些年来，随着大量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渐趋深入，对科举的负面评价出现了不小的转向。如有学者指出: “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统合功能，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地联系了起来，形成一多面互动的整体。”①把科举制当作一个完整复杂的系统，深入评估其运作机制的得失，而不是先入为主地把科举制视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腐坏体系加以情绪化的贬损，已日益成为学界的共识。②不过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仍没有注意到，科举各场应试文本之间的差异及应举士子对其进行选择的取向性，很可能是科举人才呈现出高低层级区别的关键因素。参加科考之人选择研习何种类型的阅读文本也往往是其 ①余英时: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中国文化史通释》，三联书店，2012 年，第 205 页。 ②近期比较重要的著作有: 何怀宏: 《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个社会学解释》，三联书店，1998 年; 关晓红: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单篇文章可举出以下数种: 罗志田: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8 年第 4 期; 章清: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复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 5 期; 刘龙心: 《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 ( 1901—190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8 期，2007 年 12 月。 能否成为卓异人士的重要指标。本文拟从“科举”如何被晚清改革群体妖魔化的角度出发，尽量通过科考之人的内在视角，探讨不同类型科举文本的阅读效果对晚清士子应试生涯的影响，以期为科举制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探索维度。 一、 “时文”等同于“科举”说法的发轫与流变 1. “八股文”应试作为负面话题在晚清的凸显 袁枚曾讲过一个“时文鬼”的故事: 雍正三年 ( 1725) ，有一位姓萧的道士，已九十多岁，据说具有神游地府的能力。一次宴请席上，萧道士在席间因酒醉沉沉睡去。不久醒来说，吕晚村死了这么久，还会有神迹出现，真是太奇怪了，大家纷纷惊问其详。萧道士说，自己正漫游地府，看见一夜叉牵着一老书生经过，铁索锒铛作响，上面标写着“时文鬼吕留良，圣学不明，谤佛太过。”当时座席间诸客人，皆诵习时文，特别是吕留良编纂的《四书讲义》，对吕留良素来敬佩，都不信梦里的这个说法，且多愤愤不平。不久曾静案发，留良被剖棺戮尸。① 袁枚在这则轶事中调侃的是吕留良的异端行径及其所遭受的政治牵连，其中也透露出一些信息，那就是所谓“时文”在清朝人心目中地位的变化。时文可能是载道明理之具，也可能流于空谈无用，最终趋于异端之途。 科举制度自宋代以来成为国家选官的主要渠道后，就曾招致无数的批评，各种抨击科举弊端的言论一直延续到科举被废的那一刻，从未停歇。其中最主要的非议无疑聚焦在对八股“时文” 作用的认识上。但“时文”是否就能代表科举考试的全部内涵，却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以至于后世产生一种误解，好像“时文”就是“科举”，或者说“科举”的全部内容就等于“时文”。 最典型也最著名的言论应属顾炎武在《生员论》中的一段表述: “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后寇贼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② 细品顾炎武这段话，他首先肯定科举考试在时文八股之外还包括论、策、表、判等，但他同时又强调，和时文相比，这些考试内容均形同虚设，可以忽略不计。再举清初魏禧的议论为佐证，魏禧曾说: “天下奇才异能，非八股不得进，自童年至老死，惟此之务。于是有身登甲第，年期耄不识古今传国之世次，不知当世州郡之名、兵马财赋之数者。……故居今以救制科之败，愚则以为莫若废八股而勒之以论、策。”③魏禧把八股文作为进身升阶的入口，同时也暗示在以往的考试中，论策等部分内容对士子的升迁基本无用，只有改变这种状况，科举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功用。 道咸年间的孙鼎臣也说过如下的话: “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己，而漠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瞢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胥吏之为。”④ 孙鼎臣所指的 ①袁枚: 《子不语》卷 24 《时文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616 页。 ②顾炎武: 《亭林诗文集·亭林文集》卷 1，《顾炎武全集》第 2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71 页。 ③魏禧: 《制科策》( 上) ，《魏叔子文集》上册，中华书局，2003 年，第 183 －184 页。 ④孙鼎臣: 《论治二 ( 节录) 》，璩鑫圭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鸦片战争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162 页。 “科举之文”乃是等同于“时文”、“八股”的说辞。因为考试内容完全与“经世”之政无关，所以士人即使当官后也要依靠胥吏等下层助手的实用技术治国理政。张之洞曾在同治二年 ( 1863) 的殿试对策中直接批评八股之弊说: “夫所谓儒者，宗法圣贤，博通今古，以之为吏，谁曰不宜。今世士人，殚精毕世，但攻时文，一旦释褐从政，律令且不晓，何论致治戡乱之略哉!”① 近代中国在面临西学冲击的强大压力下，更是有人认为“时文”教育与后来的官仕生涯渺不相关。郑观应就说: “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 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岐，以致言行不逮也。”② 到了晚清政治改革呼声日益盛行的年代，对时文弊端的抨击更是在激进士人口中被推波助澜，逐渐升级，最极端的言论竟认定八股文必须要为亡国灭种承担责任。康有为就有如下武断的议论: “而国弱之故，民愚俗坏，亦由圣教坠于选举、四书亡于八股为之。故国亡于无教，教亡于八股。故八股之文，实为亡国、亡教之大者也。”③ 《康南海自编年谱》曾记载康有为与光绪皇帝的一段对话，其中就把攻读八股的危害性夸大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康有为说: “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④ 八股文要为割地赔款等外交失败负起全部责任。面对光绪帝的质询，这无异于是一种巧妙的激将法式论辩策略。唐才常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悲夫! 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 其在斯乎!”⑤ 晚清变革论者通过贬抑八股时文的作用，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呐喊张目，但也逐渐失去了对科举制度予以公正评判的理性心态。如此多年累积下来，“时文”等同于“科举”的刻板印象终于在晚清士人的头脑中逐渐成形了。 “时文”之所以备受瞩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科举只重首场，黄宗羲早已对此有所察觉，他说: “无奈主文者相习成风，去取只在经义，经义又以首篇为主，二场三场，未尝过目。逮夫经义已取，始吊后场以充故事。”这样就会造成考生“但取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移前缀后，雷同下笔已耳。”⑥康有为也有同样的观感，他认为科举考试“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 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渐乃忘为经义，惟以声调为高歌; 岂知圣言，几类俳优之曲本。”考生中“而竟有不道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⑦参加过考试的钟毓龙说乡试: “三场之中，均以首场为重。首场苟中选，二、三场但求无疵，即可通过。八股文时，虽亦有以二场经文之典丽古雅，三场策文之弘通淹博而中式者，然终罕见。”⑧ 科举中八股文写作作为初试一场首重背诵的功夫，湖北乡绅朱峙三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在私塾学习，塾师要求背诵《孟子》，他觉得不解，问及父亲，父亲告诉他将来过小考，学政出题，经常仅写出四书或经文题首一二句，下面则要求考生默写出全章，或要求默写到第几章某处，甚至题目有长达二百字的时候，如果不记得原文，就会出现写不全题目的情况，即使文章写的好，也 ①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947 页。 ②郑观应: 《易言·论考试》，夏东元编: 《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04 页。 ③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94 页。 ④康有为: 《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 四) ，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第 146 页。 ⑤唐才常: 《时文流毒中国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 《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61 页。 ⑥黄宗羲: 《破邪论·科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第 204—205 页。 ⑦康有为: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1898 年 6 月 17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79 页。 ⑧钟毓龙: 《科场回忆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94 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4 年，第 134 页。 做犯规处理，不予评阅。①所以如果考生记性不好，文章写的优秀，也会吃亏。 在低级的童生考试中，主要课程就是训练时文写作，同时要琢磨所谓“截搭题”的技巧，这些技巧乃是为了防止抄袭经文，当时参加考试的人在回忆时也不得其解，认为此种文字去圣贤之道万万里，不知起于明代何时，亦不知创自何人。如康有为所形容的那样: “锢之以搭截枯窘虚缩之题、钩渡挽入口气破承开讲八比之格，使之侮圣而不言义理，填词而等于俳优。”② 又说: “而乃以八股试多士，以小题枯困截搭缚人才，投举国才智于盲瞽，惟恐其稍为有用之学，以为救时之才也，不亦反乎?”③ 梁启超认为童生沉溺于“割裂搭截枯窘纤小不通之题”的结果，是使数百万秀民皆堕落为弃才。其直接后果是，若为生员“则制艺功令，禁用后世书，后世事，于是天下父兄师长，虑子弟之文以驳杂见黜，禁其读书，非徒子史不观，甚且正经不读，既可惰学，又使速化，谁不从之。”④按钟毓龙的看法，童生小试中截搭题的变态盛行，使得高才能文之士视小试为畏途，有钱人干脆捐个监生，直接参加乡试以避开小试，参加过小试后又参加过乡试会试乃至殿试的士人曾有一联戏说小试之难: “县考难，府考难，院考尤难，四十二年才入泮; 乡试易，会试易，殿试尤易，一十五月已登。”⑤诗中之意是即使应付最高级别的殿试都不如通过小试之难，可见小试的变态出题所导致的扭曲后果。同时也说明，只要过了小试这关，至少在更高级别的考试中，答题的技术难度就会相应有所降低。换言之，八股时文之害主要就集中在“小试”阶段，越往上晋级，就越靠学识和读书的多寡衡量士子的能力，而非仅仅依赖对八股时文技巧的掌握程度。这从侧面证明，长期以来士人对八股的批评虽有一定道理，但绝不可把八股考试简单等同于科举制也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在较低一级的岁科试中，确实也是以考四书五经题为主，或考六韵诗，没有策问题这一环节，这容易使人误以为科考就是考八股时文，极易把八股等同于“科举”。即使偶尔提到科举中的“策问”环节，也视之为“楷法”之试，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如梁启超所言: “如举人等亦未免习写楷法，以备过承策问之用，当时局危急如此，而天下人士为无用之学如彼。”⑥ 2. “策问”功用的边缘化与明清士人的反思言论 科举首重《四书》经义的背诵揣摩，必然会影响到以后各场考试的重要性，这也是清人反复批评的一个现象，为了改变首重八股的科场程式，前人曾提出过种种构想，朱彝尊就提议可以尝试颠倒八股文与五经义题目的考试次序， “发题先五经而后《四书》，学使府州县卫宜经、书并试，亦先经后书。”⑦也有人为明代的科举制辩护，认为其各场出题兼顾各种知识，是相当合理的考试结构，如有这样的议论: “夫先之以经义，以观其理学; 继之以论，以观其器识; 继之以判，以观其断谳; 继之以表，以观其才华; 而终之以策，以观其通达乎时务。以是求士，岂不足以尽士之才? 士果有能与其选者，岂不足以当公卿之任而佐理国家之治? 故曰: 折衷至善而为具之至备者，无如明制也。”⑧ 意思是说，只要按照明代用时文、论、表、策等选项均衡安排考 ①胡香生辑录、严昌洪编: 《朱峙三日记 ( 1893 －1919) 》( 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六日)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7 页。 ②康有为: 《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 代徐致靖作)( 1898 年 6 月 22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295 页。 ③康有为: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1898 年 6 月 17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79 页。 ④梁启超: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二) ，第 344 页。 ⑤钟毓龙: 《科场回忆录》，第 115 页。 ⑥梁启超: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二) ，第 346 页。 ⑦朱彝尊: 《经书取士议》，贺长龄、魏源编辑: 《清朝经世文编》卷 57 《礼政四·学校》，《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编校: 《魏源全集》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00 年，第 195 页。 ⑧黄中坚: 《制科策》，贺长龄、魏源编辑: 《清朝经世文编》卷 57 《礼政四·学校》，《魏源全集》第十六册，第 185 页。 试内容，就可达到选拔优秀人才的目的。明制之所以合理，乃是因为明初考试会兼顾各场的均衡，黄淳耀曾评价说: “且其制有论，有诏、诰、表、判，有时务策，三场并重。而科举之外有辟举，有岁贡，三途并用。故我国初得人之盛，雄视西京，士子之应科目者，无上书觅举之弊，无群聚京师之扰，无请谒举主之隙，规制之善，汉、唐、宋皆不及也。”① 后来考试出现弊端就在于第一场经义太难，让士子无法致力于实学，解决的办法应该是: “阅卷必三场通较，不以一场为去取。经义取辨析义理而已，浮华者务在必黜”。“论则求其驰骋经史，表则求其骈丽四六，判则求其明习法令，策则求其晓畅治道。”②采取的就是一种均衡各场考试内容的办法。 明朝人均衡考试内容的思路一直延续到了清初，黄宗羲就曾认为只要把体制稍加变通就可求得“真才”: “今第一场经义，第二场论、表、判，第三场策五道。经义当依朱子之法，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不必如今日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论以观其识见，表以观其绮靡，判当设为甲乙，以观其剖决。策观其通今致用，所陈利害。……如此，则主文者不得专以经义为主，而二场三场为有用，举子亦不敢以空疏应世。会试亦然。此亦急救之术，行之数科后，取朱子之议行之，又何患人才之不出乎?”③ 到了晚清，舆论更是从均衡设计的思路出发迈向更极端的观点，不仅企图颠倒经义和时文的应试次序，更是试图把策问提到第一场，作为科举的核心内容对考生进行测试。张之洞的构想就是: “将三场先后之序互易之，而又层递取之。大率如府县考复试之法。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二场试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 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门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悖、显背圣教者，斥不取。”“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式。”其目的“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④ 张之洞明说这是采纳了宋人欧阳修的设想，欧阳修曾经提出在科举中首场试策论的建议。他的设想是: “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盗偶俪，以应试格。……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⑤即使“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足以中选矣。”⑥这段议论是拟把“策论”摆在头场，通过策论筛选出有用人才，再考察撰写诗赋的能力，这就把唐代所重视的诗赋写作摆在了次要的位置。张之洞后来提出的科举改革办法就是以此为依据的。 晚清以来，在改科举的制度设计方面，到底是应该颠倒时文与策问之间的次序，还是干脆彻底废除时文代之以策问，素来存有争议。王先谦就曾提出一个办法: “用四书之题目，易策论之体裁，如宋王安石创始之作，虽废犹不废也。充之子史，以博其趣; 推之时务，以观其通。试不一题，本末赅贯，使上下其议论，而求才之道备焉。”王先谦的意思是想用策论偷换四书时文的内容，认为性理之学范围有限，而策论的内容可以无限扩大。“性理之说，有穷者也。经、史、 ①黄淳耀: 《陶菴全集》卷 3 《科举论序》，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7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60—661 页。 ②黄淳耀: 《陶菴全集》卷 3 《科举论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7 册，第 662 页。 ③黄宗羲: 《破邪论·科举》，《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第 205—206 页。 ④张之洞: 《妥议科举新章折》(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苑书义等主编: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1306—1307 页。 ⑤欧阳修: 《论更改贡举事件劄子》 ( 庆历四年) ，李逸安点校: 《欧阳修全集》卷 104，中华书局，2001 年，第 1590 页。 ⑥欧阳修: 《论更改贡举事件劄子》( 庆历四年) ，《欧阳修全集》卷 104，第 1591 页。 诸子、时务，无穷者也。论无穷之与有穷，固有间矣。”明确表明用策论替代时艺不是因为策论就是根本，而是想借此打破时艺内容空虚无物的现状。因为“况今之时文，决裂横溃，其体已不能自立。昔人谓代圣贤立言者，去之弥远。吾为士人议废此者，专欲啬其精神，优其日力，多读有用之书而已。若夫策论，以存古文之学，则亦不能废也，岂谓与制艺较优绌哉?”① 与王先谦、张之洞的温和态度不同，康有为一直执意要彻底废掉八股文考试这个最初阶段，内容完全用策论替代。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他认为“八股”就是科举制的核心，只有废掉八股文，才能彻底改变科举的面貌，其中隐含其后的一个判断是: 在原有的科举制度下，虽有策论一场却形同虚设，科举就是被八股文绑架的一个坏制度。他认为: “方今国事艰危，人才乏绝，推原其由，皆因科举仅试八股之故。盖今之八股，例不许用后世书、后世事，美其名为清高雅正，实以文其空疏谫陋。”②这段话说得更明确，科举仅以八股为重，其他各场形同虚设。因此，他拒不承认“经义”“策问”这两场考试还有什么实际意义: “虽有经文五义，皆以短篇虚衍; 虽有问策五道，皆依题字空对。”③ 在另一篇奏折中康有为又说: “而我自童时至壮年，困之以八股之文，禁其用后世书，以使之不读史书、掌故及当今之务”，乃至于“束之极隘，驱天下出于一途，标之甚高，使清班必由此出。……故至理财无才，治兵无才，守令无才，将相无才，乃至市井无才商，田亩无才农，列肆无才工，晦盲迂谬。西人乃贱吾为无教，藐吾为野蛮，纷纭胁割，予取予求，而莫敢谁何。皆八股之迷误人才有以致之也。”④这段话与顾炎武对八股害士的批评相类，康有为以自身考科举的经历，进一步把科举的内容限定在了八股文字之上，同时也自然造成一个误解，仿佛科举考试根本没有任何经世的内容，并假设出一个前提，即经过科举考试之人，必然是胸无点墨的庸人，没有任何理财治兵的谋略。 康有为的这套科举论述具有极大的导向作用，后人对科举的评价，基本就是基于对“八股” 核心作用的评估而展开的，其余各场几乎不在讨论视野之内。即便如此，在同时期有关科举得失的激辩中，仍存在不少与此相异的声音，如张之洞就认为应该彻底废弃的是时文的形式，而不是时文所要彰示的内容: “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⑤同时暗示，科举制中的其他部分考试内容应该继续有效，这与把科举等同于八股，欲灭之而后快的思路还是大有区别。 张之洞坚持废除八股时文的形式，保留经文的精义，提升策论的地位，实际上是在肯定而不是否定科举的作用。比如某些人曾明确指出“本朝名臣，出于科举翰林者多矣，安见时文、诗赋、小楷之无益? 不知登进贵显限于一途，固不能使贤才必出其中，抑岂能使贤才必不出其中?”针对这类时文能够造就真才的说法，张之洞的回答是: “此乃偶然相值，非时文、诗赋、小楷之果足以得人也。且诸名臣之学识、阅历，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后始能大进。然则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销磨于考试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专以时文、诗赋、小楷为去取，所得名臣不更多乎?”⑥那意思是说，人才并非是时文所造，乃是个人努力的结果。诸多名臣尽管出身科举，也受过八股熏陶，他们的大部分经历却都是在科举之外习学出来的，八股研习恰恰耗损了他们大部 ①王先谦: 《科举论上》，梅季点校: 《王先谦诗文集》卷 1，岳麓书社，2008 年，第 8—9 页。 ②康有为: 《请变通科举改八股为策论折》( 代宋伯鲁作) ( 1898 年 6 月 17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81 页。 ③康有为: 《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 1898 年 6 月 17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79 页。 ④康有为: 《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 代徐致靖作)( 1898 年 6 月 22 日)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第 295 页。 ⑤张之洞: 《妥议科举新章折》(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 1305 页。 ⑥张之洞: 《妥议科举新章折》(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 1309 页。这与清前期士人的某些议论有相似之处，如魏禧也说过，科举逼使应试之人“非八股不得进”，遂导致“而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参见魏禧: 《制科策》( 上) ，《魏叔子文集》上册，第 183 页。 分好时光，这是论证科举其他部类考试未必无用的迂回说法。 二、 从乡会殿试的问答结构看“策问”在科举中的作用 1. 乡会试“策问”中有关经世理政内容的举例分析 尽管晚清改革家一直把“八股文”视为科举的核心内容欲废止而后快，也一直在鼓吹和营造“八股”即是“科举”的刻板印象。但我们从以往对科举的评价舆论中仍能发现一些完全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一些舆论强调科举绝非“八股”一项内容，而是包括论、表、判、策问等各类试题的复杂结构。俞正燮就专门写了一篇《科举之学不坏人材论》，揭示顺治、雍正两朝都特别强调后两场考试的重要性，以防止考生专重首场拘泥于经义空论。其中特别提到雍正十一年 ( 1733) ，“上谕以二、三场策略尤足觇经济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略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① 晚清舆论中也有如下说法，认为“操笔为文，则经义、策论与八股文字有不可同日语者”，除八股文之外，“经义必须涵今茹古，挟经之心，执圣之权，而又剀切详明，无幽不烛，必胸有宋五子而后可以抒写四书之菁华，必阅遍廿四史而后可以发五经之大义。”特别是“策论亦非一端，可尽有论古之论，有救时之策。其论古者，大端不外乎经史。而考究掌故，则非熟悉本朝典章政要，几有难于下笔之势。”②这就把后两场考试与第一场八股初试区别开来以凸显出其重要性。 这些议论大多涉及对科举作用的整体评价问题。一般而言，抨击八股误人子弟的言论实际上都是把科举制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教育制度，而没有关注其最重要的功能是选拔合格的官吏，以便管理中央机构和治理地方社会。既然是层层选官，通行数百年的制度就不可能仅仅制造出清谈无用的废物，一定会不断产生治理国家的有效人才，尽管这种有效性也许是相当有限的。有一种看法认为，科举出身的官员因受时文鄙陋空疏之害，匮乏经世理政的训练，只能处处受制于胥吏的掣肘。这是一种相当粗率的说法，其依据大致是以童生时期的八股训练为标准，由此推论想象以后更高级别的乡会殿试均按此摧残人性的狭窄目标进行设计，仿佛靠科举入选的官员只具备童生应试八股时的有限知识储备，这个说法完全没有考虑科举选拔人才机制具有阶梯递进的特性，即初级的童生考试虽受限于八股时文，但应试的层级越高，考试内容就越加宽泛，考察的知识种类也会随之增多。如上所述，科举考生通过了童试以后，乡试和会试都很难见到截搭题这种变态的出题形式，到殿试一级则只有策问一种考试类别，故以“八股”等同于“科举”考试的说法完全没有任何说服力。 我们可以举乡试会试的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乡试中的“策问”大体涉及和涵盖经学、史论、时事、地理、兵农等古典学问及经世理政等内容，对考生的知识涵养和读书修为有着相当高的要求。如在典籍研习方面，清朝长期盛行考据学，自乾隆帝开始也有意引导学界奔趋稽古考订之途，故乡试会试中的经义测试部分经常繁琐冗长，有时几乎到了狂掉书袋的地步。这也要求考生的阅读量必须随之大大增加，不可拘于小试阶段记诵墨稿房稿等时文选本的范围。如道光元年辛巳 ( 1821) 杭州乡试策问题即有“我朝经学昌明，御纂四经，钦定三礼，颁示学宫之日久矣。多士讲习有年，其各举所知以对。”③ 这道题至少要求考生对清朝有关《周礼》《仪礼》和《礼记》等“三礼学”的基本典籍有所阅读了解，才能从容应对。第二问更是深究《禹贡》版本之 ①俞正燮: 《科举之学不坏人材论》，《癸巳存稿》卷 12，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77 页。 ②庄纶裔: 《示谕校士馆生员科举改章办法条告文》( 庚子冬月) ，《卢乡公牍》卷 2，《官箴书集成》第 9 册，黄山书社，1997 年，第 579 页。 ③管庭芬撰，张廷银整理: 《管庭芬日记》第一册 ( 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 ，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45 页。 误，要求考生“能援《正义》、《释义》、《石经》及宋元旧本以正之欤?”这种版本目录学式的考题在策问中十分常见，对考生的考证功夫和解经能力是个不小的考验。第三问则有: “《辽史》、《金史》，各有疏漏， 《元史》与《金》、《宋》二史不符，试详言之。”接着有以下提问: “《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于《隋》则全用《隋书》，何也? 《隋书》志合记梁陈齐周隋之事，《刘昫传》不言其有功于《唐书》，其搜辑《旧唐书》者何人? 能综引博考欤?”①这道题的内容广涉多种史书，至少说明要答对其中所涉话题，考生大体应通览过《二十四史》中的大部分内容，甚至只具通读前四史的水平都不能应付类似的考问。还有的乡试策问特别注意考察生员是否有能力把经书中的礼仪知识运用于具体的实践过程，如道光八年戊子 ( 1828) 浙江乡试五策中就问及如何把《孔丛子·问军礼篇》中的古礼内容运用到庆祝“西师” 之役成功的典礼之上。② 这也从侧面说明，顾炎武等人当年所说的少时习学八股: “见有一二好学者，欲通旁经而涉古书，则父师交相谯呵，以为必不得颛业于帖括，而将为坎坷不利之人”，遂造成“天下之人惟知此物可以取科名，享富贵，此之谓学问，此之谓士人，而他书一切不观”的说法，可能只适合于描述童生时期的应试经历，并不适合于对应考乡会试生员的评价。现在看来，顾炎武所发出的“嗟乎! 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③的感叹未免有些言过其实。 乡试的策问题中涉及大量有关河工、吏治、仓储、保甲、桑农等国计民生的话题，要求生员应试时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审时度势的经世阅历。如道光十一年辛卯 ( 1831) 浙江乡试题中有策问第二问云: “志地者或纪建置沿革疆域道里，或详田赋户口关塞险要，或及名胜古迹诗赋序记，能一一详举之否? 正史之外，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诸书，孰有益于史学? 宋单锷撰《吴中水利书》，后元沙克什撰《河防通议》，明姚文灏撰《浙西水利》，潘季驯撰《河防一览》，著述未可枚举，其有切于时用，裨于古史者，能上下其议欤?”④ 道光五年乙酉 ( 1825) 乡试策问题就提及潘季驯著《河防一览》，还具体列出《河议办惑》、《河防险要》及《修守事宜》几篇治河文章，要求考生举其大要加以阐述，并举徐有贞《沙湾治河策》、刘大夏《议著决口状》两文，以测试考生对“防河”与“济运”关系的理解力。从中可以大致了解生员到底阅读了多少宋元明时期比较经典的治水著作。 还有的问题是考察生员对历史人物言行的知晓程度，如同年乡试中就有一道关于“吏治” 的题目，问到“他如《新唐书》所载十五人而外，或政尚清净，或为政孜孜，或人诵 ［颂］ 善政，或去有遗爱，果何人欤? 又如宋之杜衍、文彦博辈，所至皆为一方保障，能胪列否?”⑤ 这道题要求生员至少对《新唐书》之类历史典籍中的内容相当熟悉才能应对。至于正史经典之外的驳杂知识也是必须要准备的，如乡试策问中有时会提及《齐民要术》和《农桑辑要》等书，如果平时只埋首于时文八股的诵读，是肯定无法应答这类题目的。 有的策问设计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考生只有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地理沿革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能回答，否则面对提问肯定会茫然无措。如道光十四年甲午 ( 1834) 浙江乡试就专门问及浙江地名之沿革由来，其中提及的书目有《水经注》和《咸淳临安志》等地理书。⑥ 雍正七年己酉科 ( 1729) 江南乡试题中就特别提到江南乃是词讼聚集之地，“钱谷除抗匿冒揽外，又有奸胥飞洒、豪家诡寄诸弊，为他省所鲜有”。面对这种特殊的地域状况，如何“使俗修任恤之风， ①《管庭芬日记》第一册 ( 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 ，第 146 页。 ②《管庭芬日记》第二册 ( 道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 ［除夕］) ，第 498—499 页。 ③顾炎武: 《日知录》卷 16 《十八房》，《顾炎武全集》第 18 册，第 643—644 页。 ④《管庭芬日记》第二册 ( 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 640 页。 ⑤《管庭芬日记》第二册 ( 道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 641 页。 ⑥《管庭芬日记》第二册 ( 道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 ，第 773 页。 人凛急公之义”就变成一个相当现实的问题。至于“词讼则或架虚以耸听，或旁扯以陷人，或贿嘱官吏以售奸，又何道能使民气淳庞，案牍清省”。要求考生“凡有可以杜其源而抑其流者，各悉心以对”。① 至于江南一带的河务塘工，因为受到康熙、乾隆二帝的特殊重视，也经常出现在乡会试的策问题中。如同年乡试中就有问: “若乃太湖为江南浙西诸水之汇，而下流泄于三江。三江地与海近，潮汐嘘吸，不无海水侵田之虞，我皇上特命修筑海塘以捍外潮，复浚三江以泄内水。沟洫相输，灌溉有赖。至若七鸦、白茆、徐泾、福山诸塘，莫不因地形之低昂，审潮势之缓急，相度坚筑，期于久远。凡诸河务塘工，有能明晰言之者欤?”对兵制沿革和军事史的测试也是乡会试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咸同时期经历太平天国战争，清廷在剿灭叛军的过程中军事主力效能衰减，地方团练势力崛起，故在策问中经常会涉及如何养兵用兵的问题。在光绪二十四年 ( 1898) 戊戌科会试题目中就有“三代以上，兵出于民，人尽知兵，国无养兵之费。三代以后，兵与民分，费日多而兵愈弱。有时团练民兵，则闾里骚动，其故何欤? 今欲使有勇知方，皇威遐畅，将何道之从?”② 与“兵制”的考量相关联，“保甲”设计与运用的得失也是乡会试中经常触及到的问题。特别是“保甲”作为一种纸面上的设计如何与实际境况紧密结合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重点环节。如以下提问对此昭示的相当清楚，道光元年辛巳 ( 1821) 浙江乡试题中策问第五道就问及“宋王安石行保甲法，民皆以为不便。司马光上疏罢之，何以明王守仁行之南赣而效乃大著欤?”③ 以王安石的失败和王阳明的成功为例，比较宋明两个时代保甲制度运用的得失是乡会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谈及保甲在各种不同境况下的具体使用，其提问是这样说的: “夫城市乡镇之间，民居稠密，稽察易周。至山谷林箐之零畸，庵观寺院之麓杂，客籍棚民，本非土著，商船渔户，停泊靡常，其编查又何道之从欤?”④这道题涉及到保甲制度在不同地貌和政区环境中如何有效加以变通运用的难题，特别能够考验应试者在不同场景下到底具有多少实际治理社会的潜质和经验。 类似的题目也会反复出现在殿试的策问当中，构成了一种循环往复的概念陈述谱系。 2. 殿试“策问”的特点及其与乡会试内容的衔接 与乡会试比较，殿试作为科举考试最后一道程序，出题形式相当单一，只有策问一种，重点考察考生对经典源流与治国理政等经世内容的熟悉程度。从目前保留下来的殿试题目和答卷来看，清代早期的殿试设问比较简略直率，扣紧的都是皇帝当时思考的一些宏大政治问题，越往后题目设计越趋于复杂多样，反映出不同时期皇帝的执政性格与理念，应答的内容也相应趋于繁琐，但仍与清代立国时期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之间具有衔接关系。故时人评论说: 国初殿试不仅在于形式上“行间长短参差不一，取尽其意，不限程式”，说明早期殿试选取的问题格式较为随意，最重要的是: “卷中所陈，皆按切时事，质直鲠亮”，与后来的试卷比较“不啻天壤”。⑤ 比如顺治六年 ( 1649) 的殿试就只提出了一个如何消除满汉隔阂的问题: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 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或未化欤? 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同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⑥这道题用儒家经典中“文质”之辨的思想分别描述汉满文化，可见顺治时期的皇 ①王道成: 《科举史话》，中华书局，1988 年，第 145 页。 ②王道成: 《科举史话》，第 147、150 页。 ③《管庭芬日记》第一册 ( 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 ，第 147 页。这个问题被反复在各种乡会试殿试卷中提出，如道光十九年己亥 ( 1839 年) 乡试第四问: “王安石行保甲法，民多不便，王守仁行之而效乃大著，其故安在?”参见《管庭芬日记》第三册 ( 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四日) ，第 967 页。 ④《管庭芬日记》第一册 ( 道光元年八月十四日) ，第 147 页。 ⑤陈康祺: 《郎潜纪闻四笔》卷 11 《国初殿试规格》，中华书局，1990 年，第 174 页。 ⑥《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 1336—1337 页。 族已开始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力求用其思维方式观察满汉族群之间的差异性。 状元刘子壮在对策时强调满汉隔阂的原因在于满人徒恃开创新业之功，没有把汉人的文化放在眼里，要化解满汉之间的猜忌，就必须用儒家经典思想加以化导，他建议“今欲去其异而同之，臣谓满人尚质，以文转之; 汉人尚文，以质辅之。其以文辅之者，设满学焉，或于国子监，或于教习庶吉，使读《四书》《五经》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其结果必然是“习俗虽不同，道德同之也; 音语虽未通，气类习之也; 意见虽偶殊，义理达之也。一文一质，方将变通古今，转移造物，而有何不化之畛域哉!”这类劝导皇帝学习儒家制度文化的文字，隐隐能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充溢其中，完全把满人视为教化的对象。 刘子壮特别提到了《大学》及其解读宋人真德秀的著作《大学衍义》的重要性。主张“先将《大学》正其句读，说明意义，然后《四书》、《五经》渐而进焉。至于《大学衍义》，尤为切要下手之书”。①在清朝历代君主殿试的策问题中， 《大学衍义》都是被反复提及的著作。时隔三年以后，顺治九年壬辰科状元邹忠倚在应对中也提到《大学衍义》在传承儒家思想中拥有的核心地位。在乾隆朝以后的殿试题设问中又增补了对丘濬《大学衍义补》的释读程序，构成了从朱熹《大学》，中经真德秀《大学衍义》，再到丘濬《大学衍义补》的系列解读谱系。② 只不过在乾隆时期，对《大学》及其相关诠释著作思想内涵的理解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刘子壮获取状元头衔的顺治时期，满人皇帝对汉人文化的研习和领悟尚处于初步的阶段，故刘子壮的对策语气尚能处于指导满人汲取汉人文化的心理优势地位。然而到了乾隆朝，弘历对自身的文化修养却有了相当的自信，不但企图垄断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而且力求转移学界风气，对理学的质疑和对考据学的倡导，即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个突出反映。从殿试策问设计的变化中也可对此窥其一二。 乾隆时期，殿试的题目越出越长，几乎全在千字以上。而且更多反映出当朝乾隆皇帝对儒家经典的欣赏品味，其中不少题目甚至擅自炫耀皇帝个人对儒学经史知识的掌握程度，这自然要求考生有相当的经典阅读量才能自如应对。比如乾隆五十四年 ( 1789) 己酉科的殿试策问即从四道增为五道，涵盖了乾隆帝最关心的五事，首问都是经学要旨及其相关的考据次第，应答文字自然也群趋于冗长繁琐。如胡长龄的近三千字的答卷罗列充斥着大量典籍掌故和历史人名，令人不堪卒读。策问中出现的书目包括《尚书》《易》《诗》《礼》《春秋》《左传》《大戴礼》《逸周书》《管子》《晏子》《淮南主术》《帝范》《帝学》《大学衍义》《养正图说》《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书。③状元石韫玉更是把《资治通鉴》所采录的书目几乎考证个遍，这种不厌其烦饾饤刻板的解经方式自然会投帝王炫耀自家经史功底之所好。 乾隆帝不仅在经义考证方面扭转了学界的治学风气，而且也开始垄断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其中一个最有趣的例子是，他对《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关系的解说。在乾隆四十五年 ( 1780) 庚子恩科的殿试策问中，乾隆帝问道: “永嘉学派，朱子讥为事功。真德秀作《大学衍义》，其目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而止，治平之经略不详焉，抑又何欤?”这里问的是，为什么真德秀只讲内心修养而不讲经世事业。状元汪如洋的回答是“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不及治平之经略，盖犹是经筵进讲，启沃身心之用，而非必薄视经纶，故为迂远之论 ①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338、1340 页。 ②朱鸿林曾对从真德秀《大学衍义》到丘濬《大学衍义补》系列解读谱系的形成有相当精致的考证。参见其所撰《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16、 17 世纪的影响》两文，均收于氏著: 《儒者思想与出处》，三联书店，2015 年。 ③上引详见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609 －1616 页。 也。”①汪如洋还是把真德秀看作是帝师之类的人物，为他不谈经世治平之术做了辩护，内心里还是将“道统”与“政统”做出了区分，认为士人就是要当帝王教化之师，帝王则应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贯彻和实现儒师的理想。 榜眼江德量解释《大学衍义》较少涉及“经略”治平之事时则认为: “事而不学，朱子所以讥永嘉学派; 学以基事，真德秀所以未详治平。《大学衍义》以为帝王有为治之序，有为学之本，取经文二百五字，先之以《尧典》、《皋谟》、《伊训》，与《思齐》之诗，《家人》之卦，继以子思、孟子、荀况、董仲舒、扬雄、周敦颐之说，而不及治平。明丘濬补之，以审几微，更列四者之目，曰圣功之本，敕命之原，存理之端，与制治保邦之要。”② 意思是说，真德秀未谈治平乃是从治学的本源出发，这是立学的根本，而为政的秩序才应该由帝王来完成。这段话似乎还是要把“道统”与“政统”分开加以论述，士人的职责首先是阐明道统的真义，而不是从事经邦治国的事务。 但在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科殿试卷中又重提这个问题时，士人对策中的态度已经开始发生改变。这年殿试题先是要求考生阐释唐太宗《帝范》和范祖禹《帝学》的主要内容，然后就开始发问: “真德秀《大学衍义》仅及修身、齐家而止，其治平之迹，果可举而措之欤? 丘濬《大学衍义补》政典极为详备，抑尚有提挚大纲者在欤?”状元潘世恩的回答是: “真德秀《大学衍义》，大旨在正本清源，故首之以为治之要、为学之本，次分四大纲，曰格物致知，曰诚意正心，曰修身、曰齐家，而治平之略缺如。丘濬因之，仿真氏所衍之义，于齐家之下，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真氏之书，本之身家，以达之天下。丘氏之编，则又将致治平之要以收格致、诚正、修齐之功也。”又说: “昔宋儒程颢有言: 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儒生循习章句，而帝王务得其要以措诸事业。……事功之与学问，岂不通条共贯欤! 我皇上君师兼体，敛锡同原，内圣外王之学一以贯之，洵足与勋华媲美矣。”③ 这段话与以往同一策问对策内容的最大区别在于潘世恩把“帝王之学”与“儒生之学”做了区分。关键在于他引程颢的观点时做了转义的叙述，程颢的意思是儒生还是应该持有道统，而与帝王学的政统区别开来。潘世恩则认为，皇帝“君师兼体”，“事功”与“学问”可以兼集于一身。这样一来，在回答为什么《大学衍义》没有涉及治平之术时，本来应试人虽习惯于循命题人的思路阐明君王对治平之术的主导作用，但仍倾向于强调儒生持有道统的重要性，可在乾隆后期的策问应对中，强调君王对道统和政统的双重占用反而变成了一个主调。如果把潘世恩的回答与顺治年间刘子壮的应对加以比较就更加清楚了，刘子壮当年推荐皇帝阅读《大学衍义》乃是为了把它作为皇帝进修内德的教本，要求通过经筵御讲的方式予以贯彻，帝王是学生，进讲的儒生是老师。但到了乾隆帝时期，殿试的策问题则完全是一派老师考学生的口吻了，学生的标准回答也是高调称颂帝王拥有君师合一的身份。 有趣的是，在乾隆朝以后的各朝殿试问卷中都曾反复出现过类似的提问，说明对《大学》《大学衍义》和《大学衍义补》的解读已经变成了皇家巩固其君师合一正统性基础的最重要论述模式之一。嘉庆四年 ( 1799) 己未科殿试卷的提问是: “而真德秀作《大学衍义》，乃略治平而不言，果操于一家之内，而国自治，而天下自平欤? 所谓帝王之学异乎儒生者，果安在也?”探花王引之的回答与前述潘世恩的应对相当接近: “真德秀《大学衍义》一书，先以为治之道，次以为学之术……意在正本清源，故治平之事略而不及。其实治平之事亦不可略，循序渐进，设诚致行，圣功王道，各有全量，此丘濬所以有《大学衍义补》之作也。”他再引宋儒程颢之言说: “帝王之学异于儒生，盖儒生之学止于循习章句，帝王之学务在得其要而已。”强调的是“统千 ①1576、1579 页。 ②1582 页。 ③1635—1637 页。 古之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者矣”。类似的殿试策问在嘉庆年间多次出现。① 关于《大学》三书的殿试提问一直延续到同治光绪年间。同治二年 ( 1863) 癸亥恩科探花张之洞面对同样的问题，其对策口吻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试图重新强调儒者对帝王的教化作用。他对《大学》及其解读方式的理解是，帝王之学固然应该和儒生奉行的学问相互区别，所谓“夫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此帝王之学，所以与小儒异，而不仅训诂词章之为也”。但儒生同样应该在帝王的道德修养方面起着有力的矫正作用，以免其步入歧途。对此他是这样解释的: “臣愚以为陛下冲龄毓德，固不必原心于杪忽，校理于分寸; 所亟者莫如察敬肆，辨邪正。敬肆察则理欲自判，邪正辨则君子小人自分。勿以顺逆为喜怒，勿以喜怒为从违，即异日裁大政，扩而充之，岂能外此?”②这分明是消失已久的儒师口吻了。类似的讨论在同治七年、同治十年、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年、光绪十二年的殿试策问和对策中又曾出现过，可见它在清朝建立正统性论述方面所居的核心位置。 殿试策问中除了常常出现对理学经义的各种论辩之外，其设问内容也往往会体现出某位皇帝的经世关怀取向，这种关怀大体上均具有相当久远的延续性，比如对“河工”“仓储”“吏治” 与“保甲”的持续关注就不断体现在各朝皇帝的殿试策问中，而且会波及影响乡会试的出题导向。如康熙、乾隆两帝一贯重视对黄淮堤坝与江南海塘的维护与治理，故自康熙年间始，殿试题中就屡次出现相关的策问。康熙三十九年 ( 1700) 庚辰科的策问在提及黄淮河流的现状时问道: “何道而令河务大小臣工，实心经理，浚筑合宜，平成早奏，俾粮艘无误，民居永奠?”状元汪绎的回答是: “顾今日河工之患，不在河而在淮，不在河之害于北，而在淮之害于南。……今诚择公忠精敏之人，使之勤职任事。谨桃源诸县之工，以防河之冲，泄高宝诸湖之水，以泻淮之势，而时浚云梯关入海诸处，使下流有所归。而频挑中河浅淤之所，使漕艘无所滞，则运道通而河流顺。”③这样的对策看起来还是有些笼统，有些提问则非常具体，如嘉庆十三年 ( 1808) 戊辰科殿试策问要求对渤海天津附近河流的治理包括卫河、白河、滹沱河、桑干河、永定河等五条河流条贯敷陈具体的治理方案，吴信中在对策中分别加以叙述: “卫河发源苏门山下，隋为永济渠，其流向苦浅滞。自漳河南徙，始以堤防为务。乃堤日增而水亦随长，筑捺之力宜勤也。白河发源塞外，亦名潞河，性易冲突，非堤之所能御，分疏之道宜畅也。三岔河上受南北诸水，下乘强潮，归墟之路宜顺也。滹沱为子牙上游，势均而力敌。永定旧名无定，汇于桑干，渟为芦沟，源合而流分。格淀堤旧至台头而止，今则接筑至三滩。筐儿港，以泄盛涨为功，今且兼及于坦坡，所为因势而利导也。”④这段对策要求考生对具体的河流布局与分合走势，以及相应的疏导技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才能作答，绝非拘泥于时文八股的人所能胜任。 又如嘉庆十六年辛未科殿试题曾提出如何使治河与利漕并举的老问题。蒋立镛的对策回答得更为具体，他认为黄淮会合点的清口淤积是涝灾发生的重要原因: “清口者，黄淮之会合也。淮之力易弱，黄之力常劲。黄水倒灌，清口必至淤淀，洪泽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坝流入高宝诸湖，入运河，则下流皆为泽国，而运道亦以不通。故欲收淮河之利，宜加意于清口，添筑拦黄矶嘴长坝，以杀黄势，其或淮黄并涨，又宜保固高家堰。”他主张借用明代治河名家潘季驯的“束淮刷黄之策”，坚筑高家堰，蓄洪泽湖所注全淮之水，以七分如清口刷黄入海，而以三分入运河。自山阳、宝应、高邮、江都三百里以内以达之江。认为这才是“固东南之保障，导粮艘之关键也”。他接着总结道: “自古河徙无常，惟在善治河者，审时度势，或设矶嘴以御其冲，或修月堤以防其溃，或挑引河以杀其流，而其大指不外助淮以敌河，使淮治而河亦治，合黄淮以治漕， ①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660、1666、1673、1693 页。 ②1945 页。 ③1450、1452 －1453 页。 ④1703 页。 使黄淮治而漕亦治。”①由于受家境影响和所受教育的程度不尽一致，清朝状元的答题就内容的广博和精细程度而言可能会显露出较大差距，但大体上均需对策问中涉及的重大河工问题具有相当丰厚的知识储备才能加以应对，而绝非凭借泛泛的道听途说就能蒙混过关。 有的殿试策问中还会提到相对较少有人问津的典籍，如道光二十年 ( 1840) 庚子科殿试策问中就提及明代水利学家徐贞明的《潞水客谈》，这是一般士子很难想到要去阅读的偏门书籍。如果不知道徐贞明在书中所阐述的修圩田十四利的建议，也就无法回答“时议用之于永平一带，垦田至三万九千余亩，似有成效。而事卒中止，何欤?”这一问题。对此榜眼冯桂芬的回答是: “徐贞明于永平一带行疏浚潴蓄之法，一岁遂得熟田三万九千余亩。北地水利，自昔已然，惟风沙易积，水泉多挟淤泥而下，则疏沦诚不可缓。至于治河之吏，知有堤而不知有河，密于修防者往往疏于浚导; 营田之吏，知有田而不知有河，利其淤垫者往往忘夫浸灌，是又在董厥成者，相宜而利导之，庶几利可永兴而害可去矣。”② 冯桂芬作为晚清的变革先驱自然对经世之学熟稔于心，他的回答也可从一个侧面揭示殿试策问中所提及的内容往往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空谈无用之论，而且殿试策的设问与乡会试的出题取向多有趋同之处。除了河工问题，殿试策对“保甲”职能的讨论也与乡会试中的策问题之间有明显的衔接关系。道光十五年乙未科殿试策中就举出与道光元年与道光十七年浙江乡试策问中相类似的提问: “诘奸之法，莫善于保甲。然王安石行之于宋而民不胜其扰，王守仁行之于明而盗无所容，其故安在?”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的策问是: “至若保甲之制，弭患未萌，法至善也。乃行之熙丰而反以滋其累，用之南赣而民复称其便。其故何欤?”同治四年 ( 1865) 乙丑科殿试卷则有以下之问: “且同一保甲之法，王安石行之而民扰，王守仁行之而民安。岂法之有效有不效欤? 抑有治人无治法欤?”③ 对这个在乡会试和殿试中屡次被提及的问题，大多数应试者的回答当然会遵循一定的套路，基本都是从“有治人无治法”的角度予以阐述。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恩科龙启瑞的回答是: “保甲为古今良法，而贵在得人。王安石施之鄞县而民安，用之天下而民扰。一人之身，有诅有祝如是。则王守仁之于南赣，非以思信素行乎?”结论还是“有治人无治法”。④ 也即是说，保甲实施成功与否并不在于法律的制定和行使，关键在于是什么人去实施。这个人一定要具有事先预判动乱迹象并加以抑制的能力。 同治四年 ( 1865) 乙丑科状元崇绮说得更加明确: “王安石行之而民扰，虽意法《周官》，无当也; 王守仁行之而盗戢民安，江右以为便，可见不在法，而在行法者也。”他对保甲作用的理解是: “盖保甲者，以里闬相习之人，察耳目最近之事，形纵难掩，动息易知，诚以治之于已然曷若弭于未然也。”当然这还只是在治理原则上进行讨论，对“保甲”如何应用的辩论也经常出现在殿试策问和对策当中，如道光十六年 ( 1836) 丙申恩科殿试策问就对保甲的历史演变做了阐述，并对如何在不同时空中加以运用进行了辨析。其文曰: “汉之亭长、啬夫、游徼，唐之里正、耆老，所辖之地甚近，所联之户无多。里巷之中，互相纠察，最为切近。后世幅员日广，户口日繁，生计日绌，盗贼易生。惟有编查勤密，摘发精明，庶使闾阎相安，奸慝敛迹。”⑤ 回答得虽笼统，却也反映出君臣一致的看法，即必须从官吏的修养入手，按照实际条件对保甲进行建置。 有些关于“保甲”的设问涉及在不同地势和人口分布密度下如何因地制宜地加以运用的问 ①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718—1719 页。 ②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834、1841 页。 ③1810、1846、1951 －1952 页。 ④1850 页。 ⑤1955、1818、1821 页。 题，这些问题的设计与乡会试中的设问衔接得更加紧密。如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殿试策问中就讨论得相当具体: “惟是营汛、堡墩之设，不能不寄之兵弁。寺院、庵观之察，不能不责之吏胥。赏罚不明，则兵或纵盗; 稽查不力，则吏或藏奸。有治法不尤贵有治人欤? 至于洋面辽阔，岛澳险僻，匪徒出没靡常。迫之则潜踪伺隙，缓之则肆掠商旅。其何以绝其接济而捣其巢窟也?”① 张之万提出的对策是: “顾弭盗之要尤在海防，海之风候不齐，则盗之出没靡定。是必遏于远洋而使不常厥居，御于近洋而使不得傍岸。严攻守以绝外来之奸匪，密稽查以靖内地之奸民。锄其暴而诛其奸，务期良莠之不杂。抚其来而散其党，更无虞枝蔓之难图已。夫惩盜于已然，不如弭盗于未然。”② 关于如何从海上缉捕防范盗贼的看法，在乾隆时期就已有论辩。如乾隆六十年 ( 1795) 乙卯恩科殿试策中弘历在论及防止莠民出洋窃掠之法时指出“论者以为，稽人不如稽舟，稽出不如稽入，稽水不如稽陆。盖出洋行劫，赃必载还。于出口先给一票，记舟中之所有，无赍而往，有挚而来，其来历可诘也。出产货物各有其地，贩鬻货物各有专行。货非生所往之地，及忽卖此货，忽卖彼货，恒无一定者，其来历亦可诘也。”③ 这段讨论涉及到保甲如何针对流动人口加以有效控制的话题，我们在道光十七年和道光十九年的浙江乡试卷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策问题目，可见殿试和乡会试对实际事务的关注度之间具有相当密切的衔接关系。 三、 晚清名人家教与阅读史视野下的士人科举生活 1. 有关“科举累人”还是“人累科举”的争议 晚清改革家拼命鼓吹出一套舆论，其标准表述是: 八股文的揣摩研习害人非浅，必须为科举制摧残性灵的弊端承担主要罪责。考生在童试时所遭遇到的小试题目经常别有用心地被搞得支离琐碎，几乎耗损掉了应试人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严重阉割了读书人的精神世界。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发现，这类“科举误人”的说法之外始终存在着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同样对科举制的评价产生着重要影响，只不过这些观点常常被高调的改革议论给遮蔽掉了。在清代对科举的认识中，几乎没人否定“八股文”对读书人造成的伤害，但也很少有人简单粗暴地把“八股”与 “科举”划上等号，比如张伯行就说过: “或谓科举事业，夺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即可为学。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④ 张伯行引朱子语录支持自己的观点: “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 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所以到老全使不着，盖不关为己也。”举业并不妨害做学问， “前辈何尝不应举? 只缘今人把心不定，所以有害，才以得失为心，理会文字，意思都别了”。所以结论必然是: “非是科举累人，自是人累科举。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应举，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然岂能累孔子耶? 自有天资不累于物，不须多用力以治之者。某于科举，自小便见得轻，初亦非有所见而轻之也。”他又引宋儒饶鲁的话，主张把举业与研讨义理的活动结合起来: “义理与举业，初无相妨。若一日之闲，上半日将经传讨论义理，下半日理会举业，亦何不可? 况举业之文，未有不自义理中出者。若讲明得义理通透，则识见高人，行文条畅，举业当益精。若不通义理，则识见凡下，议论浅近，言语鄙 ① 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875 页。 ② 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878 页。 ③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643 页。 ④张伯行: 《学规类编》卷 19 《科举之学》， 《丛书集成新编》第 23 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第 587 页。 俗，文字中十病九痛，不自知觉，何缘做得好举业。虽没世穷年，从事于此，亦无益也。”① 张伯行的话大意是要证明科举应试对资质悟性较高且善于读书之人并非为难之事。陈寿祺也发表过同样的看法: “科举者，人生显晦假途于此，安可废也? 虽然，为之有道焉。程子云: 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即可为学。朱子云: 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应举不累。”②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一是科举考生是否终日仅仅阅读八股试帖之类的备考书籍而不及其他? 二是是否只要熟读了墨稿程文的范本就足以应付各级科举考试? 光绪年间就有人夸张地认为应付科举一生只备数种应试书足矣。“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③从大量应试生活的记载来看，这种似是而非的粗陋判断令人生疑。清朝最末一科榜眼商衍鎏就说过: “我幼年于‘四书’‘五经’外，尚兼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十二岁以后，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这时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要看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等各种书籍”。这样才能“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的驱遣。概括言之，多读少读，在乎自己的用功。”十四至二十岁入馆后: “先生每日讲书一二小时，以八股文为主，带讲经、史、诗、赋、策论，每日三课或五六课。课题八股文一篇，间有试帖诗、律赋、史论。”④有一位山西的科举考生回忆自己的读书生活时说: “每日看《纲鉴易知录》，念《史记》，三苏策论 (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策论合刊) 等，三六九日作‘义’ ‘论’，却没有作过‘策’”，因自己的塾师李举人也没有亲自作过“策”。⑤ 尽管这位考生的塾师没有亲自动手习作“策问”的经历，但仍可以看出在童试阶段，只要境遇许可，塾师还是要求考生尽量抽出时间阅读八股时文之外的各色典籍，兼习经史策论，以增强自己的应试能力。一位考过科举的宜兴人蒋兆燮在给自己的古文选本作序时曾自述说: “年十六七塾师授以科举之文，心弗好也。独喜观迁、固书与唐宋诸大家文，虽未尽解，而寻绎讽诵，恒至丙夜不辍以为常。稍长，纵览子史百家言，益有志于古文辞之学。”⑥ 可见无论是在南方北方，科举的应试者都会在八股时文之外寻求新的典籍，以扩展自己的阅读视野。清朝的书籍印刷和传播继承了明末的繁荣态势，特别是在某些印刷业发达的地区，不仅流行印制各种时文选本，同时也出版类似策论选读之类的备考书籍。如福建四堡地区就出版过策论范文集，题为《新策论》。⑦从一般情况而言，八股研习当然还是主业，晚清停八股改试策论对应试人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一些人因习惯八股背诵记忆之法，所以对改试策论非常不适应。如 1903 年湖北知县出观风题时，考生还是愿意做四书五经的八股部分，策论部分交卷不多。参加过科举考试的朱峙三认为其原因是“盖八股初停，义论策试，士顽固者不愿考也”。⑧ ①张伯行: 《学规类编》卷 19 《科举之学》，《丛书集成新编》第 23 册，第 587 页。 ②陈寿祺: 《左海文集》卷 3 《科举论》， 《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99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24 页。 ③佚名: 《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东方杂志》，1905 年第 2 卷第 11 期，第 252 页。关于科举与学堂所用成本的比较，可以参看关晓红: 《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五章“科举与学堂的成本”一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62—267 页。 ④商衍鎏: 《科举考试的回忆》，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 422—423 页。 ⑤马鹤天: 《科举时代的我》，《塞风》，1941 年第 13、14 期合刊，第 15 页。 ⑥蒋兆燮: 《自序》，《复旦杂志》，1917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45 页。 ⑦包筠雅: 《文化贸易: 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饶佳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57 页。 ⑧《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第 105 页。 有一个因素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科举应试对每一个有志于此的考生都是一个漫长的人生煎熬过程。据考，清朝考生中进士的平均年龄是 37 岁，中举人的平均年龄是 30 岁左右。以中举后就有机会出仕做官计算，对有幸考中的这类群体而言，一般也要经过 20 余年的读书应试岁月。① 在这么漫长的苦读时间里，很难想象大多数考生的阅读范围仅仅拘限于时文之内，而长期陷于闭目塞听的状态。以终身应试却以诸生身份终老的管庭芬为例，他的购书单里就有阎若璩的《四书释地》( 张之洞的推荐书目里有此书) 、《赏奇轩四种》等非时文著作，借阅的书籍包括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谈迁的《国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顾炎武的《日知录》，阮元的《诂经精舍文集》，全祖望的《鲒埼亭内外集》，梅文鼎的《历纂全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管庭芬有关币法的知识则源于友人赠送的《钞币论》刻本。②阅读书目中还包括一些类似《镜花缘》、《西厢记》、《豆棚闲话》、《子不语》、《岳武穆精英传》、《水浒传》这类所谓闲书。 由于各自的家境不同，当然不可能要求每个考生都拥有充足的阅读资源，大多数考生由于家中贫困，购买不起大量书籍，只能依靠从友人或亲戚处借阅以补充自己的知识。管庭芬在日记中就曾记叙借书时所遭遇的窘境，说有一次借得《续说郛》八十册，“本拟即返赵璧，奈寒舍僻居乡曲，典籍甚稀，得抽龙威之秘，未忍释手。此古人所谓借书常送迟者，良有以也”。③ 张之洞在四川任学政时就曾担忧应试者无法读到有用的书籍，强调像《皇朝三通》、《大清会典》之类的官家制度经典，“寒士不易得见”，可是像《圣武记》、《满汉名臣传》、《皇朝经世文编》、《国朝先正事略》之类的书籍，则“坊间多有，必须寓目，有志经世者不厌求详”。为了使穷困的考生能够尽量多读书，张之洞出主意说“倘有好礼者广买典籍，置之书院，计最要各部，所费不过千余金而已”，是个降低读书成本的好办法。④ 鄂尔泰督滇时更是直接给云南书院筹买添置 《廿一史》和《十三经》。⑤ 至于如何寻觅读书门径，张之洞建议科举考生先要读完五经，再做时文，读经宜读全本。⑥ 《周礼》《礼记》《左传》断不可删。如果觉得《皇清经解》规模浩繁，一千余卷无法卒读，不知从何种开始，就先看清朝学者注释的《尔雅》、《说文解字》、《经义述闻》三种。主要是因为 “此书书精价廉，一举而得数十百种书，计无便于此矣。”考虑的还是书籍成本的低廉。读史也是一样，“仅看坊本删削《纲鉴》，不得言史学”⑦，必须通读《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前四史以及《资治通鉴》、《续通鉴》等经典史书，同时还要阅读史书中的《表》《志》部分，以增加天文和地理知识。 关于何时应集中时间和精力读书，张之洞有一个说法是: “作秀才后宜读书”，他认为: “夫学僮读书，不过上口粗通，岂能钩深致远? 入学以后，神智渐长，阅世稍深。此时读书方能寻其要领，探其精微。”在当了秀才后“乃以恶滥时文夺其本务，抑何谬哉? 盖惟入学后正宜读书， ①张杰: 《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60 页。 ②币制知识一直是科举题目里经常询问的问题，也是考生应准备的内容。即如道光二十四年 ( 1844 年) 甲辰科殿试就有以下的提问: “以银为币，始于何时? 行于何地，其式若何? 其直若何? 采银何以有禁，用银何以称便，能一一缕述之欤?”参见邓洪波等编著: 《中国状元殿试卷大全》，第 1857 页。 ③《管庭芬日记》第一册 ( 道光五年四月初十日) ，第 296 页。 ④张之洞: 《輶轩语·语学第二》，《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 9774、9797 页。 ⑤鄂尔泰: 《征滇士入书院教》，贺长龄、魏源编辑: 《清朝经世文编》卷 57 《礼政四·学校》，《魏源全集》第十六册，第 223 页。 ⑥这与顾炎武当年所言“读书不通五经者，必不能通一经，不当分经试士”的思路不谋而合，顾氏认为: “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其教之者，亦未必皆通五经，故虽经书正文，亦多遗误”。参见顾炎武: 《日知录》卷 16 《拟题》，《顾炎武全集》第 18 册，第 649—650 页。 ⑦张之洞: 《輶轩语·语学第二》，《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 9781、9784 页。 通籍后更好读书耳。”①袁枚曾经提出攻读时文的另一个理由恰恰是用最小的代价尽快获取功名，以为进身之阶，以后才有资格按自身的兴趣行事。他自述攻读时文如“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② 尽管如此，袁枚只用了半年时间“遂捷南宫，入词馆”，从此四十年内再也没碰过时文。所以他劝别人也采取“意不两锐，事不并隆，必绝意于彼，而后可专精于此”的进学策略。袁枚举例说: “古之人，不特韩、柳、欧、苏为科名中人，即理学如周、程、张、朱亦谁非少年进士? 盖天欲成就此人，必先使之得早出身，捐除俗学，惟古人是归，而后可传之于无穷。”他竭力敦促别人考科举的理由是; “无科名，则不能登朝; 不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磋而广闻见; 不出仕，则不能历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臧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这段为科举制辩护的道理讲得识见不凡，说明科举不全是幽闭心智的囚笼，也许能从中觅求别样生机。所以他劝人“于未秋试之年，分七分功于古学，而于应试之年，则以搏象之力为时文，不取其效不止”。以获两者兼得之利。③ 主张废止科举的张之洞曾提出过相似的意见，他说: “或谓废八股则旧日专攻帖括者无进身之路，不知历来擅长八股诸名家，亦必系学瞻才敏文笔优长之士，其最著者，前明如唐顺之、归有光，国朝如韩菼、方苞辈，即不由场屋岂患无自见之学登进之阶。故能为好时文者，考试策论固属优为，兼习诸学亦非难事。”④ 如史料所示，科举童试中的小试题目对一般士子而言确是一道颇难逾越的门坎，却根本拦不住才华卓异的人才，他们甚至以应童试为儿戏。史载经学名家凌廷堪的一段轶事，说他“博通经史，尤精三礼及推步之学。顾平生不好八股文，未尝辙作。入都谒翁覃溪先生，奇其才，强之习举业，遂以乾隆己酉、庚戌两榜成进士。”可见，凌廷堪不好八股非不能也，乃不屑也。故陈康祺评论说: “通经志古之彦，苟欲以科第自娱，辟如池鱼阑豕，取以供客，可立而待，可炊而傹也。”⑤简直如举手之劳，轻松可获。康有为认为对付科举之学“若能通经史，解辞章，博学多通，出其绪余，便可压绝流辈”。⑥ 至于何时才是博览全书的最佳时间历来素有争议，有人认为入官之后没有了考试压力，正好可以专心读书，更有人看出“其有才识练达而仕宦得志者，大抵皆其入仕以后以阅历得之，必非储之于其应举之时”。⑦ 但有学者批评说: “其才俊者，则于入官之始而后学”⑧，已失去了读书进学的最好时光。梁启超也认为: “凡登第皆当壮艾之年，况当官即为政事所累，婚宦交逼，应接实繁，故待从政而后读书，必无之理，此所以相率为无用之才也。”⑨ 主张还是应该在科考的最初阶段就尽量阅读更多的书籍。因为“读书多，则积理富，不看讲章，自能解题”。张之洞批评说: “举业家每谓经、史、子、集无关时文，方家文字不宜场屋，但读浮滥时墨，展转摹效，此时文体即已甚敝，愈趋愈下，将来必致一书不知，亦不可为文，人人皆没字碑矣。”10 康 ①张之洞: 《輶轩语·语学第二》，《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 9795 页。 ②袁枚: 《与俌之秀才第二书》，袁枚著，周本淳点校: 《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 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 1861 页。 ③袁枚: 《与俌之秀才第二书》，《小仓山房诗文集·文集》卷 31，第 1861、1862 页。 ④张之洞、刘坤一: 《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 (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 1400 页。 ⑤陈康祺: 《郎潜纪闻初笔》卷 14 《凌廷堪不好八股文》，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92 页。 ⑥康有为: 《桂学答问》，康有为著、楼宇烈整理: 《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 年，第 40 页。( 下引此三部著作，均为该版本) ⑦常埥璋: 《废科举议》，《经济丛编》，1902 年第 5 期，第 23 页。 ⑧魏禧: 《制科策》( 上) ，《魏叔子文集》上册，第 183 页。 ⑨梁启超: 《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 二) ，第 344 页。 10 张之洞: 《輶轩语·语文第三》，《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 9799、9800 页。 有为也持相似的观点，他说: “凡以八股名家者，皆以古文经史名家者也。学问增长，自然笔力过人。”①也就是说，那些在科场上应试成功的士人，并非全靠死记硬背时文章句，恰恰依赖的是平时多读书的积累。 除对一味把精力耗费在时文程墨中的士子加以训诫外，张之洞还特别提示应对科场中的策问环节时必须要尽量扩大阅读范围，不能像攻习头场那般只知记诵八股文字，他说: “对策谈何容易? 不过平日见书多者，学问有门径者，自能多有所知，不至瞠目茫然。此亦非若时文可以仓卒取办者。”他建议考生购买坊间的《十三经策案》、《廿二史策案》两书，还推荐阅读翁元圻注《困学纪闻》、黄汝成《日知录笺释》之类的名著。他总结说: “总之，经文或可欺门外汉，对策除平日多读书外，别无捷径也。”② 2. “八股文”研习之外的阅读攻略 除了八股训练之外，科举策问中的知识到底应该从何处获取一直是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我们大致可以从一些士绅名人的家书、日记中窥测出一些迹象。如曾国藩就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列出了一些八股之外的必读书目，并督促其加紧阅读。曾国藩在谈及如何选择好文章时，表示应该以班固的文章为标准进行挑选，其他如司马迁、扬雄、刘向、匡衡等人的著作，都是撰写好文章的标准。值得注意的是，他还罗列了一些所谓“不以名家著称者”的史传经世文章，例如贾山、邹阳等四人传，严助、朱买臣等九人传，赵充国屯田之奏，韦元成议礼疏，以及禹贡之章，陈汤之奏狱，认为“皆以好文之故，悉载巨篇”。③ 针对曾纪泽记性不好悟性较佳的特点，曾国藩指点说“不必力求读书背诵，但宜常看生书，讲解数遍，自然有益。八股文、试帖诗皆非今日之急务，尽可不看不作。”因曾纪泽对史书熟悉，故要求他加力用功，看朱熹的《纲目》，并点阅《左传》《礼记》，不必句句读熟，否则越读越蠢。④表面上是在考量文章之好坏，实际已提示阅读的范围应该尽量扩充，最好相对驳杂包容，因为经世的道理往往隐藏在这些好文章之中，必须悉心加以体味。 江南乡绅徐兆玮也说: “经济必由阅历而得。空言，近考据家学，不足尚也。立身行己，万万不可草率。我朝名臣大都讲求理学，此明证矣。本朝掌故书如《会典》、《东华录》、《历朝圣训》、《皇朝三通》却不可不读。”⑤ 姚永概的父亲曾言: “人不可为无用之学，须于农田水利上讲究一番才好。因开各当看书为一单，分地理 ( 天文附) 、兵盐、漕河、水利、农田、度支、礼乐、洋务数门，逐一细究，方能有用。”⑥ 说到具体的阅读书目，徐兆玮提到了陈瑚庵的《开江议》和陆桴亭的《淘河议》，认为二位先生“于军国大政一一研求，秀才以天下为己任，此是何等气象?”他们“皆可坐言起行者，古人以儒术为迂疏，其然岂其然乎?”⑦ 姚永概则“将工课分为刚柔二日，刚日读经、读儒家书、读古文诗，柔日读史、读经济及时事书、读时文试帖，而作字则每日早为之，不间也”。⑧ 曾国藩自认推崇顾炎武和高邮王氏之学，同时阅读范围也时常伸缩变动，力求广博，比如在吉安行旅 ①康有为: 《万木草堂口说》，第 236 页。 ②张之洞: 《輶轩语·语文第三》，《张之洞全集》第十二册，第 9807 页。 ③《谕纪泽》( 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曾国藩著，邓云生编校标点: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85 年，第 331 －332 页。 ④《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咸丰五年三月二十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292 页。另外参见曾氏《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咸丰五年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六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291、294 页。 ⑤徐兆玮著，李向东等点校: 《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 1899 年 3 月 5 日) ，黄山书社，2010 年，第 37 页。 ⑥姚永概著，沈寂等标点: 《慎宜轩日记》( 光绪九年五月十二日) ，黄山书社，2010 年，第 125 页。 ⑦《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 ( 1899 年 3 月 22 日) ，第 43—44 页。 ⑧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九年三月二十日) ，第 117 页。 期间，他就要求弟弟搜集宋明乡贤欧阳修、文天祥、罗伦、罗钦顺等人的著作，以及当地乡绅的遗集。 从曾国藩等人的阅读史观察，显然科举制所规定的制艺条文无法框限其阅读范围，其大多数的阅读经验往往能自觉逸出科举的轨道，如果从反向加以思考，也许正是科举在八股外设有策问部分的考试对曾国藩从官以后的阅读兴趣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比如他长期对王朝制度史予以自觉关注，就不是八股制艺的拘束所能解释的现象。即使在与太平军厮杀搏斗最为激烈的军书旁午时刻，只要睡眠较好，曾国藩就会坚持阅读各种制度史文献，如有以下记载云: “近读杜佑《通典》，每日二卷，薄者三卷。”①在给弟弟的信中，曾氏特别强调研读经史文献中的制度史和经世之学部分的重要性。比如他强调读所谓“六书”，如两《通》 ( 杜氏《通典》、马氏《通考》) 、两《衍义》( 真德秀《大学衍义》与丘濬《大学衍义补》) 及清朝两《通》 ( 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 。他的评价是，“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②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到“经世之文如马贵与《文献通考》序二十四首，天文如丹元子之《步天歌》 ( 《文献通考》载之，《五礼通考》载之 ———原注，下同) ，地理如顾祖禹之州域形势叙 ( 见《方舆纪要》首数卷) ”，以上所选文七篇三种“皆当手抄熟读，互相背诵。”③ 他自己表示曾点校过《文献通考》中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刑制、舆地等门类。④ 有一次曾国藩明确表示，准备科举考试特别是“对策”部分时“不可太空”，他督促子纪鸿、侄纪瑞“可将《文献通考》序二十五篇读熟，限五十日读毕，终身受用不尽。”⑤ 这就是说，《文献通考》的阅读完全可以作为应付策问考试的内容加以准备。这样科考和制度史的训练就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而不仅仅是某种个人的业余兴趣爱好。 曾国藩有一段话颇能反映出他对泛读的一些预期设想，他先是以自警的语气说“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它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⑥表示自己受害于“无恒”的毛病。从表面上看这口气颇象是一种自责，但从字里行间揣摩，曾国藩的杂读泛览恰恰可能是其不拘一格地处理政事的重要学养基础，其政治生涯波谲云诡，有别于一般的庸官俗吏往往得力于此。 曾国藩类似的读书经验在其他士人的言谈中也时常会获得共鸣。徐兆玮曾引一个叫潘曾沂的学者的看法，认为对于初学作文的士子，有两种不同的教法，最终效果可能完全异样。“一种从时文中直通”，结果只能是“往往能取科名而不能作家书，甚至不能与亲戚尊长作恰好闲话”，以至于“叙寒温外著一语多失分寸。”就是因为攻读时文导致头脑僵化的缘故。另一种读书“由杂览而得，名曰横通，横通者必能为古文、工书札，善条教杂著，而时文亦无不能者。”他由此感叹说，“惜乎今人中有一等质美后生，徒以时文束缚之。时文一不通，其父兄遽令弃去不读书，不知尚有横通捷径，尽一室中书，恣其杂览，久之将由杂览而通之时文。”像顾炎武、全祖望这类大学者，就是最好的例子。⑦这番观点恰好能够验证颇好泛读杂览的曾国藩何以能成为晚清经世大儒的深层原因。 ①《致沅弟》( 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83 页。 ②《致沅弟》( 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93 页。 ③《谕纪泽》(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948 页。 ④《谕纪泽》( 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211 页。 ⑤《谕纪泽纪鸿》( 同治四年五月十一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260 页。 ⑥《致沅弟》( 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58 页。 ⑦《徐兆玮日记·剑心簃日记》，民国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 1925 年 8 月 14 日) ，第 2711 页。 3． 晚清事功群体的科举家教策略: 以左宗棠与曾国藩为中心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比较讲究事功的晚清士人群体之上，就会发现他们对待八股文的态度又有不同，左宗棠家信中就不时出现尖刻批评科举的言论，如说: “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能集事，尚有担当。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 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① 并申明这是从自身阅历所得，让儿子不必在意科举功名，“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②但同样在给儿子的另一封信中，他又会说出另一番相反的道理，比如他会说: “岂有读书人家子弟八股、试帖、小楷事事不如人而得为佳子弟者?”③ 又说: “时文为博科名救穷之具，亦既遵吾旨而习之，少有所得矣，独奈何没之乎?”④ 大意是时文既是一种进身之阶，也是一种学问的基础，这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乃是由当时的制度情境所规定的，不容个人有所选择，再有才华的人也必须经此之途，才能跃升至更高之境。 当儿子流露出“重经济而轻文章”的迹象时，左宗棠就会提醒说，“即八股文、排律诗，若要作得妥当，语语皆印心而出，亦一代可得几人? 一人可得几篇乎? 今之论者动谓人才之不及古昔由于八股误之，至以八股人才相诟病。我现在想寻几个八股人才与之讲求军政，学习吏事亦了不可得。间有一二曾由八股得科名者，其心思较之他人尚易入理，与之说几句《四书》，说几句 《大注》，即目前事物随时指点，是较未读书之人容易开悟许多。可见真作八股者必体玩书理，时有几句圣贤话头留在口边究是不同也。”⑤由此得出“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的结论。左宗棠的话大概包含以下几层意思，一是八股文的写作并不一定抑制个人才华，关键是揣摩研读一定要得法; 二是八股与经世学问之间不一定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 三是参加八股考试能否真有收获部分取决于个人的资质和悟性，不可一概而论。 参加科举考试是否就一定与少读书或不读书联系在一起，还是颇有疑问的。左宗棠一方面认为“过考日多，读书日少”⑥，另一方面又觉得，既然科举这一关必须要过，就要想办法多读有用之书，而且资质高的人完全可以做到两不相扰。他有如下看法: “只如八股一种，若作得精切妥惬亦极不易。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⑦曾国藩的看法是: “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他讥讽那些“鄙科名为粪土”的所谓“名士”，“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其实“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⑧ 这段话表面上好像是在为科举说话，实际上讲的是文章不分场合都要做好的硬道理。在他们的眼里，科名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只要利用的精妙，就会受益于这个制度。左宗棠亲自举例说明猎取科名与阅读有用之书的辩证关系: “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 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 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 当其未作官时，亦何尝不为科第之学，亦何尝以会试为事。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⑨ ①《与孝威》( 咸丰十一年正月二日) ，左宗棠著、林鸣凤等整理: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 年，第 20 页。 ②《与孝威》( 咸丰十一年二月三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1 页。 ③《与孝威》(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二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28 页。 ④《与孝威》( 咸丰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45 页。 ⑤《与孝威》( 同治二年正月六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67—68 页。 ⑥《与孝威》( 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53 页。 ⑦《与孝威》( 同治三年八月六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8—89 页。 ⑧《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96—97 页。 ⑨《与孝威》( 同治三年八月六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9 页。 左宗棠针对儿子厌弃科举，认为早得功名再读经世之书，人生须分两步走的自我设计提出质疑，并以自身经历为例，提醒他不要把科名与经世之学对立起来，也不要把图取科名与广泛读书这两件事做截然的切割，而是要尽量利用体制提供的条件，把两者进行协调统一，体现出湖湘之学的一种致用精神。曾国藩特别提及科举并非是一种无用的程序，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与经世安邦的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嘲笑六弟应试不第后发牢骚是志向太小，忧虑的格局太狭隘。理由是朝廷用制艺取士只是一种手段，表面上是“代圣贤立言”，最终是想让士人“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① 在大多数应试之人看来，科举中的八股写作纯粹是一种应试技巧，只要把笨功夫下到，过关并非难事。如有人就提出过以下建议云: “有暇则读熟选抄之闱墨二十篇，一切起承转合以及腔调皆仿之。科举本无真本领，亦从前习八股者多读程墨，致阅卷者只能阅其抑扬词藻，取科名甚容易也。”②安徽乡绅姚永概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感觉，他说: “时文无他道，一爽二清三醒四新，便造其极矣。句短则爽，不多堆字眼则清，多现题字则醒，多想意思则新。至截搭题，不过斗巧而已，岂其难哉。”③所以曾国藩特意强调弟弟们考科举时“万不可徒看考墨卷，汩没性灵。”要求“每日六课，不必其定作时文也。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将来“用力举业之时，亦于正业不相妨碍”。④ 可见他是把科举当成了附业，而把读时文之外的著作当作了 “正业”。既然是“附业”，那即使是应科举之业，也应当“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不然一挑半剔，意浅调卑，”即使获中科名，也会自惭文章浅薄不堪。他举自身的经历说，如果不是早得科名， “则数十年从事于吊渡映带之间，仍然一无所得”，岂不是见不得人?⑤ 左宗棠则主张把读书当作一种终身的修养，不应该强调因八股研习消磨精力，就把一切归罪于科举，相反可能还是一种磨练品质的好机会。对于一个有才华的人来说，并不在于他是否参加科举，而恰恰在于他是否真正愿意投入精力去研习有用的学问，这个过程与是否从事八股写作没有必然的联系。如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就说: “儿言欲早得科第，免留心帖括，得及早为有用之学。如其诚然，亦见志趣之不苟，然吾不能无疑。科第之学本无与于事业，然欲求有以取科第之具，则正自不易，非熟读经史必不能通达事理，非潜心玩索必不能体认入微。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真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明代及国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从八股出者乎?”⑥ 八股能够磨练心性，可能是当时人的共识，如姚永概就说自己常年研习时文，一旦停止就会觉得“此心遂荡，此气遂浮。人无功课以约束之，则言语行为皆放荡矣，可危哉”。⑦这就是说，八股虽有缺陷，还是个人的能力最有决定性意义。左宗棠说: “儿从师学时俗八股尚未有成，遽望以此弋取科第，所见差矣。至谓‘俟得科第后再读有用之书’，然则从前所读何书? 将来更读何书耶? 如果能熟精传注，则由此以窥圣贤蕴奥亦复非难。不然，则书自书，人自人，八股自八股，学问自学问，科第不可必得，而学业迄无所成，岂不可惜?”⑧“即尔会试之举亦可不急。读 ①《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39 页。 ②《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二日) ，第 140 页。 ③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八年十月十四日) ，第 95 页。 ④《致温弟沅弟》( 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80—81 页。 ⑤《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87 页。 ⑥《与孝威》(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2 页。 ⑦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七年七月十四日) ，第 16 页。 ⑧《与孝威》( 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九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92 页。 书养身，及时为自立之计。学问日进，不患无用着处。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① 说明左宗棠并不受科举考试程序的制约，而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广博地读书，后来其惊人的经世成就均与这种读书态度有关。 曾国藩亦说: “殊不知看书与考试全不相碍，彼不看书者，亦仍不利考如故也。我家诸弟此时无论考试之利不利，无论文章之工不工，总以看书为急。不然则年岁日长，科名无成，学问亦无一字可靠，将来求为塾师而不可得。或经或史或诗集文集，每日总宜看二十页。”② 读书与考科名不同，应该成为生活的常态。这也验证了科举不一定是一种绝对压抑人才的制度，可以为当事之人提供较大的选择和回旋余地。 曾国藩面对科举的态度是张弛有度，既不否认科举具有进阶官位和显耀门楣的功能，同时又不拘泥于八股考试的范围，而是力求有所兼顾。对于考科举的必要性，曾国藩当然有功利甚至是面子上的考量，如说: “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既入科场，恐诗文为同人及内外帘所笑，断不可不切实用功。”③甚至要求做足面子上的功夫: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撮体面话头”。认为这才是科名之要道，学问之捷径。④ 督促纪泽、纪鸿两个儿子购买《仁在堂全稿》和《柽华馆试帖》等八股范文选本悉心揣摩体会。⑤ 他的理由是“时文亦不必苦心孤诣去作，但常常作文，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 常用则细，不用则粗。”⑥ 作八股成了磨练性情的一个好路径。曾国藩与纪泽约定，自咸丰九年正月起，每月作四书文三篇，及诗赋论策等，由家信内封寄营中，亲自阅看。⑦另一方面，即便曾国藩对科举考试的督导相当严格，同时他要求作八股文，也须涵咏体察，不是照本宣科，死记硬背。比如当曾纪泽抱怨读《四书》无甚心得时，曾国藩回答说，就是读朱子语录也要虚心涵泳，切己体察。 曾氏还着意解读“涵泳”二字，作为读书领悟之法。他说: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言以意测之。曰: 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 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他的看法是“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他觉得纪泽“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这确是一般作八股文者的通病，所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⑧ 曾国藩相信，这套读书感悟的功夫若用到八股文写作中，照样能做的新奇不俗。为了缓解研习八股带来的压力，曾国藩还建议纪泽每三、八日作一篇大赋，数千字，几十字不等，或对或不对均无不可。表示“此事比之八股文略有意趣”。⑨ 关于八股的文体风格，曾国藩也有一番异于常人的看法，他把应试文字分为“揣摩之文” 和“气势之文”。以判定行文的高下之分。他说: “至于纯熟文字，极力揣摩固属切实工夫，然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在文章选择方面，曾国藩倒是并无偏见，把一些传世名文如贾谊《治安策》，贾山《至言》，司马迁《报任安书》，韩愈《原道》，柳宗元《封建论》，苏轼《上神宗书》与时文名家如黄淳耀、吕留良、袁枚、曹寅谷，以及墨卷如 ①《与孝威》( 同治三年六月十日) ，《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 85 页。 ②《禀父母》( 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十九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93 页。 ③《谕纪泽纪鸿》( 同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254 页。 ④《谕纪泽》( 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81 页。 ⑤《谕纪泽纪鸿》( 同治五年五月十一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260 页。 ⑥《谕纪泽》( 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527 页。 ⑦《谕纪泽》( 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51 页。 ⑧《谕纪泽》( 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09 页。 ⑨《谕纪泽》( 咸丰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437 页。 《墨选观止》、《乡墨精锐》中的文章并列论述，一起论定为“皆有最盛之气势”的好文章。做出如上区分后，他要求纪泽、纪鸿“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具体在行文上 “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余字，皆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杖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当然，按应试要求做“揣摩之文”还是必要的，只不过每月作五课揣摩之文，作一课气势之文。讲揣摩之文送科举业师审读，讲气势之文寄曾国藩批改。①这说明，制艺之学亦有高下之分，姚永概即觉制艺“见长有数种，得其一皆足以胜人: 一曰机局，谓结局当紧也; 一曰机气，谓气势昌沛也; 一曰机势，谓着笔得势也 ( 一篇有一篇之势，一股有一股之势) ; 一曰机调，谓极熟后有了上句便有下句也。”②其中提及的“机气”、“机势”似与曾国藩所言之“气势之文”相近。 故直到清末仍有人以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成功为例，说明科举不误人，而往往是人误科举而已，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在科举制度下历朝功臣名将纷纷辈出的历史现象。如王之春为皖抚时就曾评论: “国朝承前明之旧，向以制义取士，而名臣硕彦亦多出乎其中。近时中兴良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辈，成拨乱反正之功，赞旋乾转坤之治，亦无不由此进身，均卓然有所树立。自俗儒专尚揣摩，以声调章句为弋取科名之具，遂不免为世诟病。究之实浅学之有负科举，非科举之果误人才也。”③ 另一位乡绅持有相近的看法，可资印证。他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 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科名者，食禄之阶也，亦须计吾所业，将来不至尸位素餐，而后得科名而无愧。”④ “进德”和“修业”如何加以协调，如何摆正两者的关系，一直是应试者刻意追求的目标。实际上，科举之害在一般士子中已成人所共知的事实，只不过其作为进阶之术又不得不习，这就造成了心理上的极度紧张。姚永概一方面说: “时文之害不亦甚哉，敝人有益之精神，耗人难得之日月，以从事于四六股段之中，宇宙间多少当读之书、当做之事皆不暇顾，而徒逐逐焉为 ［惟］ 时文之是求，父母朋友之期望、得失欣喜之焦灼皆在是中。”⑤在另外一天的日记里，他又检讨自己的焦灼情绪，归结为“大抵近来每日只诵读制艺，得失之念旋起旋伏，总在人欲一边，全无读书穷理意思。所以一启口则悖戾，一举足则乖违，此心憧然，无时或息。因是立志，每夜必看理学书一二十页，涵养此心，庶几应事之间，差少过乎。时文虽近来切务，然一意在时文上，将为人根本反令失却，其得失为何如也。”⑥这是“修业”与“进德”不相协调引起焦虑的突出例子。 科举乃“食禄之阶”的看法在地方考生中相当普遍，朱峙三就认为， “寒士求出路在科举，予家夙贫，非如此求学不能弋取功名，为时人所轻视，不得谓科举害人也”。⑦ 这说明，应试之人把科举当作“求禄之阶”并不意味着要死读书，而并不排除从日常观察中获取见识。姚永概就曾说过有一次读制艺之余，立在门口观市面的情形，恰好父亲路过，他就教诲儿子说: “观市亦是学问，非徒观而已，可以知其地风俗人情，将来遇事，不致惑于胥吏之说，而心有把握矣。”⑧这个小例子说明应试者未必全都会走到书呆子这一路上去。 ①《谕纪泽纪鸿》( 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 1204—1205 页。 ②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十四年四月十六日) ，第 345 页。 ③王之春: 《复议新政疏 ( 节录) 》，璩鑫圭编: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 27 页。 ④《徐兆玮日记·己亥日记》，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二日 ( 1899 年 2 月 11 日) ，第 29 页。 ⑤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 102 页。 ⑥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 103 页。 ⑦《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附注”) ，第 83 页。 ⑧姚永概: 《慎宜轩日记》( 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 28 页。 四、 清末民初有关科举功能的再争议及其后果 1. 废止科举与学堂教育之得失的论辩 晚清从“改科举”到“废科举”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论辩过程，康有为最初在戊戌变法期间就已提出废八股改试策论的建议，康有为奏折上递后，光绪二十四年 ( 1898) 正月初六日的上谕基本接受了他的建议，准备废八股改试策论，但是张之洞上奏则称“今废时文者，恶八股之纤巧、苛琐、浮滥，不能阐发圣贤之义理也，非废四书、五经也。若不为定式，恐策论发题或杂采群经字句，或兼采经史他书，界限过宽，则为文者必至漫无遵守，徒骋词华。行之日久，必至不读四书、五经原文，背道忘本。此则圣教兴废、中华安危之关，非细故也。”① 张之洞的意思是科举改制可以废掉八股的形式，考试内容却并非要全部用策论取代，而应保留第二场经义的测试，只不过把它置于最后一场而已，这是个比较稳妥保守的想法，与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有很大区别。他举出欧阳修的例子做依据说，“欧阳修知谏院时，恶当时举人鄙恶剽盗全不晓事之弊，尝疏请改为三场分试随场而去之法，每场皆有去留，头场策合格者试二场，二场论合格者试三场。”只不过没说欧阳修其实主张的是以策论为第一场，实际与康有为的设想更为接近。他还举出朱熹的例子做挡箭牌: “朱子之拟兼他科目，犹今之特科经济六门也。欧阳修之欲以策论救诗赋，犹今之欲以中西经济救时文也。”② 张之洞上奏后光绪帝的态度随之有所改变，采取了折中的办法，仍保留了第一场的经义，只是放在了最后。谕旨称: “著照所拟，乡会试仍定为三场: 第一场试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 第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 第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两篇。头场按中额十倍录取，二场三倍录取，取者方许试次场，每场发榜一次，三场完竣，如额取中。至学政岁、科两考生、童，亦以此例推之，先试经古一场，专以史论、时务策发题，正场试《四书》义、《五经》义各一篇。礼部即通行各省，一体遵照。”③ 按照张之洞的变科举思路，应该比康有为废八股改策论的激进策略要保守许多，似乎科举只是在内容上略作调整，形式上可以基本维系不动。可是仅仅过了五年，情况就发生了剧烈变化。光绪二十九年二月，袁世凯和张之洞联名奏请递减科举名额，以便为新式学堂教育奠定基础。其陈述的理由是，学校教育应该与科举的选拔人才制度相互衔接， “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举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 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因为一些浮薄少年只从泛览翻译新书中粗略学习了些许西方的皮毛知识，就可骗取功名，学堂需要积累读书年限方能进境，所谓“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 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地方士绅因习惯于从基层传统资助科举的机构如宾兴公车组织中提供赞助考生的费用，也不愿意把钱财投入学堂建设。因此袁世凯等人建议“将各项考试取中之额，预计均分，按年递减。学政岁、科试分两科减尽，乡、会试分三科减尽。即以科场递减之额，酌量移作学堂取中之额”。目的是“俾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④ 这个思路虽然突转激进，但张之洞等人还是寄望于废科举之后的学堂能承担起原来科举教化社会的职责，比如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在《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中有所表白: “议者或 ①张之洞: 《妥议科举新章折》(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 ，《张之洞全集》第二册，第 1305 页。 ②张之洞、陈宝箴: 《会议科举新章并请酌改诗赋小楷试法疏》，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540 页。 ③礼部: 《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引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上谕”，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542 页。 ④袁世凯、张之洞: 《奏请递减科举》，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553—554 页。 虑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兹臣等现拟各学堂章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①然而过了两年之后，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首的六位封疆大吏却突然联名会奏要求立刻停废科举，联衔的名字中也包括张之洞，会奏中所陈述的废止科举理由显得有些耸人听闻，如说: “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数十年后，人才始盛。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尽管在停废科举后仍规定学堂: “定章于各项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核考，同记分数，共分言语、容止、行动、作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查，第其等差。”②但显然新式学堂的教育采取的是日趋专门化的路径，而且明确以培养人才为目的，而非以进仕官阶为旨归。 由此也可以看出，张之洞等主张废止科举的官僚最初仅仅看出科举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所暴露出的缺陷，并试图加以改进，并没有否定科举制度是一套相互依存的制度连环保障系统，这系统包括考试、教育、中央与基层官僚的选拔、身份分层管理、官僚的上下循环流动等等综合性的机制在同时发生作用。但是后来张之洞的思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断定教育的目的不是选拔官僚，而是培养专门人才，“选”与“举”可以相互分开，这明显受到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在变科举为学堂的过程中，开始狭隘地认为，只要把科举彻底废掉，移植其中一部分经义内容于学堂教学之中，就能根本解决科举存在的弊端。他并没有想到，科举的外延涉及的是一整套官僚选拔制度的兴废问题，学堂教育恰恰不具备原来科举制所拥有的“非教育”“非考试”的功能。 废止科举不仅是中国数百年教育体制的一大变动，更是中国人才选拔机制的一次重大转折，当时引起广泛争议也自在情理之中。支持的一方认为，科举的制度兼有教化和选举人才的双重功能，其后果是使应试之人常有觊觎官位之心，功利目的太强，不利于专门人才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如 1905 年《四川官报》上有一篇文章在对比“科举”与“学堂”之别时就说到“科举之为人材也在取，学堂之为人材也在养。故科举之为人材也，在计已成材之人; 学堂之为人材也，在计未成材之人”。所以改科举为学堂与改八股为策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前之改八股为策论者，改其名也; 今之改科举也，改其实也。”因为“八股改而为策论，其意仍在于取士，科举改而为学堂，其意乃在于养士。”八股改为策论后，并没有影响科举士子的进身之途，科举改为学堂后，毕业的学生虽然仍一度授予秀才举人之名，不过是相当于留学后取得了学士博士名号，以此指明某人具有何等学问，并非为他日获取官僚身份预做准备。故废科举兴学堂的本意， “专在培养有学问之人才以为用，并培养虽非政府所用之人亦有学问，而非为专求出身一部分之人改其方法。”这位作者的结论是，“我乃敢一言以断曰: 国家者，以教育为本也; 人者，以学问为本也。而用人与为人用，皆在其末。故今之办学堂者，宜营心于教育，而不可偏于有用人之心。今之入学堂者，宜究心于学问，而不可入于有求用之心。”③ 1902 年《新民丛报》上曾发表了一篇题为《科举宜速废论》的文章，主张速废科举的理由是“以各省学堂主其事者皆为科举中人，不去其进身之途，则彼犹挟其进身之学问，以为师范骄人之地，而督抚延聘教习，亦各有前辈资格之见，断不肯降格以求真学之儒。……试问堂中学生，勉习数年，而所得者仍是老辈翰林进士之学问，将来卒业时，于学生有何奇，于国家有何宜”。④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说，学堂胜于科举的地方正在于它阻断了“求学”与“进仕”之间的递进联系，只有“科”没有“举”， ①张百熙、荣庆、张之洞: 《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555 页。 ②《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舒新城编: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557 页。 ③佚名: 《论科举废后当研究之事》，《四川官报》，1905 年第 28 期，第 48—50 页。 ④佚名: 《科举宜速废论》，《新民丛报》，1902 年第 21 期，第 97—98 页。 “求学”未必“致用”，与“求仕”当官更无关系。“科举”为官僚体系输送人才的传统功能从此彻底消失。支持这类观点的人自然不在少数，早在 1901 年就有人对科举的选官职能提出质疑: “夫国家政事，士人不暇过问也，士人但求除去科举之害，而返而求实学。无论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但得一实在归路，并无心于为官也。今国家动以官事为心，岂士之所屑哉?”① 这是赞成学堂教育应该把“教化”与选材“进仕”的功能加以区分的例子。 与此相对立，反驳的声音同样不绝于耳。最重要的争议在于，学堂只提供教育却不顾及出身是否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出路，并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有人把“科举”与“学堂”的功能比较后发现，“科举”可以给考生以相当明确的仕途预期，而“学堂”只是提供一种学识身份，他说: “考科举有官生，而积学之士恒得大魁; 考学堂皆平等，而显者之后常列最优等。则科举无凭而可凭，学堂又有凭而不足凭。”这样就容易造成那些在学堂肄业“自负高才者，又争考优拔，则士之对于科举、学堂，不知其孰为有凭，孰为无凭，而又惴惴焉，深恐其有凭而终至无凭”。②这话的意思是科举提供明确的官阶出路和仕途设计，学堂教育则只是一纸文凭，无法保证学生的就业机会。这种身份的不确定感正是学堂教育无法解决的弊端，即作者所说的“无凭” 的感觉。而且学堂教育不可能提供一种类似士绅的身份感，正如陶希圣所言: “科举制度是消纳个个士大夫的一个出路，同时又是造成个个士大夫的一个进路。科举不中式的可以做士大夫，非科举出身的也可以做士大夫。不过科举中式的士大夫特别清贵堂皇一点。”③ 还有人从乡村底层社会民众的选择机会出发，为科举制进行辩护，其议论指出那些依赖科举摆脱贫困之人“自幼而从事于章句，使并此而废之，则乡村之间可以无一人读书，无一人识字，此非熟察下流社会者不能知也。夫我中国今日之所以不救者，正由此下流社会之读书者不多，而识字者希。使今日之下流社会益多不读书、不识字之人，则中国之亡可必矣。”④ 刘师培也曾断言: “学堂之制，便于绅士、富民，贫民鲜蒙其益，远不若科举之公。”其原因是一旦入公立私立学校，“入校肄业，莫不索费; 购书阅报，所费滋多”。导致乡野之民无力入学，只有富民子弟才有进学机会，结果必然是: “岂非科举之弊，作弊者仅数人，学校之弊，则所在皆然，较科举为尤甚? 其因有以为利者，则牧令援之以超升，绅耆因之以敛费，少数新党恃为糊口之资，富室子弟恃为进身之路。不独使昔日之儒生失业已也，即在下之民，亦以兴学之故，增加赋役。既吸其财，并妨其学。”⑤ 科举废除多年之后，在《甲寅》周刊上爆发了一场有关科举制利弊的激烈争论。事情缘由源自一篇署名《科举议》的文章。作者瞿宣颖开始反思废止科举的决定是否有些操之过急，他认为: “晚清群议，主废科举，特虑其与学校相妨，顺时通变，固有其由，因噎废食，抑又已甚。”并在文章中列举了科举制的诸多优点。⑥这种辩护论调招致多人撰文批评。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即认为，中国教化人才的制度向专门化教育的目标迈进乃是大势所趋。如罗敦伟的反驳意见就认为“今世论政异乎昔时，古者重在治人，今时重在治事。治人则术可一通，治事则千岐万别。”他举例说: “且如铁道管理、清理财政、整理监狱一类之政，更非自文字可测其浅深。今世论学，亦非文字所能效命。如数学也，物理也，化学也，工程学也，电学也，文字纵不明通，无妨学有根柢。即社会科学中，如国际公私法、外交史、政治制度宪法之类，亦非仅凭文字 ①佚名: 《开学堂变科举急不可缓说》，《北京新闻汇报》，1901 年 5 月 16 日，第 1007 页。 ②佚名: 《科举与学堂之比较》，《华商联合报》，1909 年第 9 期，第 121—122 页。 ③陶希圣: 《科举制度的意义———并涉及士大夫身分成立的基因》， 《春潮》 ( 上海) ，1929 年第 1 卷第 3 期，第 48 页。 ④杜士珍: 《论今日之不可以废科举易服色》，《新世界学报》，1903 年第 12 期，第 13 页。 ⑤刘师培: 《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万仕国、刘禾校注: 《天义·衡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143 页。 ⑥瞿宣颖: 《科举议》，《甲寅》周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二号，第 15—19 页。 所能阐发。”①紧接其后的范育士也撰文说: “吾国旧习，学者重理论而不务实际，尚空谈而不切应用。处今日物质文明竞争之世，凡百学科，各有专才。通文学者，未必长于政治经济; 精于工艺制作者，不尽文字皆有可观。倘专以文字核其实学，则技艺专精者难以当选。行见学非所用，用非所学。”范育士认还为，古人并非没有选拔专门之学的人才机制，比如“古者明经进士之外，原有诸科，所以待不齐之品汇”。只不过对管理国家政治的人才选拔走的是另外一种路径。这条路径必须通过文字的测试才能达成目的。“政治之为物，本为专习，非尽人所能操弄，自非博通古今之故能抗言尽论。穷理树义者，无由厕身其间。以言取人，道固宜然，实初设科举所以求问政之才，所以使国人之俊异者，得以自进而与闻国政，非但与充官吏。故中式之士，首宜以之处议士之位，次乃以之任官。”②范育士坚持科举制不是一种复制拙劣人才的教育制度，其利弊也不在于传授的知识是否专门抑或抽象，关键在于科举更是一套选拔国家管理人员的优良机制，对此不应视而不见。范育士的这个观点在科举制是否具有西方民主选举因素的讨论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如果暂时撇开这场争议到底孰是孰非不谈，只对科举废止后学堂转型的实况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基层社会中诸多不适应科举变学堂改革的现象纷纷开始出现。有人就警告说: “近日，各处学堂凡鼓箧而来者，其趋向所在，大抵冀幸毕业后可以充教员，博奖励，一若所习学科，不过为他日谋生之藉、猎名之津，而于立身之大节，经国之远怀，娇娇自勉者，殊难骤遇。此无论挟苟简之意，科学未能精研，即程度甚优，欲其担荷事任，终不可恃。”③ 科举废除之后学堂呈现出的乱象，时人均有大量描写，如徐兆玮就曾记载家乡常熟一带开设学堂的情形时说: “新旧纷争，士风日坏”，其表现是，“其始谋占宾兴校士公款，而有殴辱学务公所职员之事。……其所办之师范学堂腐败达于极点，学生有轮替听讲者，有经月告假者，有已斥退而复入者，讲堂之上笑语喧哗，总理不敢询，教习不敢诘”。④ 在比科举废除前后的情况时说: “科举勃兴时代，诸老有提倡旧学者居然肄习文史，以为揣摩。己丑迄甲午，在都时同人谈宴，类多彬彬儒雅，今则文史榛芜矣。东西洋游学者一得进身，即尽弃所学，肆口妄谈，毫无根据。试问农、工、商、法科之举人、进士满街皆是，有能撰著一书阐明所得者乎? 偶有一人得志，则群思步其后尘，狗苟蝇营，腼然不知羞耻。”⑤ 又谈到科举选拔出的京官“多清苦，然食贫自守，无奔竞之习，今则河润愈多，钻营愈亟。人心世道，我为兹惧。科举出身者十有七八知廉耻，留学出身者十有七八忘廉耻，此亦京师风气败坏之一大原因也”。⑥ 说到科举改学堂后人文素质急剧降低的情况，徐兆玮引《时报》新闻举例说，某商校教员误把“颛臾”写成“颛叟”，某法政学堂教员讲孔子任职的鲁司寇官职误读成鲁司冠，一时传为笑谈。还有人戏撰一联加以讥讽云: “孔子为司冠，可怜法政学堂偏要讲二千年前故事; 季氏伐颛叟，此等商科教习还不如三家村里先生。”⑦ 师范学校的乱象，时人也多有记录，如朱峙三就说，武汉地区的师范教育“教习缺乏日本文，仅识得片假名、平假名而已”。其中一位姓阮的堂长在东京仅学习了半年， “其空洞之教育学实无用也。”于是感叹“日本文化贩自欧美，中国则转而贩买之，所得几何耶?”⑧ 又记载一 ① 罗敦伟: 《科举》其一，《甲寅》周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五号，第 22 页。 ② 范育士: 《科举》其二，《甲寅》周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五号，第 23 页。 ③赵启霖: 《请建四川宋四先生祠公牍》，易孟醇校点: 《赵启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42 页。 ④《徐兆玮日记·燕台日记》，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 ( 1906 年 11 月 21 日) ，第 730 页。 ⑤《徐兆玮日记·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六月十二日 ( 1911 年 7 月 7 日) ，第 1161 页。 ⑥《徐兆玮日记·棣秋馆日记》，宣统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 1911 年 7 月 22 日) ，第 1168 页。 ⑦《徐兆玮日记·虹隐楼日记》，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 1911 年 1 月 13 日) ，第 1142 页。 ⑧《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四日) ，第 171 页。 学堂名为金华祝的教习，日本速成师范学校毕业。“颇会讲解，学问似无根底，以杂事牵引，使听者忘倦，盖迎合学生心理者也”。①甚至两湖书院出试题时，题目不知出自何典。如有一题曰 “司马温公九分人论”，这道题连监场者和教务长都不知题旨。他描写教务长询及题旨的窘态: “众询题旨，彼立思三分钟时乃答云，司马温公这个人，是常见面的，不过九分人难得一点。又思半晌无所言，众人詈之。”② 有意思的是，为了响应朝廷科举变学堂的敕令，地方学堂的兴办多由当地士绅自行发起，地方官常常不闻不问。最终绅士的身份也恰恰是因为学堂日益兴盛而被彻底埋葬的。如苏州兴学即由开明士绅发动，私塾废止改为小学堂，因缺乏师资，科举出身的翰林进士们知识积累老派陈旧，无法承担新知的教学，于是地方上就派遣十余位青年到日本学习师范，回来充当小学教师。日本有所谓速成法政学校、师范学校，一年即可毕业，拿一张文凭，回国就可以当上学堂教师。甚至留学日本可以不通日语，日本人可以帮助雇用翻译人员，老师一面讲解，翻译就站在旁边解说。各地还纷纷设立“师范讲习所”，请日本学习回来的青年教那些失业的私塾先生，以便他们受训后成为新的小学师资。这就闹出了不少笑话，据包天笑的回忆，苏州的师范传习所成立以后，原来的私塾先生大多年事已高，年龄多在花甲开外，苍髯白发。从日本学习归来的青年大都不过二十岁左右，从辈分上讲，这些老学生不仅是尊长，甚至要高出两辈。一位青年看了一张传习所报名的单子摇头说自己不能教，问及原因，他说: “里面有一位教过我书的老师，我甚顽劣，他打过我手心，我今却来教他，太难堪了!”主事者无法，只好把这位老先生调到另外一个传习所去了。③类似这种身份错位的事情时有发生，说明在科举变学堂的转型过程中，选官进仕的一路已经被堵死，表面上学堂毕业的学生职业选择趋于多样化，但科举制度原先润育基层人文教化的这部分功能确实在逐步流失。 2. 科举制与西方代议民主制的异同 从前述的一些争议可以得知，科举制本身的作用并不能仅仅概括成一个单纯的教育制度，科举还是选官入仕的重要渠道。因此当改科举为学堂后，原来所具备的选官职能随之丧失，这就意味着中国延续数百年的官僚选拔制度已经被彻底终结，学堂教育从此缩窄为一种职业化的专门技能训练，学生毕业后的身份与官场脱节，失去了从政的奋斗目标。这种转变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巨大争议。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也曾引起讨论，即科举制既然包含着“选举”的涵义，那么，它与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呢? 或者说两者存在什么样的异同关系呢? 据有些学者的意见，科举制在西方人的眼里早已具备了一种韦伯所说的“消极的民主化”( passive democratization) 的迹象。因为科举制自始便兼涵一种地方代表性，各地“孝廉”或 “进士”往往在政府中为自己地方的利害说话。这当然谈不上是代议制，却不能否认科举制有时也发挥了一点间接的代议功能。④这样的表述显得颇为谨慎，生怕有套用西方概念硬性解释中国历史之嫌。 也就是在科举制废止之后不过数年，当年积极主张废除科举的一些改革名流就已流露出反悔之意，梁启超就在一篇文章中大谈科举是个好东西，主张恢复其选官的功能。他说: “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昔美国用选举官吏之制，不胜其弊。及一八九三年，始改用此种实验，美人颂为政治上一新纪元。而德国、日本行之大效，抑更章章也。世界万国中，行此法最早者莫如我，此法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 ①《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初三日) ，第 197 页。 ②《朱峙三日记 ( 1893—1919) 》(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第 182 页。 3包天笑: 《钏影楼回忆录》，三晋出版社，2014 年，第 184 页。 4余英时: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中国文化史通释》，第 217 页。 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 ( 自唐以后，中国无复门第限人，科举之赐也) 。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此法之造于我国也大矣。人方拾吾之唾余以自夸耀，我乃惩末流之弊，因噎以废食，其不智抑甚矣。吾故悍然曰: 复科举便!”① 在近现代有关科举功用的讨论中，早就有科举近似于西方民主制的说法，如雷震翻译的 Paul F． Cressey 所写的《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一文中就强调科举“富于民主性质( Democratic nature) ”② 在《甲寅》杂志关于科举制优劣的辩论中，瞿宣颖也是首先厘清“科举”具有教化和选举的双重内涵，他说: “况科举二字，本非可恶之名。科者，分科; 举者，选举。选举之后，试以文字。科举非他，此之谓也。投票而选，谓曰票选，不闻被以丑戾之称。”表示科举制“涵蕴至精，沿革至富。”瞿宣颖认为: “古人定考试之法，盖所以济选举之弊，因相辅以并行。汉制州郡举茂才孝廉，口二十万人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实类于今时之票选议士，选举以考行。”③ 科举制具备选举职能的说法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被重新提出，与当时国民政府在政治选举中所呈露的衰败之相密切相关，比如何永佶发表《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文章开首提到 “年来‘选灾’起因于我们尚未懂得从前中国的选举代议制度”。所谓“选灾”就特指 1948 年 3 月 29 日至 5 月 1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实现所谓“还政于民”，造成极大混乱。被时人称在天灾、旱灾、水灾、蝗灾、兵灾之上，又有“选灾”。为了反省这次选举失败的教训，何永佶建议从古代的科举制度中寻找灵感。在他看来，中国的考试制度除了考试官吏之外，还有别的作用，这便是“代议”，即政治上的代议 ( Ｒepresentation) 作用，考试的作用反居次要。何永佶认为，中国二十多个省，每省都有一定的额度，每个地区的定额不是根据文化程度的高低，而是根据户籍的多寡而定，这一点就带有西方根据人口多寡确定某地代议人员名额的味道。士人中举后马上成为乡村中的领袖人物，公家提供“廪”金资助，可以不耕田或做生意维持生活，主导村里的公益事业解决纠纷，和县知事打交道，说不定县知事就是他在同一会试中中举的“同年”。这些人遍布全国，构成庞大的关系网络，比较容易相互沟通。绅士与县知事谈及乡村状况时，那村子里的痛苦、愿望、意见、需要及其他事务，都可以经绅士上达到县知事一层。每年京师派到各省监考的“学台”，负有巡察民情的责任，县知事说不定就是他的学生，在宴会、拜谒、请安、应酬的活动中，地方舆情就可以上达学台，由学台带到京师，地方情形又可直达皇帝。何氏所设计的科举代议路线图明显带有臆测和想象的性质，不能与科举制的真实情形完全对等衔接。不过经过他的描述，科举制及其衍生而成的士绅阶层在乡间的作用还是很鲜活地浮现出来了。他有一段话专门比较中国代议与西方代议之间的区别。其中对美国民主的评论可谓一语中的，如说美国式选举是一部很花钱的机器，美国差不多“没有一天没有选举，这选举的竞选费、宣传费、雇用人员费等是很可观的。”与美国相比，中国是个穷国家，只有用穷国家的办法，考试制度是一部不花公家多少钱而能多多少少达到代议目的的一部机器。他把中国与西方代议制的区别比喻为“茶馆”和“俱乐部”， “俱乐部”要交会员费，用“俱乐部”代替“茶馆”相当于与外国人比阔。④ 针对科举具有“代议”功能的说法，林志纯反驳说，所谓中国的选举制度，其唯一的意义 ①梁启超: 《饮冰室文集》卷 23 《官制与官规》，林志钧编: 《饮冰室合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8 年，第68 页。 ②Paul F． Cressey: 《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发展上之影响》，雷震译，《广西留平学会学报》，1931 年第 12、13 期合刊，第 27—34 页。 3瞿宣颖: 《科举议》，《甲寅》周刊，1925 年第一卷第二号，第 15—16 页。 4何永佶: 《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1948 年第 4 卷第 11 期，第 5 －7 页。 只是统治者选择佐治的人物，和“代议制度”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新选举是仿效各国代议制度而生的，是西洋货，旧选举是历代取士官人之法，是中国货”。针对考取功名之人大部分没有作官而是在地方上做绅士的观点，林志纯认为统治者基本上是选多用少，选而未用的，只不过储才备用，不是预拟他们被选拔留在地方上做代议士的。至于清代考功名的大多数得不到官做，是因为科举取士以后，儒吏分为二途，“考取的为儒而不为吏，小官不愿做，大官没分做，那只好闲散在乡，等待机会了。所以科举完全是取士官人的制度，并没有‘代议’的作用。”① 对于何永佶视中国为穷国，科举制运行下的“代议制”成本较低的说法，吴晗反驳说，从民众负担的角度看，科举制的成本并不低。他认为皇家政权征收的实物地役和劳力地租以及商税和多种苛捐杂税非常沉重，并举洪武二十四年的岁入为例加以说明。但吴晗似乎没有意识到，科举的大部分经费是由地方民间机构提供的，如散布各地的族田、学田和宾兴会等组织都是支撑科举制度运行费用的重要来源，吴晗还认为，进士们作了官就心满意足了，既不代也不议，这显然没有把最多数基层士绅的民间协调作用考虑在内。② 梁国冠的文章并不同意吴晗把士子与贫民对立起来的预设，而是注意到大多数士子都是从平民出身而来。即使得了功名，相当一部分人也是居处乡间，其地位比普通人高，而其家庭仍属于平民或贫农，他们当然仍旧为自己出身的阶层着想。他们对政治上的意见多唯地方绅士的马首是瞻，他的结论是: “士子们是人民中的秀杰，他们得了功名，更获得地方人的尊敬、信仰，他们说的话，除了纯粹以个人利益或维护皇权为出发点者外，自然很容易获得地方人的赞同、附和。那末，他们发表的意见 ( 以个人利益及维护皇权为出发点的自然除外) 即说是代表地方人的意见，也不为过。”③ 当然，关于科举制到底是否是一种代议制度的争论不可能得出什么一致的结论。但有一点确定无疑，那就是科举制的废除直接导致了士绅阶层的彻底消失。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士绅在基层乡村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冲击。最后不但士绅阶层趋于消失，就连“绅”这个传统社会中备受尊敬的身份名号，最终也遭到取缔。“绅”的名称意义，“表现封建制度之色彩最为浓厚，最古如缙绅则代表世家，明、清如绅衿则代表科举。今世家久废，科举亦停，绅于何有? 且自绅字与劣字相属成词，尤使人有无绅不劣之印象，与者固属失礼，受者讵非自弃?”所以要求用“地方公民”这个新名词替代旧式“绅”的说法。④“士绅”消失以后，中国的乡村社会从此缺少了一个沟通上层官僚和底层民众关系的重要中介。 结 论 本文的目的在于揭示科举制被近代妖魔化的历史成因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后果。科举制度在创设之初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而是一种官僚人才的选拔机制，与现代意义上的专门人才遴选程序完全不同，随着其内涵和体制在技术控制细节方面的不断完善，科举制又增加了多重功能，即官僚与士绅身份在中央政府、地方中层机构和基层乡村社会等不同空间层次中的合理配置，官僚与士绅人才上下有序的不断流动; 士绅阶层在乡村治理中的代议作用等等。这些功能相互之间合理有效的均衡搭配，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面治理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晚清以来的废科运动首先从妖魔化科举的内容设置开始，故意把科举制度缩窄描摹成等同于 ①林志纯: 《科举、选举与中国式的民主———与何永佶先生论“中国式的代议制度”》， 《观察》，1948 年第 4 卷第 13 期，第 7 页。 ②吴晗: 《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观察》，1948 年第 4 卷第 14 期，第 5—8 页。 3梁国冠: 《科举与代议制度》，《真善美》月刊 ( 广州) ，1948 年第 2 期，第 12 页。 4《徐兆玮日记·丛书草堂日记》，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 1934 年 1 月 31 日) ，第 3704 页。 八股时文的考试流程，夸大了八股初场应试对士阶层发挥聪明才智所具有的阻抑作用，进而把八股文的长年研习视为国弱民穷变革受阻的罪魁祸首，严重贬低了科举制度在官僚选拔、人才流动和地方公义等方面所具有的突出贡献。 本文从阅读史的角度揭示出，八股时文的研习虽是进阶中层以上官僚身份的必由之路，由于考取名额的数量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有可能摈除掉一大批有才华的精英士人，使他们终身不得其门而入，然而作为经过上千年检验的人材选拔机制，科举制绝不是仅仅通过八股测试考生对古典知识的掌握情况，而是还通过策问等形式考察士人对具体“经世”问题的熟悉程度。尽管自明代以来批评科举的言论始终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制仍然在频繁的追骂声中蕴育出相当数量的治国英才和卓异之士。凭借他们的才华，历代王朝的统治体系才得以有效地进行运作。 本文的目的还在于，尽量摆脱晚清以来改革群体对科举制批判所造成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出于变革的目的有意妖魔化科举功能的倾向，而把科举制置于王朝与地方治理的脉络下重新加以审视。我们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诞生往往一味模仿西方专门化的职业教育模式，摒弃了由“学”选“官”的传统思路，大大贬低了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所具有的人文与经世训练并重的双重职能，导致士绅阶层的彻底消亡，乡村中的日常生活因缺乏士绅这样的载体做依托而日益变得粗陋不堪，中国式的“代议”现象也自然在乡村中消失殆尽，想起来至今仍让人扼腕叹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