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豁然开朗 在去澳大利亚之前，我借助互联网联系了当地一些印度社团，在2000年1月到达悉尼后，我立即开始了实地调查。在头一年里，我调查的是我自己勾画的那个无形的“流散于国外的空间”，我试图了解印度专业人士是通过什么交流手段和跨国网络来改造、维持这一空间的。我强迫被访者回答：“您感觉自己是印度人、或者澳大利亚人、或两者都是、抑或其他？”大多数的被访者都非常礼貌，努力想一些说辞来给我一个答案。但是有一天一位在悉尼开IT培训班的印度人，可能实在受不了了，对我说他那天感冒，不能帮忙，问我能不能问些简单一点的问题。我也感到自己的调查既费劲又无趣。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更不知道怎么去找出路。我一度反而认为，当今的民族志就是要非结构、反系统，所以我的迷惑和被调查者的尴尬可能都是常态，要咬牙坚持，就可能取得真经。 在折腾了一年多之后，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我疲惫至极，到悉尼港湾边散步。我的脑子早已经是浆糊一桶，无力思考如何造词遣句来描述“流散在国外的空间”是如何多面的、多层的、多彩的……我任由被采访者的故事在脑海中回放，放手让感觉带着我走。我忽然在眼前看到了一束光芒。印度专业人士中那些从业IT的职业人士，他们如何通过中介来到澳大利亚，如何找工作，丢了工作之后又怎么办的故事，即所谓的“猎身”过程，突然浮现出来。这个流动不完全是个人行为，而是被在印度的劳务公司(“劳力行”)招聘，在名义上和该劳务公司形成雇佣关系，而后该公司通过和在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通常也为印度人所开，也被成为“劳力行”)的合作，把人派到澳大利亚来；来了以后，澳大利亚的劳务公司与那个印度人形成名义上的雇佣关系，但是把他(她)发包到其他IT公司工作，并从工人的工资里抽头作为利润）真正的IT公司给这个印度人提供工作，但是不形成劳务关系。这样，IT公司可以随时解雇工人，从而使高度灵活和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可能。这些故事有棱有角，相当厚重。我立刻赶回住处将所有的调查笔记重读了一遍。到晚饭时我即做出决定：将我的研究焦点转向IT职业人员的流动，尤其是他们的劳力输出过程。这几乎完全偏离了我原来的题目。我当时猛然决定要这么跳跃基本上是凭直觉。我不知道新的关注点会有什么理论含义，我只是觉得我不能再自欺欺人踌躇于“流散于国外的空间”；劳力输出的过程显得非常丰厚真实，我感觉我能用手指触摸。我无法抗拒。 一旦我把焦点转到“猎身”上面，我和我的被调查者们——现在被明确界定为IT工人——的日子都变得好过多了。对于我的被访者们而言，“猎身”中的种种问题正是年轻的印度IT人关心的问题，我甚至都用不着问，他们自己会跑来跟我讲故事！如何找工作、如何和“劳力行”打交道，正是他们想和我讨论的！我和IT工人之间的关系是完全透明的。我就是一个为了获得学位而迫切需要他们帮助的学生。与工人们讨论时，我也如实的表达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这并没有扭曲他们的观点和行为，反而非常有效地帮助我更好的理解他们。比如我经常告诉他们，他们的劳力行担保人的一些解释和要求不合乎法律，我也鼓励工人们起诉那些违约的劳力行担保人。我的劝告越直率越积极，工人们的反映也就越诚实越直接。他们会详细和我讨论可行性，或者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觉得行不通。这使我细致地了解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一个特定的局势、是怎么计算的。这也让我意识到，信息和理性分析根本不是他们做决定的关键基础，重要的是他们所直接身处的那个社会场景。比如，工人与劳力行担保人之间的关系在印度被定义为“朋友”关系，劳力行担保人通常和在悉尼的印度人社团的领袖人物有特殊关系，以及工人之间互相猜忌等等，都影响工人的行为倾向。“猎身”的研究重点把我和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所有的人关系都一样近；相反，所谓拉近、所谓进入(群体)，意味着我看到了其群体内部的复杂关系。而只有当我们看清这些复杂关系，根据其内部关系而建立我和他们的联系，把自己化为其既定结构的一部分，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进入了这个群体。 但是“猎身”决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放开讨论、完全透明的话题。因为打政策的擦边球是猎身运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具有敏感性。在这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比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更容易赢得调查对象的信任。我来自中国，又和任何“西方”国家没有实际关系，我的调查对象信任我不会对他们的行为轻易形成道德判断，而对他们的动机会有更同情的理解。我的印度IT朋友在谈及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规划时，往往将我与他们划为同一类人，他们经常不由自主地说“咱们印度人和中国人……”我可以毫无顾忌的和五个印度同伴以及无数的蟑螂一起睡在地板上(主要是在悉尼；在海德拉巴的居住环境则要好得多)；我的印度同伴也毫无顾忌让我这么做。我对他们的许多日常感受——比如在为钱担心的同时又想显示慷慨大方——有很自然的同情理解。如前所述，我选择印度移民作为研究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与我有足够的差异，以使得我可以符合正统（西方）人类学的要求；然而我却发现，至少对我的实地调查而言，被访者与我之间的共性比我们之间差异性更为重要。显然，我们的共性不在于文化，而在于我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我以为对调查对象这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位置的体察是至关重要的。 当我卸下原来要挤进西方主流文献的思想包袱，把研究主题集中在猎身上，我以前收集过的那些数据也获得了新生。甚至我由于预算限制而来澳大利亚的决定，这时候也变成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在1999年后期和2000年，大量印度IT职业人士被猎身到澳大利亚，以至于当地IT业界把这段时间戏称为“印度之夏”(印度之夏是英语中的一个固定词组，指九月初秋的燥热天气)。但是我发现很多印度IT工人只是将澳大利亚当作是前往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业的一个跳板。然而，从2001年早期开始的IT经济衰退和不久后的高新经济在股市上的崩盘，迫使很多IT工人从美国移居到澳大利亚，以寻求更加稳定的工作和澳大利亚的永久居住权。这样，无论是就IT工人的移民轨迹来看，还是就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而言，澳大利亚都是“半边缘”的国家；与在世界“中心”（的美国）相比，我在这里能看到更加丰富的流动和社会关系，从而为全球性的观察提供了更好的视角。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我豁然开朗？为什么对“猎身”的关注会有这样的效果？现在回过头来想，这里有两个立场的问题。首先有一个社会立场或者政治立场的问题。我对“散居者空间”感兴趣，完全是因为跟风，跟欧美学院人类学之风，我的调查对象凭什么要对这个议题感兴趣？我的苦闷是我的活该。而猎身是一个真实问题。尽管它在学术流行风之外，但是对我的调查对象来说，这个问题需要分析、需要解释、需要应对。其次有一个学术立场的问题。我在国内装模作样学一点人类学，读得懂就读一点，读不懂就放一边，我埋头做浙江村的调查(1992-1998)，心里想的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至少是发展问题。人类学是个帮助我把这些问题想透的调查和分析方法。到了牛津，因为要“取经”，读不懂的也要硬读，这才发现“正统”的人类学原来关心人类的“真实”经验和心态，要达成超越文化的理解。我发现很多来自西方的同学对人类学的兴趣，是由于童年的际遇而对其它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好奇。我觉得我应该要挤进这个正规军。“散居者空间”云云正是针对我对人类学的这一理解而提出要研究印度侨民的生活经验、感觉、想象、认同……但这是一个从本本里抠字眼抠出来的问题。当我把工具当作了供奉的对象，把手段当作目标，把真实的社会问题化解为难以捉摸的“经验”，我原来喜爱的人类学就变成了一个谜团。 我当然不是反对人类学关注日常经验。人类学的基本精神正是要和抽象的概念保持距离，从固定的思维模式中跳出来，从研究对象的真实经验出发。但是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关注、理解“真实经验”。在早期，人类学倾向于把经验等同于整体的生活世界，吃什么穿什么，一天到晚干什么都是传统民族志的重要部分。早期的人类学者这么做，一方面由于他们对一些基本情况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由于殖民主义学者居高临下、猎奇的眼光，把边缘社会当作一个物种研究。但是在今天，这样的研究取向没有太大价值。它在方法上、在理论创新上、在社会批判上都面临很多问题。全球猎身当然是由一系列的活生生的经验构成的，而且作为一个非正规、随时变动的劳动力管理系统，它必须要通过对日常行为的细致观察才能理解。然而，猎身不是随机的、完全“自然”的经验。它是是应对一系列大的制度背景（诸如劳动力管制、移民控制和全球IT产业的变化等）而出现的；它靠一系列不同的行动者共同行动而维持；其内部充满着不确定和矛盾，行动者必须时刻观察、计算，以做成及时的反应。这样，当我明确了我的基本关怀，明确了制度分析的对象(猎身)，原来分散的、看似无关的现象一下子就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联系又是很真实的(不是诠释意义上)的联系。总之，我之所以在此刻豁然开朗是因为我又回到了现实，抛弃了学科崇拜，重新让真实问题牵着我走。 到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时，我搬了3次家、一共和13个印度IT工人合住过。很多泰卢固和泰米尔工人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乌代(Uday)、阿肖克(Ashok)、拉詹(Rajan)和维努西(Venush)（为了保护所有被采访者的个人隐私，本书中不使用真实姓名）。我一共访谈了124位印度专业人士（绝大部分是男性；他们或者单身，或者已婚却独自在悉尼）和25个在澳大利亚的机构（包括公司，专业性组织，大学和政府部门。访谈是开放式的，每次访谈耗时一至两个小时，主要在被访者的住所进行；许多受访者都被采访过不止一次。 在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猎身之后，我就注意到来自印度南部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泰卢固群体。他们在IT专业人士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根据安得拉邦财政与计划部1999年的资料，在1990年代末，分布在全世界的印度IT职业人士中，有23%来自该邦。但是在猎身的日常业务中，是不是泰卢固人并不显得重要，是不是印度人则变得很重要的。换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在国度层次上的认同和以此为基础而建立的网络。我在海德拉巴（安得拉邦的首府）进行实地调查期间，与我同住的IT人里没有一个是泰卢固人，甚至无人来自安得拉邦。由于海德拉巴在全球猎身体系中的地位，海德拉巴现在成为南印度年轻IT人聚集的一个中心。所以，对于这项研究，泰卢固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们任何特殊的“文化”特质，而是因为他们构成了反映印度IT人群的、最具代表性的样本。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并没有着力划分出泰卢固人与其它印度IT人之间的界限，没有把泰卢固人的文化特殊性当作一个单独题目来考查。我关注的是制度安排，泰卢固社会的种种特殊风俗和观念被看作是呈现制度安排的具体场景。我在书中也解释了为什么特别多的泰卢固人成为IT技术人员，这主要是一系列历史和社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什么区域文化。我们需要分析的正是，这些偶然性中如何蕴含了制度和结构的作用。 印度海阔天空 我2001年6月我离开悉尼，前往海德拉巴。途中我特意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停留，访谈了在那里的几个泰卢固IT专业人士。既不同于悉尼，也不同于海德拉巴，吉隆坡代表了全球猎身体系中在另一个层次上的节点(见第七章)。因此，逗留的时间虽短，吉隆坡的调查大大丰富了我的民族志。在海德拉巴，我和通过乌代介绍的一群单身IT技术人员住在一起。通过这些朋友的介绍，又根据在网上发现的信息，我在海德拉巴详细访谈了43个IT人士。和在澳大利亚一样，我的访谈对象中男性占大多数。他们有的雄心勃勃要出国发展、有的在当地事业蒸蒸日上、也有的长期失业、专业逛街。我也走访了不少他们所就职的IT咨询公司（劳力行），政府官员和学者。我又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在安得拉邦沿岸的西戈达瓦里（West Godavari）地区的两个镇、三个乡村之间穿梭调查。这一地区是大量的IT专业人士的家乡。我去那里当然不是要找他们——他们很少留在小城镇或者农村——而是要考查这个群体的历史社会背景。 2001年9月11日，急性肝炎击倒了我。在海德拉巴的公立医院非常拥挤，我根本无法住院；而大多数私人医院是由印度归侨或者由滞留海外的印度侨民投资开办，专门服务于诸如IT专业人士之类的高收入的群体，自称提供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当然也按国际标准要价，我付不起。看到自己成为这个私有化浪潮中不平等全球化发展格局下的受害者，有病不得治，我不禁泪湿衣裳。我在新德里的朋友塔希尼姆·帕塔普里(Tasnim Partapuri)伸出了援助之手。她的姐姐、姐夫侯赛因夫妇都是医生，在德里著名的圣·史第风森(Sant Stephens)医院工作，她和他们住在医院后院的职工宿舍里，她让我立刻去德里住到他们家，这样我也算是“住院”，可以通过她姐姐、姐夫得到治疗，又不用交住院费。想到在中国人们对有传染病者躲之不及的情形，我真是感动不已。当全世界都在围绕着纽约的轰炸而忙乱时，我以(美元)极低的汇率把身边仅存的美元换成卢比，搭机去往德里。蒙承希尼姆和她一家人的照顾，我的病痛反而变成了一次愉快的休整。在他们家我也终于有闲暇通过印度媒体的报道收集到了相当多的二手信息。 尽管有疾病的困扰，我在印度的这段时间却是整个研究过程中最兴奋、效率最高的部分。我简直觉得有神力相助，我所感兴趣的、关心的事情几乎在海德拉巴等着我去发现。那些全日制等待出国的IT专业人士都非常乐于陪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中国青年在城里逛逛，喝上一杯果汁或可乐（印度的茶和咖啡被认为不够国际化，通常只有我才喝），再带我去走访各个劳力行以打听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劳务市场状况。在悉尼，猎身过程中有很多敏感问题，劳力行的老板和工人们始终压力重重，人们在彼此之间互相提防紧张，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界定自己的位置，以和不同的人合适互动；而海德拉巴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流动空间，各种希望与失望交替呈现，年轻的IT人视之为正常，彼此开着互相的玩笑、也毫无保留地自嘲。更为重要的是，当我完全浸泡在基层的生活中，我随处遇见原先根本无法想象、但是又完全合情合理的现象。比如大量失业的IT工人、嫁妆的增涨、农民对子女接受IT教育的成本-收益计算等等，它们无疑是全球化的一部分，但是又和我们对全球化的一般想象大相径庭。它们向我展示了真实生活中的矛盾和讽刺，也让我进一步看到全球化并不仅仅是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联系，更多的是重新安排、甚至是重新强化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关系。我在澳大利亚观察的猎身是我们通常忽略的全球化下的一股暗流，而印度之行则让我看到这股暗流的源头，认我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这暗流会对我们平常所见的显流如此重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