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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大年(Daniel L.Overmyer)的《中国北方的地方宗教》(Local Religion in North China) 欧大年与姜士彬的著作共享着一些预设和观念：尤其是那些很少被关注，却可在村落(特别是北方)中找到的中国宗教经验的核心。这些北方村落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内后展现了一个不同于精英、神职人士宗教的世界。相对那种城市的、职业化的宗教形式，这两位学者对于这种乡村的、非职业的、古老的宗教形式有着共同的偏好。虽然欧大年的观点不像姜士彬那么激进(欧大年似乎接触了更多的道士与和尚，在其此前的著作和田野中，他也更倾向于把他们保存在图景之中)，但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即只有那些农民才是村落宗教中唯一的作者、演员和受益者。 然而，欧大年的方法论是不同的。他提出(没有太多的尝试去论证)将中国北方视作一个连贯的整体，这凭借着已出版的报告——其中的一些来自河北省的四个县，由他委任中国的两个社会学者范丽珠和侯杰并与之共同编辑而成。①因此，他按事项描述村落宗教(章节涉及：求雨；领导与组织；庙会；神灵；信仰与价值)，其方式是通过抽取不同地方的例子经抽象、援引且/或转译每个个案的原始报告。欧大年不像姜士彬那样对表演艺术情有独钟，因此他未过多地讨论戏剧与队列，但是他对村落社会组织有着深入的研究。他们均致力于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而不涉足家户实践(丧礼、治疗、家户崇拜等)，结果灵媒与阴阳师(除非他们在节庆中受雇去践行献祭)被忽视。根据仪式，欧大年将所有北方的节庆归结为一个共同的三层结构：念诵神号的请神；用队列迎神及献祭；送神。这为比较不同节庆提供了一个框架。 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欧大年的书读起来像是田野流水账，罗列我们所知道的整个中国北方的公共宗教(communal religion)，继而撷取大量的中国学术文献并关注饶有趣味的相似处(除此之外，他关注仪式专家或仪式作用及他们的变异性)与细节。若有一张地图将有助于了解这些节庆、事项或实践的分布，对某些省份而言仅用一个个案表示，然而较之欧大年和范丽珠从事田野的河北中部而言，又被密集地记录。欧大年与姜士彬都讨论了一样的田野报告，接着却基于同样的材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钟思第(Stephen Jones)的《寻找中国北方的民间道士》(In Search of the Folk Daoists of North China) 钟思第在中国北方村落记录仪式音乐和表演已逾二十多年。继多部个案研究(一个个案在河北村落，另两个关注特定仪式传统)的专著问世后②，他最近的新书大胆地尝试鸟瞰中国北方不同背景和地方所展演的道教科仪，对村落节庆和丧礼尤为关注。这本书按地理区划谋篇，在业已出版的资料中提炼材料并基于自己的田野观察提供更丰富的细节，在迄今讨论过的三本书中它是一手资料最为丰富的。钟思第的兴趣在于展演而非科仪，因此他未重点关注作为田野中主要实践的科仪本；反而，他根据结构和式样比较了展演。他所受到的音乐学科训练为其思考如何比较展演提供了方法，但是他的读者不是(不仅仅是)音乐学研究者；他也处理了这类问题，即仪式如何满足村民的宗教性的、社会性的和情感的需求。的确，钟思第及其同侪(共同工作并引用之)的著作虽然往往被范畴化(并且边缘化)为“音乐研究”，但事实上他们全方位地处理了村落宗教。因此，他的参考书目与姜士彬和欧大年的一样丰富，但有意思的是又颇为不同。 除关注展演(因此关注活态的传统)之外，钟思第与欧大年及姜士彬之著作不同之处是他未将家户和公共宗教做区隔(丧礼与节庆)——因为道士两样都做。就这点而言，他的人类学敏锐度与另两位中国北方宗教研究的先驱周越(Adam Chau)③和杜博斯(Thomas Dubois)④相近，他们在整体语境中看待地方宗教系统(分别在陕西北部和河北中部的村落)，而非将集体节庆定义为自足的话题。 但是，在新生的中国北方宗教领域，钟思第的著作最为原创之处在于他对近代及当代仪式实践变迁的敏锐度(这与他关注展演有关)。他未将观察和记录到巨大空间差异(在当代一些地方，道士可以做满五天的修醮，而在另一些地方，一些道士仅能做小科仪)归因为村落自足(village autarky)，而是其他两个因素：1)不同的地域系统；2)科仪在村落间流布中不同程度的散失。他记录了特定的仪式在20世纪如何逐渐被精简和简单化(既因为技艺的流失也因为雇主需求的变化)，这是一个丝毫未减弱的进程。因此，他在处理有关当代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却又有风险，鉴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束缚多数学者对该问题是有意避之的。 在以上三本著作问世前，已有一个“中国北方宗教研究”的场域才露尖尖角了。2006年4月7日，一个与该主题相关的由GSRL(EPHE-CNRS)筹办的工作坊在巴黎召集了该领域的从业者⑤(立足于欧洲)；该处阐述的诸多观点在那次工作坊中已有所展示，我将凭借笔记去讨论它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