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治华兄：
    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大会三、四天便飞往新加坡，出席国际华人文艺营和国际华文金狮文学奖发奖仪式①。在新加坡住了一个星期，回来在香港又住了一个星期②，于17日下午飞回北京。到家后接到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一位同志电话，说我建议邀请兄夫妇和德菲尔夫人访问中国事已有眉目，外联部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希望您和德菲尔夫人自己表示访问的希望，作协还要知道中国驻法大使馆的意见。我自回国后急于处理一些时间性很紧的工作，所以今天凌晨才给您写信。我的意见如下：
    （一）您夫妇和德菲尔夫人可分别来访，您在春季（5月？），德菲尔夫人在秋季（中国10月？）。分开时间，便于招待。
    （二）邀请来访，通例是两周时间，但您夫妇如希望访问3周，也可以提出要求。
    （三）对德菲尔夫人准备用较高规格接待，到北京后除中国作协欢宴一次外，在我家中设便餐招待一次。游览地方除北京各名胜外，应参观古都西安、长江三峡、南京、杭州、上海，由上海飞返巴黎。
    （五）德菲尔夫人到中国后，由中国作协配备翻译。参观西安等地方时我亲自奉陪，一则表示礼貌隆重，二则我在国内的声望较高，会替她增加许多方便，三则我已经同她是朋友，免得她只受礼节性的招待，缺少朋友谈话。
    （六）您接到我的信后，请即与德菲尔夫人联系，如她愿意来中国访问，您就做两件事：一是您直接给中国作协对外联络部写封信，表示您夫妇和德菲尔夫人都希望来中国访问，将时间和要求也在信中写明；二是您去找萧特一趟，请他以中国驻法大使馆文化参赞处的名义，转达您们想访问中国的心愿，并表示赞同，希望中国作协早日发出邀请。您的信还可以强调：邀请德菲尔夫人是在姚雪垠去年访法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法两国的文学界友好关系。
    以上是关于邀请访问中国的问题。
    翻译《紫禁城内外》的工作，请您务必重视，积极着手。关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如何结束他的悲剧，写在第五卷中，今年上半（年）将在北京的刊物上发表。发表后将给您寄上一本。将来法译本可以定名为《崇祯皇帝的悲剧》。
    那三篇散文③，也希动手译出。
    我访问新加坡和香港，十分成功。我的作品在这些地方深入读者的心中，被认为有国际声誉的老作家。在香港决定，我的《访法日记》和《访新加坡日记》合编为一本，先出香港版，再出国内版。香港的印刷水平高，容易打开国外销路。
    杨起所拍的照片（您、我、德菲尔夫人合照）我还没收到，请您催他赶快寄来。又，《人道周报》上发表有卢•阿兰同志对我的访问记，可否请他寄我一册，也作为插图？
    匆匆，即颂近安！
    姚雪垠
    1985年1月25日凌晨
    ①姚雪垠在写给中国作家协会的“访法汇报”中，记录了他在巴黎接受《世界报》记者贝罗贝访问时的一段对话：
    记者：您对台湾作家的作品怎么看？
    姚雪垠：台湾作家的作品我读过一些，但不多，因为我实在太忙了。不过我一向认为，台湾作家写出的好作品，同大陆作家写的好作品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是我们民族的共同光荣。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的意思您懂吗？
    记者：（点头）您认识台湾的作家吗？
    姚雪垠：年老的作家我认识几位，我还看见他们中有人在台湾发表的回忆我的文章。中青年作家我就不认识了。
    记者：我有时候能见到台湾作家——您不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吗？
    姚雪垠：如果您再遇到台湾作家的话，请务必向他们转达大陆一个老作家的问候，希望他们到大陆访问——游山玩水，探亲访友，都可以。如果他们愿意，我就请中国作家协会发出邀请。
    记者：我一定转达您的话。不过，台湾政府大概不会同意他们去访问大陆。
    姚雪垠：那么就请您再转达我一句话：如果台湾作家邀请我访问台湾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一定会同意我去的。
    对于姚雪垠来说，上述这种源于“炎黄子孙”的“共同论”，是早已溶入他血液中的信念。在他看来，由几千年的历史生活所形成的民族感情、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是永久的。这是一种民族的血缘关系——是血就浓于水。
    抱着这样的信念，在访法归来半年之后，即1985年的1月3日至10日，姚雪垠又做客新加坡，与秦牧、萧乾夫妇一起，以评委身份，出席了由《南洋•星岛联合报》举办的“新加坡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及金狮文学奖发奖仪式，在那里结识了台湾作家痖弦和三毛，实实在在地又向祖国宝岛台湾走近了一步。
    痖弦，诗人，本名王庆麟，祖籍河南南阳，时任台湾《联合报》副刊和大型月刊《联合文学》主编。会议期间，他与姚雪垠一直坐在一起，亲热地称呼姚为“乡长”——“同乡的长辈”之意。痖弦在会上提出了“世界华文一盘棋”的主张，姚雪垠十分赞同，由衷慨叹“我们的心靠拢在一起了”，因而更加确信：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感情是一种客观存在，民族感情、乡土感情和朋友感情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事关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问题上，民族感情必须高于阶级感情。他说：“梦想一夜之间就会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当然是不现实的空想。但海峡两岸的各界同胞，都可以为促进条件的成熟尽自己的力量。两岸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这一神圣的历史使命中，也要发挥我们的独特作用。”
    新加坡7日，姚雪垠不仅与痖弦建立了深厚友谊，更与三毛共同谱写了一曲“血浓于水”的诗篇。
    1月8日傍晚，在东道主举行的欢送宴会上，姚雪垠走近三毛，问她何时回台北。三毛突然扑到他的胸前，泪流满面地说：“姚先生，请您亲亲我！”姚雪垠感动了，他轻轻揽住三毛，轻轻地亲吻了她的双颊。三毛热泪奔涌，哭得说不出话。记者们围过去，纷纷举起相机。三毛不想让他们拍下自己满脸泪水的样子，即用手中的文件袋遮住面孔。姚雪垠说：“三毛，不要遮住脸，你流的是民族的眼泪，是崇高的眼泪！让大家照吧！”
    次日凌晨，姚雪垠要外出，怕来不及为三毛送行，便拿出宣纸信笺，一张上写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另一张上题了一首七绝旧作，还有一张上写了欢迎三毛到大陆访问的几句话。他把三张信笺用一个信封装起，从门缝塞进了三毛室内。待他中午返回酒店，三毛已经走了，却给他留下了一首优美动人的散文诗：
    姚先生：
    不会忘记昨日临别时流下的眼泪，但愿今生今世能够再见。
    数日相处，一刹永恒。
    谢谢赐字，一定永远不会丢掉，而且珍存。
    明日彼此便是天涯了。比邻同胞，血胜于水。
    请多保重。旅途劳累，回家好好休息。
    晚辈三毛上
    与三毛短短几天相处即建立起了深厚友情，姚雪垠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彼此能站在同样的高度来看问题，都认为我们是同一个祖先、同一个民族，都认为应当为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回到北京之后，姚雪垠多次向记者谈起与三毛惜别的情景，他说：“我的耳边常常回荡起三毛抽泣的声音：‘姚先生，中国大陆也是我的祖国，是我的父母之邦，但我现在却不能回去⋯⋯’”他很欣赏三毛所写“血胜于水”几个字，却不同意“一刹永恒”之言。他说：“那意思是以后永远不能见面了。这怎么可能呢？她还年轻，才四十岁，来日方长，不仅我们仍有见面的机会，而且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迟早也会缓和而归于解决。统一是人民的愿望、民族的利益、历史的趋势啊。”
    姚雪垠在新加坡的活动，被国内外多家媒体竞相即时报道和事后追访。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女记者、作家张曦娜在其采访记中写道：“要怎样形容姚雪垠呢？自信、直率、爽朗、豪气、幽默⋯⋯都是，但都不足以形容我眼前这一头银发、神采奕奕、面色红润、敢说敢言、心思灵敏、才华横溢、勤奋一生、著作等身的古稀老人，中国著名的老作家。”
    ②姚雪垠在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中塑造了三位女性典型，按其性格分别称之以太阳、月亮和星星。他受邀前往新加坡时，一下飞机即有一位女记者追着问他：“太阳、月亮和星星，您喜欢哪一个？”“您看我是哪一种？”从新加坡抵香港，《亚细亚周刊》的女记者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姚雪垠为之十分高兴。《春暖》在大陆绝版已有四十年之久，而在香港和新加坡竟还有人对其念念不忘，由此可知《春暖》影响之大之深。更有当地作家徐速的夫人特意找来，满含歉意地告诉姚雪垠：“我们高原出版社翻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印了三版，但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我付不起您版税。现在还有一些书在我家中，我把它们交给‘三联’，请他们售出后把钱给您⋯⋯”1985年1月10日至17日，姚雪垠逗留香港的最大收获是验证了一个事实，即如他在此信中所言：“我的作品在这些地方深入读者的心中。”
    ③“那三篇散文”指姚垠散文集《大嫂》中收录的《我的老祖母》《外祖母的命运》和《大嫂》。
    十三
    治华兄：
    一月十九日来信读悉。关于王歌同志赴法深造一事，对他来说，关系十分重大。中国作协不是教育单位，无钱派人出国留学。他希望您能利用您在法国的人缘和地位，想出具体办法，帮助他前往法国。到法国以后，争取半工半读，获得学位归国。希望务必给予援手，玉成此事。
    我定于四月上旬开过全国政协会议之后，即去湖北，筹备历史小说创作讨论会①。开完会后，即在湖北一风景优美、不受干扰的森林公园中埋头写作，冬初回京。《崇祯皇帝之死》一单元约十万字多一点，二月份可出版。我已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出版后给您。请您收到后将您的决定来信告我。即颂
    府上均吉！
    姚雪垠
    八六年二月二日
    ①1984年4月27日，在中国作协创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姚雪垠提出建议：希望作协专门召开一次讨论历史小说的座谈会。6月5日得到通知，作协领导接受建议，同意召开座谈会，特派员登门征求意见。姚雪垠经过慎重考虑后，于6月25日以下列内容作答：
    一、举办座谈会的意义
    （一）自从《李自成》第一卷问世以后，当代历史小说在“四人帮”对文艺界进行反动控制的严峻条件下，艰难地向前发展，作家们只能在极其不利的环境中默默地顽强工作。到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他们的作品才得以陆续出版。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出版了许多部长篇历史小说，而有的小说正在写作中。这是我国当代文学创作战线上的新现象，为“五四”以后数十年间所未曾有。
    （二）近几年来，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题材的话剧、电影故事片、电视片和电视系列片大量出现，如雨后春笋，至今方兴未艾。这也是我国文学艺术战线上的新现象。
    （三）产生上述现象足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读者和观众十分关心和热爱祖国历史（包括古代、近代史和现代革命史）。第二，我国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几乎是取之不尽的题材。第三，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活动已经形成当代文艺战线的重要一翼，为广大群众所喜爱和关怀，迫使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
    （四）上述情况是我国当代文艺创作领域中不应忽视的客观事实，这就是召开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历史背景和必要性。深入了解和研究当代历史小说及其他历史题材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现状，不是中国作协可以单独搞好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座谈会只限于讨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问题。重视和研究当代历史小说的创作现状，正确评价我们已经达到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是历史向我们当代作家、理论家和领导工作者提出的新课题、新任务。
    （五）在以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为题材的文艺创作吸引着相当多的作者的浪潮中，既产生了少数比较成功的作品，也产生了大量违背历史、随意编造、歪曲和糟踏祖国历史的作品。这方面的问题，尤以近几年出现的电影片和电视片最为突出。通过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的深入讨论，一方面可以总结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值得重视的理论认识，一方面指出一些比较带有普遍性的缺点和错误倾向，共同提高认识，促使当代历史小说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更好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虽然是讨论的当代历史小说创作，其结果必将对历史题材的话剧、电影故事片、电视片及电视系列片的创作产生影响。
    二、预期座谈会可能达到什么收获
    （一）我们有一批中老年男、女作家，勤勤恳恳地写出了一大批历史小说，丰富了我国当代文学的花园。以《李自成》说，从一九五七年动笔写，至今已进行了二十七年。我国当代历史小说家所形成的这支队伍，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学问修养、不同的思想和理论修养，还有不同的创作经验。我们这一批作家，平时各人埋头写各自的作品，没有来往，可以说“老死不相往来”。借参加座谈会的机会，大家欢聚一堂，开怀倾谈，各抒认识，交流经验，共同提高，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召开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收获。
    （二）我国当代历史小说，其成就决不仅仅是“填补了‘五四’以后历史小说的空白”，也不是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历史小说传统的简单继承，而是一种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创性工作，走了一条全新的创作道路。在这方面，二三十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一部分作家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做了相当深入的理论探索。通过这次座谈会，共同讨论，可能提出和建立我国自己的历史小说理论。这一理论建设，不仅能够对今后的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各种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起推进作用，而且将会丰富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思想。不仅仅我们的历史小说作品，而且还有我们的历史小说理论，都是我国当代文学的收获。在理论方面，我们会作出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家的独特贡献，决不是三十年盲目劳动。通过这次座谈会，好像通过一次小规模检阅，可以使我们在历史小说创作领域已经达到的认识高度得到审议和交流。
    （三）前已提到，近几年随着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蓬勃兴起，一方面做出了重要成绩，一方面也出现了相当大量的反历史主义的混乱现象。通过座谈，提高认识，将我们的认识公之于世，将会对混乱现象产生一定的疏导和纠正作用，对今后从事各种历史题材的（古代的、近代的、现代革命史的）创作和评论工作的同志们提供有用的原则性的参考意见。
    三、对座谈会的准备工作
    （一）这是第一次讨论历史小说创作的座谈会，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这次座谈会的重要意义，力争将座谈会开得有深度，有收获，避免敷衍开会，好像做应景文章。
    （二）参加人员：从事历史小说创作而有一定成就的作家，对历史小说发表过评论和研究论文而有一定成绩的理论工作者，一部分历史小说的责任编辑，《文艺报》记者，文艺研究单位人员，中国作协少数有关领导同志。
    （三）组织重点发言与号召写学术论文。为着保证座谈会的理论水平，需要组织少数同志作重点发言，并号召与会同志提出简明扼要的学术论文。估计重点发言和论文不会多，由中国作协创联部事先统一打印，开会时散发。有一定质量的发言和论文，可以介绍在报刊上发表。
    （四）会期一星期。
    （五）人数不超过三十人。
    （六）开会地址最好不在北京市内，以便大家能够集中时间和思想讨论问题。
    （七）因今年第四季度中国作协要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可定在明年召开。但今年就得决定，进行筹备。
    十四
    志（治）华兄：
    今寄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另函寄上）一件。我兄之得能加入作家协会，虽然是我出面作介绍人，起了一些作用，但具体跑腿、催办，得力于王歌同志。久居海外华人，能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不知是否还有别人，总之极少。韩素音因为是英国籍，所以虽同中国关系密切，不是中国作协会员，而只是中国笔会会员。
    关于王歌同志赴法深造的问题，你的第一个方案可行。如果今年绝无希望，只好列入八七年度了。至于第二个方案，活动恢复中法大学，在目前条件下，没有可能。几十年前能出现中法大学，是利用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今日无此一笔专款。中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发展教育规划，不会考虑此事；法国也不可能拿出一笔专款。退一万步说，纵然法国能如美国之富，肯拿出一笔专款，中国政府也不会同意。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美国和日本，目前都比法国富强得多。他们同中国的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的战略关系，都比法中关系重要，他们都不设想出钱在中国办学。在中国办学校，不是个教育问题， 而是个政治问题。所以对王歌赴法深造事，第二个方案可以不必考虑。除第一个方案之外，另有切实可行方案，当然可以。
    匆匆，即颂府上春祺！
    弟 姚雪垠
    八六年二月廿日
    十五
    治华兄：
    我离开北京半年多，最近才从湖北回来，四月间全国政协会议闭幕以后，我就到了武汉，出席湖北作协举行的“三老”（姚雪垠、徐迟、碧野）创作活动五十周年纪念会①，在国内影响颇好。所谓“五十年”只是一个约数，实际上我在三人中年纪较长，从我十九岁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五十七年了。我们都不是湖北人，只是解放后在湖北年月很久，所以被视为文艺界“湖北三老”。我们都是三十年代出现的作家。丁玲在一篇文章中将五四运动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的作家划分五代，我们这些老人是第二代。第二代作家目前多在七十岁以上到八十岁出头，继续维持着创作精力的已经很少了。艾青也是第二代，但是他的身体条件已经很差了。湖北有此“三老”，认为是值得骄傲的事。与湖北相邻的省份如河南、安徽、江西、湖南，都没有了。四川虽有第二代作家，但都在八十岁以上，基本上停笔了。
    湖北“三老”纪念会后，我到黄冈，在赤壁地方主持了历史小说创作问题座谈会②。这是建国以来也是五四以来第一次开这样的学术性会议。黄冈的会议结束后，我于六月初到了湖北通山，住在凤池山庄，到十月初回武汉，中旬回京。我住在通山群山之中，目的是求清静，避免社会干扰，只带了一位秘书，另外由地方上派一位服务员照料日常生活。
    最近国内各方面变化很快，两年后必将变化更猛。我希望再过三年，你再回国看看。到那时，《李自成》已经写完、出齐了，有关方面打算举行庆祝活动。据同志们想法，除在北京举行庆祝外，在武汉也举行一次。希望你届时回国，我陪你到几个地方看看。
    关于崇祯皇帝的大悲剧，希望你考虑考虑。世界文学画廊中像这样描写皇帝的尚无其二③，请你认真考虑考虑，予以翻译介绍。
    王歌同志到法国进修，我知道有具体困难。但希望你尽量可能给予帮助。他的愿望如有可能实现，我将会深深的感激不忘。
    我已经开始编我的文集，定名《姚雪垠文集》，数量相当多，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陆续出版。第一卷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将近四十万字，最近可以交稿。
    敬祝全府平安！
    姚雪垠
    1986•11•1
    ①“三老”指著名作家姚雪垠、徐迟、碧野。1986年5月12日上午，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湖北省政协礼堂召开盛大会议，隆重纪念“三老”“文学创作五十周年”。“三老”都在会上讲了话。徐迟讲的是别人，题目是《作家不讲自己》。碧野讲的是革命，题目是《信念——心中的火光》。姚雪垠讲的是自己，题目是《我的座右铭》。他说：“我从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中，概括出自己的座右铭：第一条：加强责任感，打破条件论，下苦功，抓今天。第二条：耐得寂寞，勤学苦练。耐得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第三条：生前马拉松，死后马拉松。”关于第三条，姚雪垠特别解释说：“一个时代的许多作家好像在进行马拉松赛跑，只有跑到最后，谁是冠军、亚军、十名以内或以外，才见分晓。所谓跑到最后，即是写作到生命结束的时候，这叫做生前马拉松。作家死后，他们的作品仍然在进行赛跑。有一种作家，由于人事关系和特殊的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生前享了大名；死后一定时间内仍然享有大名，被吹嘘为‘伟大作家’。但是年代稍久，人事关系变了，社会和时代条件变了，文学史会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叫做死后马拉松。在死后马拉松赛跑中的胜利者，才是最值得尊敬的作家。”
    会后，在绿树掩映的翠柳村客舍，姚雪垠又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了关于历史小说创作的一系列问题，重申“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统一”，强调“它（历史小说）必须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艺术负责”。事后有题为《耕耘在历史的沃土上》的长篇报道刊登在《湖北日报》上。文章这样描绘姚雪垠：“尽管岁月的风霜染白了他的眉发，可他依然神采奕奕，一双大眼出奇的明亮，饱满的额头像晴空般开朗，给人一种刚强自信、百折不挠的印象。”
    ②1986年5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终于在湖北黄冈召开。从姚雪垠提出建议到希望成真，地球又整整自转了两周。不是姚雪垠不积极，而是他太积极，把所有事情都想得太周到，把所有可能的漏洞都先一步堵得严严实实。就在会议召开前半年，即1985年12月6日，他又给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会议的准备工作，其中谈到的第十个问题内容如下：
    十、如今各种学会昌盛，很可能有代表在会议期间建议成立“中国历史小说学会”，我们对此可能出现的建议应准备一个共同的态度。我个人的态度是：
    （一）这样的建议是应该同意的，有利于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但应抱十分严肃的态度⋯⋯
    （二）⋯⋯
    （三）为抵制近几年来文艺创作思想方面（包括历史小说）的某些混乱情况，我希望在学会章程中理直气壮地号召历史小说作家严肃地对待祖国历史，学习并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祖国两千多年来积累的十分有用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号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小说家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而且是多方面知识比较渊博的学问家，特别是应该对中国通史有比较丰富的常识，而对自己要写成小说作品的特定历史范围应该具有广博精深的史学修养，是文学家而兼史学家。这是号召和希望，而不是对会员提出的强迫要求或入会标准。
    与上述号召（或史学主张）相配合，相一致，在学会章程中应该理直气壮地提倡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历史小说，深刻地准确地反映历史，生动地再现历史，从历史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历史的典型性格。我们既反对在浪漫主义掩盖下随心所欲地写历史人物和历史生活，也反对那种用狭隘而简单化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历史，同时反对为了赚钱的目的而瞎写历史人物和故事。根据“五四”以来直至当代的文学史经验，这些偏向都只能从不同的方面随心所欲地歪曲和改造历史，或者求得廉价的“古为今用”，或者向读者贩卖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都不是对祖国历史和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都不能正确地和深刻地反映历史。
    没有明确的追求和主张的学会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独立主张，凑凑热闹，以安排一些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名誉头衔为满足，这样的学会纵然有许多同志建议成立，我个人决不参加。
    ③在《李自成》中，崇祯是自嘉靖、隆庆、万历、天启以来最勤于政事的皇帝，也是最聪明、最喜读书的皇帝，然而他却是一个亡国之君，因而是小说所要塑造的一个不寻常的悲剧典型。为了这个“典型人物”有一个生存与活动的“典型环境”，姚雪垠对皇帝的宫廷生活进行了开创性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崇祯周围的后妃、宫女、太监等众多大小人物，个个鲜活灵动，栩栩如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崇祯皇帝宵衣旰食，事必躬亲，精明强干而刚愎自用，感情丰富而猜疑多端。本想做“中兴”之苦，却无奈大厦将倾独力难支，最后只能走投无路自缢煤山。崇祯皇帝是姚雪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悲剧人物画廊贡献的一个典型形象，这个形象在中国独一无二，在世界也绝无仅有。
    对于姚雪垠的赴法访问，国际和国内的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即时报道和事后追访。时任姚雪垠工作助手的俞汝捷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那是一次成功的访问。法译本《长夜》在马赛玫瑰节世界名作家会议期间引起轰动，他（姚雪垠）因此荣获“马赛市纪念勋章”，并接到密特朗总统祝他访问愉快的来信。他兴致勃勃地叙述这一切，滑稽地摹仿一些法国姑娘在购到他毛笔签名的《长夜》后向他抛吻的动作。但谈得更多的是他在各种场合的谈话，包括在巴黎第三电视台接受访问时的回答。他的回答得体而机智，充分表现了作为中国作家的自尊与自信。他特别谈到当记者问及他的世界观会不会因访欧而发生改变时，他断然答道“不会”。这两个字曾使在场的不少人感到不解，而对姚老来说，却是一个再自然再真实不过的回答。
    2002年9月，李治华先生偕夫人雅歌来到了北京。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尊贵客人，是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先生提议邀请来的。李治华夫妇为“李治华•雅歌文库”捐赠了包括法文《红楼梦》校订稿在内的一大批译著手稿、一大批译著成书和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更有包括罗大冈、俞平伯、艾青、启功等学界精英们亲笔写给他们的一批信件，其中包括法文《长夜》出版前后姚雪垠写给李治华的信函十余通。姚雪垠总在信中称呼小他5岁的李治华为“兄”，我想这决不只是传统文人间沿习的一种礼貌性称谓，其中必定包含着手足间相互理解相互尊崇的凝重与真诚。姚雪垠期盼老友来归，老友归来时他却已驾鹤西去。阴差阳错，天地阻隔，老友久别而不能重逢，实在遗憾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