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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王育茜 中国度量衡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中衡器是一种重要的计量工具。《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石”和“钧”都是计量单位。《汉书·律历志》载“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衡器包括衡和权两个部分，其中权也就是砝码。衡器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安徽博物院馆藏一件珍贵的砝码母范，该范长10.9厘米，宽9.3厘米，厚1.6厘米，1959年收购于安徽凤台，范为铜质，呈浅盘状，内有10个圆形砝码圈，呈中轴状对称分布，相对排列，大小两两一致，依次递增，该范应是砝码母范的一半，这组母范可以一次铸造两套，每套5枚砝码，外径大小分别为0.7、0.8、1.0、1.4、2.5厘米，孔径分别为0.3、0.4、0.5、0.7、1.2厘米。砝码圈由引流槽相连，便于铜液浇铸。 我国现存战国时期的权（砝码）主要以楚国和秦国为多，其中楚国的砝码形制特别，为环状，多为圆形，少数为菱形，故又称作“权环”，配合木杆和铜盘使用。楚国的砝码在安徽、湖南、湖北以及江苏等地均有出土，其中1945年出土于长沙近郊10枚一套的砝码最为完整，大小依次递增，重量也是呈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半两）、一两、二两、四两、八两（半镒）、一镒。1933年寿县楚王墓中也出土了一套砝码，共6枚，第4枚刻有“贤子之官环” ，说明是官府核准颁发的标准值之器。楚国砝码出土数量众多，但是存世的砝码母范目前仅此一件，我们将砝码母范各砝码的外径数据与上述两套砝码比较后发现，该范铸造的砝码从尺寸上来看是比较小的，其中最大的砝码也只相当于1933年寿县楚王墓出土中等砝码的大小，这件母范上的5枚砝码可能相当于一铢、二铢、三铢、六铢、一两的楚国计量（见下表）。如果5枚砝码单套使用，可能用来称量比较精细的小物件。当然也有可能稍大的几个砝码铸造于另一组母范上，两组母范配合翻模铸造出两套完整的砝码。不管使用情况如何，至少从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出，这块砝码母范应该为战国时期楚国使用的砝码范，也就是说，战国时期砝码的铸造已经有了统一的标准。 砝码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伴随着各国田赋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度量衡显得尤为重要，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春秋战国时期，度量衡甚至被政治变革者利用，以获取政治资源，如《淮南子·人间训》载白公胜在楚国发生政变三年前，就采用“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来营造其谦恭君子的政治形象。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衡器更多的是为了称量贵重的小型物件而存在，郢爯、卢金、陈爯等楚国黄金货币，在贸易交往中便于切割交换。到目前为止，安徽、江苏、河南、陕西、山东、湖北及浙江等地都广泛出土了各类楚国金币，楚金币在流通中配合砝码、天平称量使用，用以完成巨额或小额的交换。根据江陵出土春秋中期的铜砝码，以及纪南城发现的郢爯可以知道，春秋时期的楚国可能就已经开始使用砝码作为重要的衡器。春秋至战国时期，砝码的重量是在不断增加的，由220克一镒增加为250克一镒，定重方法也从黄金比重法到黄钟定衡法转变，向中原各国的重量靠拢。到了战国时期，三晋、秦、燕、楚等国使用的衡制大体都是趋同的。这种统一顺应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反过来促进了贸易交往的频繁，同时也奠定了秦国完成统一度量衡的客观基础。 砝码母范的存在，不仅证明了战国时期楚国的度量衡制度已经比较准确规范，同时也印证了大量铸造和使用砝码的可能，为了解楚国砝码的铸造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