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汉末出现战乱，经济凋敝，各方势力为战争筹措军饷，竞出现盗墓之风。盗墓的后果，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作为永恒庇护所的墓葬安全吗？因此，战乱稍有平息，曹魏、西晋的最高统治者就接连发布薄葬令。比起此前的汉代以倡导节俭为主旨的薄葬主张和诏令，新的薄葬主张，源于对死亡.和死亡后如何处理的新认识。目的是要移风易俗。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厚葬无益于死者”的观念被更多的人接受。这使魏晋以后的墓葬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地上的石刻取消了，地下的多室墓向单室墓过渡，随葬物品简单了许多，壁画图像也重新寻找生死两界的沟通方式。 或许是薄葬的原因，汉代以后壁画墓一度沉寂，直到北朝才重新勃兴。重新勃兴的壁画并非是对传统的回复，而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北魏早期的大同沙岭墓、梁拔胡墓，壁画的题材和构图相似，墓室后壁绘墓主夫妇或男墓主人正坐在帷帐中的榻上，背后有屏风，榻前设案及食具，两侧绘侍者、鞍马、杂耍乐舞。墓室两侧壁一侧绘庄园生活图、另一侧绘车马出行图或山林狩猎图。有的墓还在绘门吏或门神，伏羲、女娲、青龙、白虎等。这一模式出现后得到了延续，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墓，石椁内部北壁正中绘墓主人夫妇在帏帐中、并坐于榻上，旁有男女侍仆、树木、奉食图。东壁上部绘二羽人持幡，下部绘四男仆持莲蕾。西壁上部也绘二羽人持幡，下部绘四女侍持莲蕾。南壁绘牛车、鞍马、男女侍仆、树木。 沙岭墓的仪仗图，有鼓吹、矟、弓箭、幡节、打鼓、持盾扛剑武上等。智家堡墓棺板上描绘的是盛大的车马出行队列。宁懋石室雕刻以牛车为中心的仪仗图，还有手持仪剑和盾、戟和盾的武上形象。 与汉代不同，玄想式的内容几近消失，夫妇宴饮和仪仗队列成了新的主题。尽管汉代也有同样题材，但实际内容相差很大。这同的宴饮场面极为突出夫妇的形象，似乎还带有灵位的意味。仪仗是以牛车、诞马为核心的队列，与汉代那些“海神出行”“河伯出行”“雷神出行”不同，而是现实生活中官员出行的场景。 图4 山西朔州水泉梁 北齐墓壁画局部一 在接下来的北齐河北磁县的湾漳墓、高润、茹茹公主墓，山西娄叡、徐显秀墓等，牛车、鞍马仪仗图变得声势浩大(图4)，图像构成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通常对称地描绘在墓道、甬道两侧，有的画在墓室内。湾漳墓是高等级的墓葬，墓道两侧、墓室的四壁、顶部甚至墓道地面均绘有华丽的壁画。在全长37米的墓道两壁，描绘的是神兽导引的106人组成的仪仗行列茹茹公主墓墓道中也绘制了以青龙、白虎所引导的仪仗队伍，左右对称、每壁十四人。 图5 山西朔州水泉梁 北齐墓壁画局部二 仪仗人物手持用具可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矛、盾、剑、稍等兵器，作为行进中的前驱，以增加整个仪仗队伍的庄严。是盖、伞、扇等礼器类，是整个仪仗队伍的中心，凸现墓主人的威仪。三是手持乐器的"鼓吹"队伍(图5)。墓门处还常画持鞭、笏的胥吏(图6)。 除了高等级的大墓，北魏元怿墓、崔芬墓、北齐口道贵墓、崔博墓、颜玉光墓等，图像内容相通，只是规模较小。北周的仪仗图表现形式较为单一，但核心内容变化并不明显，李贤、宇文猛、田弘墓均为持刀武上。无论是规模宏大还是简化，都形成了一定的规范。 南方地区在云南昭通发现霍承嗣墓，满绘的壁画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神兽、云气图。北壁墓主人像的旁边陈列若11件仪仗用具的兵兰，东壁下方为13人的持幡行列的仪仗。南朝早期的邓县画像砖墓，墓券门处绘有持剑武上形象，墓室内东西两壁的上嵌有对称的牛车两乘，另有持杖、盾、弓、箭、剑的武士、骑马乐队以及手持扇的侍从。南朝建山金家村墓葬是拼镶砖画，仪仗图靠近墓室后壁的东西壁下方，左右分别对应，最前面的为骑马武士，披甲背弓，随后为持戟武士，双手持长戟，腰佩仪剑。后面为持伞盖侍从，最后面的为骑马鼓吹。南朝墓葬的拼镶砖画中的仪仗图像组成较为一致，也暗示着这是一套较为固定的图像模式。 图6 山西太原北齐娄叡墓壁画《门官图》 如何面对生与死？如何对待死亡后的去向？人们意识到汉代那些成仙的事例只是未见过的传说，四方神祇、羽化登仙等不过是虚幻的梦想。曹魏西晋之后人们对丧葬礼制进行的反复讨论和修订中，可见维系礼制同时也顾及了人的感情因素，尽量使礼与情达到交融的状态。反映在墓葬图像中不再出现汉代那中庞大、复杂的虚幻场景，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仪仗图均被选为主要的内容。仪仗作为礼制的标志，最能体现人的身份，这一基本的构成，逐渐具有程式化的特点。 在思想活跃的南朝，墓室图像中新登场的还有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及荣启期。这些人物画面巨大，十分醒目。取代了以往仙境中的各种神。真实的人物，拉近了现实的距离，带有明确的人性关怀。这些图像的意义可从荣启期的出现得到提示，表面上很容易理解为是寻求墓葬空间装饰对称的需要，但将时代相差甚远、春秋时期的荣启期补充进来，表明重点不是强调每个人的故事，应是推崇他们共同的行为理念。荣启期也是“鹿裘带素，鼓琴而歌”的高士，性格行为与竹林七贤相当一致，他们不回避对人生、命运、生活的欲求。当人物的个体特点被淡化，普遍意义便显现出来，比起汉代那些难以读懂的图像，梦想与现实并不对立，欲使死亡变得肆意酣畅，竹林七贤等自享自足的游戏人生，オ是应该追求的来世生活。 魏晋以后的思想不同于烦琐和迷信的汉儒，清谈、玄学、五灵说、神仙可学论等等，既反映了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迷茫，也是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汉代通过“剂轲刺秦王”“孔子见老子”等明君、圣贤、义士等典故进行忠心、侠义劝勉的图像儿乎不见，竹林七贤的人格魅力成为人们的榜样。另外，这一时期道、佛等宗教开始兴盛、宗教的生死观与传统的丧葬观念并非水火不相容，掺杂、融合各种宗教观念的图像如火焰宝珠、金翅鸟、莲花忍冬、狮子、天人、雷公、神兽，甚至还有供养人、结跏趺坐形象、僧人等也叩开了冥府的大门。图像定格在夫妇宴饮、仪仗以及糅杂佛、道元素，是一条新的主线，完成了与以往的切割。 图7 唐太宗贞观五年（631） 陕西三原李寿墓墓道西壁《骑马仪卫图》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唐代前期。车马仪仗仍体现着礼仪制度的森严(图7)，但游离于礼仪制度之外的生活情趣、款款而行的侍女(图8)，甚至有群体宴饮、纯粹歌舞的祥和场景出现，尽管不占主流，却是-一个信号，暗示着一场新的变革到来。 图8 唐中宗神龙二年（706）陕西咸阳永泰公主墓《宫女图》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