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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工运实践的初度结合，上海为党的初心确立注入科学与先进的优秀基因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无产阶级的自为在政治上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作为五四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南方重镇，同时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上海为初具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将二者结合起来，提供了最佳的实践场所，由此使我们的党自然地秉赋优秀基因。 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帝国主义在上海殖民经营产生了先进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随着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而壮大，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得到快速发展。同西方工人阶级相比，中国无产阶级同时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多重压迫，劳动条件差，劳动时间长，因此具有更强的革命性。为支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上海工人与学生、商人联合举行罢工、罢课、罢市的斗争。六七万产业工人的大罢工是“三罢”斗争的主力，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全国的政治舞台。至1920年上海工人阶级增至51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比上海人口的五分之一还要多。虽然数量众多，但他们大多分散在旧的行会、同乡组织中，他们所进行的斗争还处于自发自为的分散状态。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他们就不能在新的革命斗争中担负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思潮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理论，这一强大的思想武器一旦与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不啻武装了革命群众，势必然发挥巨大的历史推动力。而这一结合在上海不但具备先进阶级的条件，而且具有理论传播方面的便利。上海是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进中国的城市，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掀起新的高潮，直接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率先完成思想转变，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先驱。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由京抵沪，肩负“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使命；留日归沪的李汉俊是沪上研究与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佼佼者，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虽是青年后学，但均向往共产主义。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服膺马克思主义，相信工人阶级力量，努力靠拢工人群众，积极投身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社会实践中去。陈独秀到沪不久，就参加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高度评价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他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等七个工界团体筹备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并作《劳工要旨》演讲。俞秀松原与施存统在《星期评论》社打工，后索性脱下学生装，进厚生铁厂做工。在此基础上，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起草的纲领条文规定运用劳工专政、生产合作等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