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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以来，中国有“科举社会”之称。科举制成为我国历史上选拔人才的主渠道。科举取士，自隋唐至清，沿用一千三百余年，为历代王朝国家机器的运转，输送了大量人才。唐五代共有一万余人登科。两宋三百余年，共举行了118榜考试，文武两科正奏名进士及诸科登科约十一万人。明代近三百年间，举行了89次科举考试，登科者有两万四千余人，清代亦有近两万六千余人登科。 然而明代之前，原始的、完整的登科录，仅存南宋《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祐四年登科录》和元朝《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值得庆幸的是，“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迄今尚未发现唐宋时期的乡试录、会试录，相形之下，天一阁藏明代《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就显得格外珍贵，正如龚延明先生所称“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文献》2016年第5期）。 在海内外读者期盼之中，宁波出版社将天一阁镇阁之宝——明代《乡试录》《会试录》《登科录》，于2006年至2010年影印出版。嗣后，与龚延明先生及其团队合作，又将这些古籍珍本“转换成图片和文本数据，并通过主题词编辑技术建立了古籍资源数据库”，涵盖了《乡试录》277种、《会试录》38种，以及《登科录》56种中的45种，总字数达到1237万字，初步建构起天一阁藏明代科举文献的数字化体系。其中，《乡试录》277种，是迄今为止海内外首次整理出版的科举录，弥足珍贵。 2016年，在此数据库基础上的文本版《乡试录》及点校本《会试录》《登科录》正式出版，从影印本到数据库，再到文本版、点校本，这既是“天一阁藏古籍珍本数字出版工程”的优秀成果，又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新闻出版改革发展的一项成就，标志着明代科举录文献数字化体系的初步建立，完成了科举文献从传统影印向数字化的转变，更便于读者使用。从影印到数字化与纸质文本点校整理同步出版，这是文献整理从单一的传统模式到多元化的转型。 与乡试、会试、殿试三级科举考试相应的，点校整理本《乡试录》《会试录》《科举录》，涵盖了明代科举考试不同层级的试卷内容与登科人物资料，这为了解某科、某地、某级的具体科考情况，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材料，是明代科举文献的渊薮，为读者研究明代科举带来极大方便。我们以成化十七年（1481）为例，此年的一甲三名分为王华、黄珣、张天瑞： 王华，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儒士。治《礼记》……浙江乡试第2名，会试第33名。 黄珣，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民籍。国子生。治《礼记》……浙江乡试第1名，会试第259名。 张天瑞，贯山东东昌府清平县，军籍。国子生。治《诗经》……山东乡试第3名，会试第26名。 一甲一、二名皆为余姚人，且皆习《礼记》。这是否意味余姚人比较重视且长于科举，是否意味着当地有以《礼记》应举的风尚？ 据考察，成化十七年，仅余姚一县就有王华（一甲第1名）、黄珣（一甲第2名）、陈伦（二甲第29名）、毛宪（二甲第43名）、翁迪（二甲第46名）、徐谏（三甲第16名）六人入三甲。六人中，除翁迪习《易经》外，其余五人皆习《礼记》。 通过对有明一代的余姚县入三甲者情况进行梳理，能够发现，其中习《礼记》《易经》者最多，仅胪列余姚县荣登一甲者（前三名）如下： 谢迁，成化十一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王华，成化十七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黄珣，成化十七年，一甲第2名，治《礼记》； 谢丕，弘治十八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韩应龙，嘉靖十四年，一甲第1名，治《礼记》； 孙升，嘉靖十四年，一甲第2名，治《易经》； 胡正蒙，嘉靖二十六年，一甲第3名，治《礼记》； 毛惇元，嘉靖三十八年，一甲第2名，治《春秋》。 八人之中，三位状元、三位榜眼、两位探花。六人治《礼记》，一人治《易经》，一人治《春秋》。这充分印证了陈时龙先生在《明代科举与地域专经》一文中指出的该县“科举中式人数特别多，而士人擅长《礼记》和《易》，以一县而擅长两种经典，是地域专经现象中比较特殊的案例”。 若对这个名单进行细化，会发现更多信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