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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一年登第的谢迁，“与刘健、李东阳同辅政，而迁见事明敏，善持论……天下称贤相”，“请诛刘瑾不克”而求致仕归。被夺诰命，天下咸以为其危，却能“与客围棋、赋诗自若”（《明史》卷一八一）。其子谢丕，弘治十八年进士及第，“历官吏部左侍郎，赠礼部尚书”。父子鼎甲，可谓盛矣。那么，明代科举史上，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父子鼎甲的情况？是否有祖孙鼎甲、叔侄鼎甲、兄弟鼎甲？再进一步，是否有一些长于科举的家族？若有，这些家族又有着怎样的特点？这些家族与宋代以科举著称的家族有着怎样的异同，又有哪些新变？这些疑问，皆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考索。 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两科的状元、榜眼皆为绍兴府余姚县人，这在整个明代科举史上也不多见。更为奇绝的是建文二年（1400），一甲三人皆为江西吉安府人，第一名、第二名胡靖、王艮都是吉安府吉水县人，第三名李贯是庐陵县人；与之相似的还有宣德五年（1430）一甲林震、龚锜、林文皆为福建人，分别来自漳州府长泰县、建宁府建安县、兴化府莆田县。其实，永乐十年（1412）、景泰五年（1454）、天顺八年（1464）、成化二年（1466）、成化五年（1469）、成化十四年（1478）、弘治三年（1490）、弘治六年（1493）等年皆曾出现过一甲三人中有两人来自同一省份的现象，但像成化十七年、嘉靖十四年以及建文二年、宣德五年这类情况，还是很少见的。为何浙江、江西、福建、直隶等地不仅能在科举中占据优势，还能在三甲中占据优势？另外，这些地区是否一直占据优势，若发生过变化，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原因何在？这些疑问，亦可以《科举录》为依据深入探讨。 例如王华，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在讲幄最久，孝宗甚眷之”；其子王阳明（守仁），登弘治十二年进士，文武兼善，终明一朝，赫赫有名。学界对王阳明和王氏家族关注颇多，然未见以《科举录》反映的科举人物关系网为文献依据，进行研究，这给学界深入研究王阳明提供了空间。 成化十六年，杨继宗“尝监乡试得二卷，具朝服再拜曰：‘二子当大魁天下，吾为朝廷得人贺耳。’及拆卷，王华、李旻也，后果相继为状元”（《明史》卷一五九）。王、李二人乃是成化十六年浙江乡试第二名和第一名，后“一举中双元”，分别成为成化十七年、成化二十年的状元。这也是明代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一举中双元”这种或类似情形在明代科考中是否还存在？ 再如，黄佐《翰林记》多记载自洪武至正德、嘉靖间的翰林掌故。据此可知弘治中，南京吏部尚书倪岳等皆出身翰林者，“相与醵饮，倡为瀛洲雅会”（《翰林记》卷二〇）……正徳二年七月，吏部尚书王华、侍郎黄珣等人复继之，多有诗酒唱和。这带给我们另一个启示：以《科举录》为依托，有了已经数据化的《科举录》信息，结合明代史籍、文集、笔记进行研究，从地域、家族、出身、文学与政治倾向等角度详尽考察整个明代官员、士人交游与互动成为可能。以上，限于篇幅，仅从一个视角考察《登科录》（殿试录）而已。 而由龚延明主编，经点校整理出版并已数字化的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3册225万字）、《会试录》（2册149万字）、《乡试录》（863万字），总15册、1237万字，是一个卷帙浩繁、明代三级考试原始文献的宝库，犹如一座金矿，科举资源极其丰富，正待读者和有志者发掘和开采，为深度了解中国科举社会的真实面貌，和推动与科举相关联的学科研究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 （作者：刘京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