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歌圩”作为指称壮族民间歌唱风俗的词汇，最早出现在清代的文献里；经过两百年来的沿用，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壮学学界的有意选择，该词汇已成为对壮族歌唱文化的典型概括。近年来，这个命名更是与广西开展的新一波民歌活动相联系。无论是大众媒体还是学界研究，都把“歌圩”视为“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原型”[1]；还把它作为“布洛陀文化”、“嘹歌”歌俗的主要传承场所。[2]由此，为大众描绘出关于“歌圩”深植广西历史、遍布壮族地区，并且从传统形态演化为现代形态的完整图景。 正当“歌圩”被广泛运用时，一些年轻的学者结合自身的研究实例，对此提出质疑。如罗远玲认为“歌圩”研究者以“他者”视角“拉开了歌圩与民众之间的距离”，“造成了‘我者’的缺席”[3]。陆晓芹进一步指出这个来自汉族文人的命名“具有先在的遮蔽性”，“以往的研究多把其作为研究原点，导致了‘歌圩’之名与实际存在的民间传统之间互相疏离的现象”，因此，陆文希望重新挖掘被“歌圩”遮蔽的“民间表述和地方性知识体系”，“寻找一条通向民间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4]。这些批评的视点奠基于人类学以“参与观察”为途径而确定的“主位”阐释方法论，力图适当抑制越来越响亮的“歌圩”命名，释放出以往被掩盖的地方性的声音。 可以想见，随着“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多地运用、年轻一代学人日益丰富的积累，重新勾画地方歌唱传统的主张，与继续广泛而迅捷地沿用“歌圩”的主张，将展开越来越有趣的对话。 事实上，“歌圩”研究应当从两个方面展开。其一是对“歌圩”以及类似的外来记录、命名、研究加以分析，廓清这种知识生产类型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动机。其二是对“歌圩”所指向的口头文化事象——“歌”与“歌俗”的关注。据徐新建先生的相关论述，这种关注应当透过诸如“歌圩”等外来知识言述的表层，力求描述自在、自为的民间“歌唱”本身[5]。 因此对“歌圩”的再思考、再研究值得长期地、分步骤地进行。本文处理的乃是第一项内容。而即便是对“歌圩”命名的反思，也应当建立在对“歌”和“圩”这两种岭南特定事象的深入辨析之上。限于篇幅，本文着重从对“圩”的考辨角度来检讨“歌圩”命名的历史[6]——正如后文论述的，这个角度也是学界阐释“歌圩”的关切点。笔者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说明由“歌”与“圩”结合而成的“歌圩”，在学界的运用中具体含义为何，它是如何建构起关于壮族歌唱习俗的统一论述，并持续不断地成为“新民歌运动”的“原型参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