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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我国西北及北方地区连续出土了一系列入华粟特人的墓葬，它们分别是：宁夏固原南郊隋唐墓、甘肃天水石马坪墓、山西太原隋虞弘墓、西安坑底寨北周安伽墓、井上村北周史君墓等。这批粟特人的墓葬当中，大多保存有较为完好的石棺椁、石屏风、石床等石质葬具，在部分石板上雕刻有内容丰富的画像，引起学术界强烈的关注。无独有偶，在近年来青藏高原吐蕃考古发现的一批墓葬资料中，也发现了一批彩绘在木棺板或木质随葬器物上的图像。这两批考古材料的出土十分珍贵难得，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古时期活跃在我国西北“丝绸之路”沿线的粟特人和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吐蕃人社会生活的若干断面。由于两者都是在作为葬具的棺椁板材上绘制或雕刻画像，我们在广义上或可以将其统称之为“棺板装饰传统”，通过比较分析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若干共同因素。 上述入华粟特人的石椁浮雕与吐蕃棺板画除了材质的不同之外（前者使用石材，后者使用木材），都是由数块石板或木板组成，主要作用为葬具上的装饰图案，但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彰显死者在生前与死后所能享受到的若干殊荣优待。从画面的表现形式而论，粟特人石棺浮雕主要画面有骑射狩猎、商队出行、帐外乐舞宴饮、帐中主人宴饮、丧葬仪式等，虽然各个画面具有各自的独立性，同时彼此之间又有着紧密的联系，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即祈求死者亡灵顺利升入天国，并在天国享受到与生前同样荣华富贵的生活。青海出土的吐蕃棺板画的情况与之极为相似，在表现形式上也是由骑射狩猎、驼队出行、帐外宴饮乐舞、帐中主人宴饮和丧葬仪式等不同画面组成，笔者认为虽然其画面是取材于日常生活的若干场景，但其中心意义同样是反映出吐蕃具有浓厚本教色彩的丧葬礼仪。尽管两者在画面中出现的人物服饰、器皿、牲畜种类、舞蹈及乐器等还有不尽相同之处，具有各自的民族与地域特点，但在图像中所反映出的某些共同的文化传统却是一致的，而这些传统在我国北方草原民族中流行甚广，许多应当是来自中亚与西域文明。 骑射狩猎 安伽、虞弘、史君等入华粟特人的石刻画像中都出现了大量骑射狩猎的场面，动物被骑马的人物追杀射击，正在惊恐逃窜。同样的画面在青海发现的吐蕃棺板画上也有形象生动的描绘。只是前者图像中被射杀的主要是北方草原常见的羚羊、野鹿、野猪、兔子等动物，而在青海吐蕃棺板画被追杀的动物中还出现了野牦牛、长角鹿、藏羚羊等青藏高原常见的动物。 狩猎题材的画像在世界古代各民族中都有流行，我国战国、汉代陶器与青铜器上也出现过此类题材，有的还绘在墓葬的墙壁上。早年徐中舒先生曾撰有《古代狩猎图像考》一文，对我国先秦时期铜器纹饰中的狩猎图像作过精深考订，并从东西交通的角度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中古时期粟特人的狩猎图像应另有其来源，不属于传统的中国文化系统。从中亚伊朗考古学资料来看，这类图像题材在年代为5～7 世纪的波斯萨珊银盘上十分常见，银盘上的人物往往头戴王冠，腰悬箭囊和短剑，正在执弓射杀动物，被狩猎的动物有山羊、鹿、猪、狮子、豹子等。画面上骑马人物与被追杀动物的构图方式、骑射者手执弓箭猎杀动物的姿态与中土发现的粟特、吐蕃棺板画上的图像均有相似之处。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波斯萨珊银盘 例如，史君墓石堂西壁编号为W3 的浮雕图像中，画面的上部正中为一骑马手执弯弓射箭的男子，头戴帽，身穿交领紧身窄袖衣，腰束带，腰间悬挂有箭囊，右手持弓，左臂抬起做射箭状，马前有五只动物，其中一只已中箭倒地，其余四只正在惊惶奔跑，种类依次是雄羊、羚羊、野猪和兔子。另有两只猎犬在奔逃的动物两侧，协助主人射杀。这与波斯萨珊银盘上的“帝王骑射图像”意匠完全相同。尤其是在虞弘墓中还刻有人物骑骆驼与野兽搏斗的场面，齐东方先生认为：“人物骑骆驼与野兽搏斗显然不属于中国的图像系统，中亚西亚却有许多实例。”青海吐蕃棺板画上往往也在起首位置绘有类似的骑射狩猎图。例如，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 板的起首在棺板左下画一人骑马引弓，马前有三头奔鹿，其中一鹿已中箭流血即将倒地，另二鹿惊惶逃跑。其上为一射杀牦牛的场面，画中有三位骑手正在追杀两头牦牛，其中一头牦牛已中箭，但仍负痛奔走逃避，牦牛的下方，一条猎犬追堵着牦牛的逃路，表现出与粟特和波斯狩猎图像中相同的艺术意趣与图像风格。 史君墓石椁狩猎与商队图 商队出行 饶有兴味的是，在入华粟特人墓葬石刻中，常常与骑射狩猎图像并行的还有商队出行图。例如，上举史君墓石堂西壁W3 号石刻图像的下部，是一个由马、骆驼和驴组成的商队，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挂着箭囊，两匹马的后面是两头驮载着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跟着一位头戴船形帽的男子，骑马行进，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望筒正在向远处张望，两头骆驼的右上方，有两匹马和一头驴驮载货物并行，其后面为一男子正持鞭驱赶其前行。与这幅图像相邻的石堂北面编号为N1 的画像上部中心位置绘有一帐篷，帐内外有人相对而饮，而画面的下部出现了一个正在休息的商队，中间有两位男子正在交谈，一人肩上还背着货囊，有一人牵着载货的马匹，一人照料着两匹驮载着货物的骆驼卧地休息，后面还跟着两头驮着包裹的驴子。与这类画面相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其他入华粟特人系统的墓葬石刻画像中，如日本Miho 博物馆内的一幅石椁石刻。 Miho美术馆藏石棺床商旅图 青海郭里木一号棺板画A 板的情形与上述粟特人的商队十分相似：在狩猎图像的前方，画有一支骆队，中间为一驼，满载着货物，驼前三骑，驼后一骑，前后相继，驼后一人头上缠巾，腰束箭囊，似在武装押运着商队前行。此外，青海郭里木现已流失于民间的一具棺板画的起首也绘有射猎场面，身穿吐蕃服饰的骑手手持弓箭、腰系箭囊，从两个方向射杀牦牛，而在这个画面的上方绘着一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货物上覆盖着带有条纹的织物，骆驼后面跟随一骑马人，头上戴着似“山”字形的船形帽，似为押运货物的人员。 荣新江先生曾根据史君墓及其他粟特人系统石刻画像中的这类图像加以研究考证，认为这就是一个中古时期行进在丝绸之路上的粟特商队的写照（尽管这个商队中种族的构成除了粟特人之外可能还有其他民族）。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墓主人的族属目前有吐蕃、苏毗、吐谷浑等不同意见，我们暂且将这一争论搁置一边，因为如同有的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在不断扩张与征服基础上形成的吐蕃王国，也是由许多民族共同体组成的，其中就包括了苏毗、吐谷浑、党项等民族。在吐谷浑当中，即有类似粟特人的商队。《周书·吐谷浑传》记载魏废帝二年（553 年）“是岁，夸吕又通使于齐氏，凉州刺史史宁觇知其还，率轻骑袭之于州西赤泉，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骆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因此，一方面在吐蕃征服占领吐谷浑之后，吐蕃属下的吐谷浑人仍然有可能继续可以组成这样的商队进行丝路贸易活动；另一方面，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吐蕃人出入中亚地区的军事征服与领土扩张，而忽略其在丝路贸易中扮演的角色。 联系青海所出棺板上的画像内容来看，吐蕃人很可能也继承了中亚民族丝绸贸易的传统，同样有规模不等的商队活动在“高原丝绸之路”上。有学者曾经指出，吐蕃的军事扩张也具有鲜明的商业目的，其在西域和河西一带的军事扩张大多与控制国际商贸通道有关，同时也将丝绸等重要国际贸易物品作为自己掠夺的主要对象，这与“善商贾”的粟特人虽然采取的方式各异，但却能收到同样的功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