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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定位 对《总目》的研究须持一种基本的观念，就是它的“官学性”。鲁迅曾特别强调它是“钦定的”，孟森指出《四库全书》为“愚天下之书”，都是从这一角度来说的。当然，这里讲的官学性，并不完全是贬义，只是对其特征的客观表述。 官学性决定了对《总目》研究的反思性。“官学”，既是对《总目》的定性，也是对《总目》的定位。而官学之于《总目》所产生的影响，则在于它对《总目》修纂和《总目》思想的全面掌控，即“官学约束”。首先，“约束”表现为硬约束和软约束的一体化。硬约束，即外在约束或行为约束，包括官方掌控下的人员组成与分工，以及书籍征集、定性、取舍、禁毁与否等；软约束，即内在约束或思想约束，指官方思想对修书人员思想的控制以及对《总目》提要思想的支配和贯彻等。其次，政治化、制度化是《总目》官学约束的基本要素。官学约束在《总目》中的体现，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力向思想、文化、学术、文学等方面的贯穿和渗透，同时通过修书的制度化得以实施。《四库全书》及《总目》的修纂是清乾隆时期完成的，这一时期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力达到巅峰，这不仅使规模浩大的修书工程成为可能，而且朝廷政治意志和思想意识也比其他时期更能充分贯彻到文化工程的各个环节。同时，官学约束下完成的《总目》，使它既与一般学术著作的写作行为相区别，也与非官学著作的内在肌理不同。一般著作的写作，相对而言是自由自主的；四库馆臣的《总目》纂修，是代朝廷立言，虽然也有馆臣意志和思想的参与，但受制于官方意志和思想，是由始至终不可摆脱的事实。《总目》不是个性化著述的产物，也不是某一思想流别的集体之作，而是由皇帝钦定的人物完成皇帝钦定的任务，这是它最大的特点。所以，落实到《总目》的具体文本，也具有与一般学术著作不同的内在结构和思想肌理，这至少包含两个层面：一是馆臣的价值评判，这是从属性的，被支配的；二是清王朝官方的价值评判，起支配和决定作用。二者交融为一，有时也体现某种杂混的情形。可以说，《总目》文本的意义形式是隐喻式的，而这种隐喻式的意义形式造成之根据，就是官学约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