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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http://www.newdu.com 2018-05-20 《博览群书》 2017年第4期 毕健康 参加讨论
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

    中东,广袤肥沃、令人着迷而又困顿难解的土地。巴尔干半岛的伊斯兰化,改写了欧洲宗教、文明与政治版图。然而,阿拉伯帝国遥远的辉煌渐渐淡去,奥斯曼帝国的衰败与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了瓜分豆剖、纷争衰颓的碎片化的中东。2011年爆发的中东剧变,使得阿拉伯世界内部碎片化的加剧与“伊斯兰国”组织乱世中崛起,惊破了中东国家的梦想。中东何去何从?如何破解百年中东发展的难题?这或许就是所谓中东之谜吧。
    田文林是我国长期致力于中东问题研究的资深学者。他辛勤耕耘,在梳理过去论著的基础上,从问题与出路这个角度,对过去的作品进行浓缩精炼,改写提升,推出了《困顿与突围——变化世界中的中东政治》(以下简称《困顿与突围》)一书。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孜孜以求的是一个“世纪之问”,这就是:百余年来中东多灾多难,根源何在?中东如何“突出重围”,实现稳定和发展?
    Ⅰ
    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尤其是与金砖五国这样的崛起中大国形成鲜明对比,人力资源丰富、油气资源富集、历史悠久的中东,在百余年的发展中遭遇严重挫折,至今仍然没有走上稳定与发展的康庄大道。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多场“反恐战争”,加剧了中东的动荡和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2011年以来的中东剧变和“伊斯兰国”组织的肆虐,使中东恢复稳定与发展离人们的视线更为遥远。为了回答今日中东难题的缘由和破解这个谜一般的难题,作者从三个方面进行探索,即政治思潮、中东剧变与中东的突围。
    “中东之谜”的起点,是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及中东国家在国家建构与现代化上面临的重大问题。无论是民族国家的建构,还是在现代化与发展上的艰难摸索,使阿拉伯兄弟国家在内政外交上渐行渐远。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虽然取得重要成就,然而弊端很多,问题突出。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阿拉伯国家从一开始就走上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从而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分裂形态与内部纷争。埃及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天生的阿拉伯大国与领袖,1952年七月革命后建立共和国。克里斯玛型领袖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一股强劲的民族主义革命旋风,在阿拉伯世界形成进步的亲苏阵营。崛起于半岛腹地内志的沙特家族,与瓦哈比运动相结合,几起几落,最终在半岛建立起最大的政教合一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半岛上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沙特王国占据半岛总面积的80%,国土面积达225万平方公里,自然成为海湾的几个阿拉伯君主制小国的轴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保守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外交上与矢志不渝地“推销民主”的美国走得很近,形成保守的亲美阵营。
    两条道路,两个阵营,然而,在威权政治的构建与破解发展难题的困境上,却殊途同归。
    Ⅱ
    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中东如何突出重围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中东如何突出重围
    虽然人们在事后爬梳阿拉伯文文学作品时,惊人地发现一些阿拉伯文学家和思想家通过文学作品以预言的形式,“预测”到2011年开始的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剧变,甚至个别阿拉伯智库相当接近地预测到剧变,但是这场从“阿拉伯之春”演变为“阿拉伯之冬”的大动荡,甚至让规模庞大的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和向埃及各领域渗透颇深的美国当局都感到意外。
    在这场热烈的争鸣与讨论中,一些学者以“局外人”的冷静,拨开重重迷雾,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从方法论与事物本质两个层面,做出了符合实际、经得起考验的论述。田文林是其中敢于坚持、论述周全、见解深刻的杰出代表。在推翻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威权暴政、专制独裁的欢呼声中,田文林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回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厘清国体与政体的关系,一下子抓住了中东剧变的本质。
    政治的本质,简单地说,就是“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这个“谁”,不是人的生命个体,而是阶级。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建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实际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发展阶段,有一定的朝气,致力于民富国强的现代化事业。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国有化运动,公有制经济与民族工业的发展,不仅显示这些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政权的生机与活力,而且有效地缓解了贫富差距,改善了底层民众的生活。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种“向下看”的政策戛然而止,转而“向上看”,“转为服务于社会中上层的大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演变成权贵政治和家族独裁”。
    政权的阶级基础发生漂移,直接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埃及,安瓦尔·萨达特执政以后,公开否认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萨达特政权精英复活被纳赛尔政权镇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旧官僚,与之结成经济和政治联盟,直至结成姻亲。所谓的开放政策,就是直接为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当然也为西方垄断资本打开了大门。首先,埃及的开放政策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先后实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逆转了民族工业发展及工业化的势头,使这些国家在许多崛起中的亚非拉国家凯歌高进的时期,长期裹足不前,错失发展机遇。其次,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贫困问题极为突出。纳赛尔式社会主义虽然本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但是节制私人资本,减少地主占地,控制地租和房租,限定城市个人的最高收入,实行最低工资标准,允许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与分红,实行大、中、小学免费教育及中学以上毕业生包分配,普及社会福利事业等,有效地缓和了各阶级的收入差距。穆巴拉克虽然不断高呼保护有限收入阶层利益,实际上沿着萨达特开创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埃及陷入“贫困陷阱”不能自拔。据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月17日报道,埃及仍有近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
    以埃及为典型的阿拉伯共和制国家政权阶级基础的漂移,造成上述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这是因为虽然穆巴拉克们愿意照旧统治下去,穷困的阿拉伯民众却不愿意照旧被统治下去。他们受够了,他们涌入街头抗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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