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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作为阿拉伯世界的旗舰组织，阿盟又不断地高举阿拉伯统一的大旗。尤其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潮时期，纳赛尔竭力借助埃及主导的阿盟，促进阿拉伯团结和统一大业。1963—1972年3个“进步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分享同样的国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盟均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协调阿拉伯国家力量抵抗以色列的作用。在管控阿拉伯世界内部争端与冲突上，阿盟亦有多个成功的案例。在1961年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争端中，阿盟向科威特派驻阿拉伯部队。1963年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发生边境战争，阿盟成功斡旋，使两个阿拉伯兄弟邻国化干戈为玉帛。 然而，与欧共体(欧盟)和东盟乃至非统组织(非盟)逐渐推进一体化形成鲜明反差，阿拉伯国家联盟不仅在促进阿拉伯政治统一上最终一事无成，而且在推动经济合作等方面亦严重滞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阿盟反映而不是调解内部分歧，把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暴露在世人面前，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埃及被开除出阿盟。在1979年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阿拉伯统一的口号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1990—1991年海湾危机中，阿盟未能成功地斡旋伊拉克与科威特争端，伊拉克大军侵占科威特，阿拉伯世界一分为二——亲伊拉克阵营和反伊拉克阵营，最终只能引狼入室，依靠美国为首的西方军队解放科威特。虽然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参加多国部队，但是显而易见，单靠阿拉伯国家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与军事实力，难以解决海湾危机。 其实，自阿盟成立之日起，阿拉伯统一就只是一种民族感情和政治口号，并非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各阿拉伯国家建立伊始，就产生了超越阿拉伯统一梦想的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1943年在亚历山大举行的阿拉伯领导人会议拒绝了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组成联邦的提议。阿盟传达了阿拉伯团结的信号，但是实际上“保障了阿拉伯各国的独立与主权”。因而，放弃阿拉伯统一幻想，巩固阿拉伯各国的主权反而有利于稳定的地区秩序的出现，为中东逐渐走出困境提供较好的地区环境。 Ⅳ 丢掉阿拉伯统一幻想，回到主权国家现实。 既然主权国家是中东秩序的核心，那么陷于困顿的中东的突围主体也必然是主权国家。《困顿与突围》一书，从内政外交两大层面，探讨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海湾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发展道路，力图回答中东国家如何突围这个难题。坦率地说，“中东突围”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之谜，是中东国家近百年来艰难地上下求索的过程，至今仍然没有找到完整的答案，仍在摸索之中。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亦即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巴列维国王为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伊朗逐渐沦为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日益向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集中，民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受到严重打压，最终引爆了一场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阶层领导的“革命”。 这样一来，伊朗的突围受到严重制约。首先，执政的宗教阶层在很大程度上走上了巴列维国王时期权贵资本主义的老路，民粹主义光打雷不下雨。例如，在通过土地改革缓解农村地区两极分化上，甚至还不如巴列维国王时期。相反，通过公有部门、伊斯兰基金组织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庞大企业网络，执政的大资产阶级控制伊朗经济命脉和绝大多数资源，私有部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地盘受到极大的挤压，经济动力不强，活力不够，当然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其次，由于与美国的长期对抗，伊朗孤立于世界经济。伊朗核问题爆发后，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收紧对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切断了伊朗发展急需的资金、技术和关键设备，伊朗经济越来越困难，民生日艰，遑论发展。最后，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动因，还是因为教派之争，抑或仅仅是地缘政治争夺，伊朗采取咄咄逼人的革命主义外交，对于海湾保守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和以色列均构成巨大压力。后者的反弹是必然的，这就造成海湾乃至中东地区长期失序失衡，不利于伊朗和中东的稳定与发展。 埃及的突围，依然困难重重。纳赛尔代表具有一定生机与活力的埃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通过国有化、土地改革和向中下阶层倾斜的社会政策，使埃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工业化与现代化上取得长足进展。然而，1970年底执政的萨达特，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开放政策的名义重建大资产阶级经济与政治统治。穆巴拉克执政后萧规曹随，沿着萨达特的开放政策继续前进，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并使埃及2011年以来陷入动乱之中。与伊朗受到美国的遏制、打压不同，萨达特执政以来埃及向美国“一边倒”，穆巴拉克时期表面上奉行均衡外交，但是西方资本与技术的流入要么很有限，要么没有进入生产部门，埃及的工业化不进反退。虽然穆巴拉克一再高呼埃及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工业，现实却恰恰相反，所谓的四大支柱部门——石油出口、旅游业、苏伊士运河通行费和侨汇，无一是实体工业，极易受到国际市场和地区形势波动的冲击。当然，以埃及的资源禀赋与国际竞争力，也的确很难全面开花，建立完整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体系。然而，过往的寄生性发展路径，显然已经堵死了。如何找准埃及的比较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在埃及经济体制与优势产业布局上取得重大突破，是当下塞西政权的急迫任务。当然，其前提是埃及实现国内的政治和解，初步形成稳定的政治局面。 相对而言，一直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的土耳其，发展得比较顺利。土耳其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17位，是“展望五国”和二十国集团成员，2011年以来的中东乱局中难得的“稳定之锚”。然而，田文林研究土耳其私有化的前因后果，揭示出土耳其的突围之路并不顺畅，相反，“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从本质上说，私有化的指导思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是披着隐身衣的新殖民主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市场怎么可能在国家之外的真空中运行呢?西方鼓噪私有化，软硬兼施，在广大亚非拉国家推广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是因为国际垄断资本看中其垄断租金。相关数据表明，私有化并未提高土耳其经济的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并未使土耳其工业结构实现真正的转型升级，反而陷入“依附性陷阱”，更严重的是，加强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控制与剥削。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1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可见，中东国家的突围似乎仍处于“在黑暗中摸索”的状态。唯有解决“依靠谁，为了谁”这个简单的根本性问题，才能拨开云雾见青天，走上稳定与发展的康庄大道。假如剧变中的阿拉伯国家对“依靠谁，为了谁”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场剧变就会从乱局走向革命，中东的突围至少找准了方向。 (作者简介：毕健康，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埃及和中东问题专家。) 【首发于《博览群书》 201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