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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决定处方，舵手决定航向。阿拉伯剧变如果真正“剧变”成为革命，药到病除，那就是彻底推翻旧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阶级属性问题。然而，“阿拉伯之春”显然不是这样一场革命，缺乏领导阶级，民众群龙无首，没有组织起来，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和政治纲领。没有舵手，街头运动失去方向，“有毒的民主”反而搞乱阿拉伯国家，使之陷入严重的动乱之中。田文林对中东剧变下的民主闹剧的评论鞭辟入里：“民主重建进程看似热闹，实则是在‘政体变革’等次要问题上打转转，很难实现统治阶级更替，更难触及经济结构变迁。指望通过民主选举改变不合理政策路线，无疑是缘木求鱼。”因此中东剧变的任务，不是以所谓的民主代替独裁，从集权或威权走向分权制衡，而是以“革命者的专政”取代“反革命者的专政”。从中长期看，中东国家要“完成未完成的革命”，亦即实现富民强国，国泰民安的梦想，也需要集中资源办大事，更要在发展道路问题上做出正确抉择。坦率地说，这需要政治家的勇毅与智慧，需要“集中”，完全不是票决游戏所能解决的。 求解“中东之谜”的大胆探索--兼评中东如何突出重围 Ⅲ 对于大中东动乱纷扰，外祸连年，人们难免慨叹：“这一切都是石油惹的祸!”西方学术界和智库的这种渲染和媒体的起哄，似乎抓住了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关键命门，实则谬矣!田文林诘问：“俄罗斯同样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何西方国家却不敢打俄罗斯的主意?”打个比方，两家人都有金砖。其中的一家没有养凶猛的狼狗看家护院，强盗堂而皇之入室抢劫。另一家则庭院深深高墙护院，还雇佣私人保安公司武装守卫，自然平安无事。难道我们要指责第一家有金砖吗?国家的强大与弱小，其第一要素，亦即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国土面积的大小与人口的多寡，其次才是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大是强的基础与前提，小国寡民虽富犹弱。 以色列是阿拉伯人胸口永远的痛。经过几场中东战争的锤炼，以色列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支持下愈战愈强，顽强地生存了下来，阿拉伯人则一再败走麦城。延续不断的阿以战争和冲突，不仅挤占了经济建设和现代化的宝贵资源，而且加剧了中东的动荡与地缘政治竞争，固化了中东的碎片化格局。在阿拉伯世界内部，围绕阿以冲突，以埃及和沙特王国为首的两大势力长期博弈。 当然，阿拉伯人民对于阿拉伯世界碎片化的缘由及其后果，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并不任由域外强权国家的摆布。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不只是埃及人民的好儿子，还是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为阿拉伯人民的反帝反封和统一事业鞠躬尽瘁。1958—1961年，埃及与叙利亚短暂地统一为一个国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就是阿拉伯世界走向统一的尝试。然而，正如破镜不能重圆，分了家的兄弟不能再重新组成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一样，各阿拉伯国家逐渐累积自身的国家利益，形成各自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与外交方略，统一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相反，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争夺，比如上世纪60年代埃及和沙特在也门的间接战争，成为阿拉伯世界残酷的新现实，固化了阿拉伯世界的碎片化。 进一步说，从阿拉伯民族形成与历史发展来看，“阿拉伯统一”可以说根基不深。 阿拉伯人起源于干涸的阿拉伯半岛，与沙漠和骆驼为伴，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即贝都因人。阿拉伯各部落为争夺牧场和水源而相互厮杀，流行血亲复仇，非常重视血缘关系，宗派主义与分裂传统十分强大。在伊斯兰教诞生前的百余年间，有据可查的部落战争达1700余次。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突出对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崇拜，倡导“穆民皆兄弟”，对于遏制阿拉伯人内部的仇杀与阿拉伯人从部落走向民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阿拉伯人一手高举《古兰经》，一手紧执锋利的宝剑冲出阿拉伯半岛。7世纪40年代到10世纪末，阿拉伯人向西亚北非大迁徙，促进了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辉煌。阿拉伯人大扩张，使半岛阿拉伯人博采埃及、两河流域和波斯文化之长，阿拉伯人也从简单的血缘概念变成血缘、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和语言(操阿拉伯语)交叉的复合概念。换言之，阿拉伯人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而统治阶级为维护大帝国的治理而采取的分化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阿拉伯人的部落主义传统。 阿拉伯民族特殊的形成历史筑就其特殊性。阿拉伯人既是一个民族，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而是一个分裂(为多个国家)的民族。半岛上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及文化上均极大地落后于被征服地区的埃及人、波斯人，因而阿拉伯民族先天发育不良：首先，各地方言林立。以《古兰经》为基础的标准阿拉伯语，如今基本上是书面语言，主要用于著书立说、诵读《古兰经》和新闻广播。普通老百姓只能听，不能讲，其使用范围愈来愈小。相反，文学艺术作品大量使用方言，其中埃及方言在阿拉伯世界影响最大。因此，阿拉伯人虽然共享标准阿拉伯语，但是各种方言的出现尤其是文艺作品基本上使用方言，实际上分割了各国阿拉伯人的情感世界，这反过来促进了阿拉伯各国的分化。其次，被征服的先进文化，反而征服了征服者，增强了阿拉伯民族的“地方主义”特色，使阿拉伯民族具有多元性和分裂传统。比如，埃及仍然保留许多法老文化成分，埃及的阿拉伯方言吸收了一些科普特语汇。波斯的专制传统与发达的官僚制度对阿拉伯帝国的重大影响，就更不用提了。最后，民族自我意识不稳定。阿拉伯人很“开放”，把阿拉伯帝国分裂后的外族王朝视为“本民族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埃及人仍然为出身库尔德人的萨拉丁的丰功伟绩而无比自豪。近代埃及的奠基者穆罕默德·阿里也是阿尔巴利亚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感情此起彼伏，波动不居。在突厥人和奥斯曼人统治期间，阿拉伯人民族意识下降，宗教感情上升。20世纪60年代，在纳赛尔的感召与推动下，阿拉伯民族主义进入高潮。 阿拉伯国家联盟(简称阿盟)70余年的曲折发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团结之不易，摆脱破碎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之艰难。阿盟1945年3月22日在开罗正式成立，比联合国的诞生还要早半年。创始成员国为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也门，目前22个阿拉伯国家全部为阿盟成员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尚未熄灭、不少阿拉伯地区还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位形势下，阿盟作为尚待扩大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其根本宗旨是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协调成员国政策，以便实现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捍卫其独立，关注阿拉伯国家的事务和利益。抵御外来侵略和防止、解决成员国之间的战争，是阿盟的主要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