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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不少都有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愿望；而毕生致力于撰著一部中国通史者，仅吕思勉先生一人。然而，对于向来所谓的历史的“资鉴”功能，吕先生是否认的。在吕先生看来，“资鉴”的历史观，是向后看的，是照老样子做的历史观，是导致失败的历史观。而吕先生的通史旨趣，就在于通过研究历史，“用以说明现社会，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惟其如此，对于“偏举一端，欲涵盖全史”的治史的方法，亦即用政治史涵盖全部历史的方法，吕思勉先生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 基于这样的认识，吕先生强调：必须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分别加以观察；而能够对社会进行“综合观察的，就是社会学”，必须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才能“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吕先生认为，只有这样的历史，人们读了，“才会有革命的思想……，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从前的人，误以为读了历史，才知道既往，才可为将来办事的准则，于是把历史来作为守旧的护符，这才是误用了历史的。若真知道历史，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所以，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 正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视，吕思勉先生甚至提出，应该在中学教授社会学，使学生对社会发展略知“匡廓”，以取代通行的历史教育。他以自己为例，说早年通读二十四史一遍，却毫无心得，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的根柢。但是，在中学教授社会学，毕竟只是一种设想。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能够付诸实行的，只能是历史教育。于是，把社会学的理论贯彻于中学的通史教育，使通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就成为吕先生通史旨趣的另一所在。他甚至建议中学历史教育，“不妨以社会学为之经，而历史转若为其纬，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也。” 吕先生自15岁读史，到73岁去世，58年间，写过多部针对不同读者的中国通史。如：《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高级中学适用本国史》、《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高级中学用复兴教科书本国史》、《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初中本国史》、《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和《吕著中国通史》。这些通史，最早的出版于1923年，最晚的出版于1944年。而为了最终撰著一部能够说明“中国的社会总相”的通史，吕先生不仅在中国的断代史研究上下了大功夫，先后写出了诸如《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四部断代史，还对《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的写作下了很大的史料功夫，并著有诸如《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等著作。今天，我们读吕先生的著作，无不钦佩吕先生学问的博赡，却也应该懂得吕先生学问的博赡，概由他的通史旨趣使然。要研究社会的变迁进化之理，要明白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总相，没有学问上的博赡，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史界声光 仅以四本厚重的断代史而言，吕思勉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在当世的史学家中，即少有能与之比肩者。但长久以来，论名气，吕先生却远不及当时的其他史学大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始有严耕望先生，将吕思勉先生与陈寅恪、陈垣和钱穆称之为并世的史学四大家，并由此而论及吕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如另外三位先生的原因。严先生讲了三点，其大略为：一、近代史学风尚，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赡而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二、特别重视新史料，以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的重要尺度；三、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声著海内者，莫不设教于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的各著名大学，以声气相求，四方具瞻，又有较高素质的学生，毕业后散布四方，高据讲坛，为之宣扬。严先生指出，吕先生学问上属于博赡一途，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而一直教授于并非学术中心的上海的光华大学，埋头枯守，默默耕耘，不求闻达，声光大不如陈寅恪、陈垣和钱穆另三位史学大家是当然的。 吕先生做了许多深密的功夫 严先生的分析，讲的基本上是实情。在讲到吕先生学问的“博赡”时，严先生还特别指出：“博赡仍是为学大道。”但是，吕先生的学问是否就不够“深密”呢？如就“仄而专的深入研究”而言，吕先生的确不曾有过这样的“深密”。但是，为了能够成功地撰著一部中国通史，吕先生竟做了许多的深密功夫：四部断代史以及在宋、辽、金、元和明、清史上所下的史料功夫，是为中国通史的撰著，奠定了尽可能完整而系统的史料基础；而诸如《中国制度史》、《中国民族史》的撰著，则是为中国通史的撰著确立框架，并进一步疏理和提炼史料和历史解释；至如《先秦学术概论》、《理学纲要》和《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著述，则意在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与时代相关的思想。吕先生一生，写过大量考释、考论性文章。上述吕先生的大部分著作，就是在这些考释、考论性文章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先生《秦汉史》中关于秦汉的“儒学之兴”和“儒家之学”两节，即是吕先生有关汉代经学的大量考释、考论性文章的提炼。其行文不到两万，即把秦汉时期儒学的兴起、盛衰及其源流派别、风尚变迁和得失，讲得清楚明白。而后在《吕著中国通史》中，这些内容，仅仅被概括为两千余字。 从官制变迁入手，揭示过度集权的弊端 一部《吕著中国通史》，其上编乃就中国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以推求现状的由来；凡材料、布局、变迁过程、社会历史背景，乃至于立论，皆有精审缜密的把握。如先生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变化，重在突出政治的变迁，并概括其基本过程：秦汉官制如何从列国时代蜕化而来，又因不适合统一时代而不久即发生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错杂不整，入唐后再被整理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却行之不久又不能适应实际，在唐中叶之后再生变迁，然后为宋朝所沿袭，入元又加入了一部分异族因素，再为明朝所沿袭，清朝又大略沿袭明朝，至末叶因政体改变，官制随之再变。至于在这样的过程中讨论历代官制的具体变化，吕先生则通过历代内官（中央官制）和外官（地方官制）的设置及权限变化，讨论各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政治特点；而以内官“分事而治”、外官“分地而治”为线索，讨论历代官制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升降变迁，以及官制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行政阻隔和影响。高度的概括，结合具体的分析，是吕先生撰述通史的一个特点。而与此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则是深刻的史识。如针对外官权限被侵夺的问题，吕先生指出：“上级权威愈大，下级的展布愈难。积弊之深，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虽有别种原因，官制的不善，是不能不尸其咎的。”因过度集权而造成权威不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官制变迁入手，以揭示政治变迁过程中过度集权的弊端，是最尖锐也最有说服力的。惟官制变化千头万绪，关系又极复杂，只有抓住过度集权与中央权威的关系问题，才能用简驭繁、博而反约，在纷繁的官制变化中，把握中国历史上官制变迁的因果。所以，吕先生学问的深密，是在更大的方向上，与严耕望先生所提到的那类“仄而专的深入”的确不能同日而语。 说到深密，还不得不说的是，吕先生治史，决不故弄枝蔓。如先生札记“汉人多从母姓”一文，讲的本是一显而易见的问题，惟其容易被人疏忽，又比较重要，先生即将相关史料特意摘录，并指出其为古代余习，以及汉人尤重母系亲亲之义的问题。又如伪古文尚书中“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其中”一语，向来认为前八个字本于《荀子·解蔽》所引《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之语。而吕先生指出，其中“惟精惟一”四字，亦本于《荀子·尧问》“执一无失，行微无怠”，“执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等语。按说，此经学史上的问题，并非无枝蔓可寻，但先生札记“伪古文尚书有本于荀子者”一文，仅用四百余字而已。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吕思勉读史札记》上下两册，约80万字，凡考释、考论，皆此类要言不烦之文。 研究中国学问，不能脱离基本的史料 即便是严先生讲的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的问题，其实也未必是吕思勉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及陈寅恪、陈垣和钱穆三先生的真正重要的原因。近代史学重视新史料，这毫无疑问是一个事实。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文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先生这里所说的“新史料与新问题”，实际上讲的是史学研究的新领域与新发现史料的关系问题。强调新史料与新问题，这对于“敦煌学者”而言，并没有什么不对。而“预流”、“未入流”的说法，不过是陈先生的一时一地之论。近来个别学者引陈先生此言，放言高论“预流”和“未入流”之说，至于滑稽，这对陈先生真是极大的误会，也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的极大误会。陈先生在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所写的序言中指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