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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和发展扩展个案方法方面，布洛维是当之无愧的当代社会学第一人。布洛维通过自己在赞比亚做的一项经验研究，具体说明了扩展个案方法的应用。他于1968年到1972年在赞比亚进行了为时四年的田野工作。当时赞比亚刚获得独立，全国绝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对白人经理和专家的依赖很严重。新政府致力于消灭白人的优先权，开展“去种族化运动”，即所谓“赞比亚化”。按照政府的描述，这一努力是非常成功的。布洛维企图研究跨国公司面对后殖民政权的应对政策和策略。他选择了赞比亚铜带省的两家公司：Anglo American Corporation和Roan Selection Trust。这两家公司在殖民时代就已经存在，其政策和经营方式深植于殖民秩序。其以铜业服务局人事顾问的身份开始了研究。 布洛维分别从上下两种视角研究了这个问题。在上层视角中，他选择年轻的人事官员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是非洲矿工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这些官员目睹了“赞比亚化”的暴风雨。布洛维每周与他们见面一次，讨论问卷调查和赞比亚化的进展；接着他以赞比亚大学研究生的身份进行了两年的研究，并招募一些大学生参加研究后殖民时期的工作组织。在下层内部视角中，布洛维则从大多数无技术和半熟练工人的立足点出发探求“赞比亚化”。 研究表明，尽管殖民时代一去不复返，但殖民统治秩序并没有发生有意义的变化。政府虽然宣称“赞比亚化”获得了很大成绩，但经济领域白人统治者占主导的状况实际上没有太大改观。白人公司的应对满足了政府“赞比亚化”的目标(黑人在管理阶层的数量上升，并且经济保持原来的发展水平)，同时又按自己的利益实际上保留了对有色人种的歧视。白人公司的这一成功是通过两种策略实现的：第一，覆盖“赞比亚化”(blanket Zambianization)。这是指人事部门的“赞比亚化”。一方面快速实现了“赞比亚化”，另一方面又除去了“赞比亚化”对于白人雇员的威胁和压力。第二，“遮蔽‘赞比亚化’”(shadow Zambianization)。指的是矿长职务的“赞比亚化”。许多原来的白人矿长被安排担任矿长助理，但却保有原来矿长职务的许多权力；安排黑人继任矿长职务，同时却没有相应的权力。这使黑人矿长成了矿长助理的下属。 这两种手段有如下影响：（一）随着管理层的增加，组织变得臃肿；（二）工人及其黑人矿长之间的矛盾增加。那么问题就变成：若这两种手段破坏了经济组织，为什么其还能够存在?答案必须在更广泛的范围中寻找。（一）虽然政府倡导“赞比亚化”口号，但代表无技术和半熟练矿工的非洲贸易联盟只对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条件感兴趣，对上层监督者变动则不感兴趣；（二）黑人矿长处于黑人下属和白人老板中间，是种族和阶级紧张的杠杆；(三)公司管理者一方面企图通过控制管理层加强对黑人的歧视，另一方面在工人中则尽量使用黑人工人以降低费用。(四)赞比亚政府非常重视铜业发展，铜业是国家主要的税收来源。政府愿意让移民管理工业，他们拥有从事管理的经验和能力，而在短期内黑人是无法具备这些条件的。若完全任用黑人，由于缺乏管理才能导致经济滑坡将是赞比亚政府不愿看到的。对于白人管理者来说，虽然他们拥有经济权力，却不能威胁政治权力。 弗朗兹·法农的“后殖民革命”理论引导了布洛维的分析。布洛维对跨国公司、矿工、赞比亚经理，以及外来人的分析，与法农对民族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农民的阶级利益的剖析正相呼应。布洛维将政府对工人的无纪律、懒散和混乱的指控，变成对新的统治精英自身的反对，后者的奢华和放纵来自于快速的向上流动。至于工人自己，他们是法农所谓的“劳动贵族”的原型。他们追求他们狭窄的经济利益，不怎么去关心种族歧视问题，将矿厂的国有化看作政府施展严格纪律的诡计。布洛维所做的不止是重新演示法农的阶级范畴，它通过将宏观力量推动从非洲进步(African Advancement)到“赞比亚化”的运动与维持阶级继替的微观过程联系起来，设定了阶级地图。 从研究策略上看，布洛维同时选择了上层官员和下层工人两个阶层进行独立研究，以便发现宏观权力对微观生活的影响，以及微观生活的变化对宏观权力的塑造。上层官员构成宏观权力的代表，下层工人则是微观生活的象征。通过对宏观和微观因素两方面的考察，布洛维得出结论：殖民秩序没有发生根本上的变化。经济领域里白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没有太大的改观。通过对白人公司的具体考察，以及对公司与国家、历史的关系的思考，他从宏观与微观因素相互作用的角度提出了解释。不难发现，无论是研究对象的选择，还是研究过程，他都兼顾了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因素；而且他更是站在宏观权力的角度，而非具体的工人命运和公司策略的立场，来探究“赞比亚化”的实质问题的。 概括而言，扩展个案方法通过对宏观、微观两方面因素的经验考察，达到对问题的深入理解。问题可大可小，搜集资料兼涉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时则始终抱持反思性的信条，时时体察宏观权力等因素对日常实践的渗透性和影响力。研究者居高临下地看待具体生活，亦从具体生活中反观宏观因素的变迁。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进而解答问题。它跳出了个案研究的狭小天地，解决了宏观与微观如何结合的问题。同时经由理论重构，它实现了其理论上的追求，也体现了这种研究方法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扩展个案方法试图通过研究者立足点的转移来解决从微观到宏观过渡的难题，似乎忽视了特殊性与普遍性、一般性的关系问题。但是正如布洛维指出的那样，它能够处理本文开始提出的关于个案研究的第一个批评：通过重构理论产生一般性法则，即用个别个案来观照、修正理论，进而产生新的一般性法则。 四、走出个案：扩展个案方法的实践 如果说分析性概括从方法论高度证明了个案研究法的生命力，那么扩展个案方法则是这一结论之下具体方法的体现。分析性概括旨在说明，个案研究法的魅力不在于要像大规模抽样调查那样，用样本的结论推断总体的特征，不在于样本选择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而在于其辅助理论建构的力量。 扩展个案方法具有里程碑意义，乃是其走出个案自身的狭小范围，转而站在宏观场景，特别是宏大权力的领域中，居高临下地观察具体的日常生活；同时藉由具体个案反观宏观因素，从而实现理论的重构。扩展个案方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分析性概括将其引入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从个案研究本身的独特逻辑来思考这个问题，特别是注重理论的角色。扩展个案方法则在分析性概括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步：跳出个别个案本身，走向宏大场景。 在扩展个案方法中，理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反思性的四个原则——介入、过程、结构化、重构的实现都需要理论的力量。理论引导了介入的方式，将处境性知识构造成社会过程，并将社会过程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此外，理论重构则是扩展个案方法的目的所在。可见，整个扩展个案方法的实施过程都贯穿着理论的角色。透过宏观俯视微观，经过微观反观宏观，宏观和微观之间的双向作用都需要理论作为指导，同时也构成了理论重构的源泉。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方法实践，予人最深印象的是他借助理论实现的一系列跨越。除了前述赞比亚研究外，布洛维还在芝加哥南部一个工厂做过机器操作员，在匈牙利的香槟厂、汽车厂和钢铁厂，以及俄国北部一个小家具厂有过工作经历。布洛维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充满细节的工厂民族志，而且是深入的理论对话。在芝加哥的工厂，他试图运用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理论发现人们认可美国资本主义的根源。在匈牙利的工厂，他结合撒列尼的阶级结构理论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去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厂组织和阶级形成的特征。在俄国的工厂，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商品和金融资本概念，发展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在所有这些研究中，我们看到了从独特到一般、从普通平凡到20世纪晚期宏大的历史主体的大幅度跨越。 （本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参见原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