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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苗族史诗《亚鲁王》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探讨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的嬗变及史学价值，并探索口传史诗叙事的范式和体例，从口传历史来考辨民族史诗的历史叙事方式及其史学研究价值，思考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价值及其研究意义，提供口传史诗的历史视野和思考维度。 关键词：口传史诗；历史叙事；《亚鲁王》 作者简介：李一如，男，苗族，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学会苗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研究方向：苗瑶语族语言和藏缅语族语言及文化。 人类从无史到有史的历程，是从口传叙事史到文字书写史的一个跨越过程。而历来口传史均以诗体为载体得以传播，由此演变而成的史诗，是比较晚起的叙史文本。从史学角度对口传历史或史诗进行研究的成果至今不多，亟须深入挖掘和研究。 中国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他们的历史与世界上其他无文字民族一样，靠口传方式叙述和传播自己的历史。口头传唱是其主要的传播和存在形式，也是他们叙述历史和传播文化的最先方式，而此种方式在整个历史书写过程中占着重要的地位。 中国历史传播中的口传现象很早就被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敏锐地注意到，章氏比较了上古三代与后世历史知识的不同传播方式。在《文史通义·诗教上》指出：“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章氏又在《文史通义·诗教下》阐述：“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而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则古今时异，而理势亦殊也。”章氏认为，“文字著述”取代“口耳相传”的原因为“官守师传之道废”。 此论虽有其偏颇之处，但３００多年前的章氏就能够意识到中国上古社会先民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这一看法有其独到之处，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注重口传历史的研究，是我们今天研究口传史诗必然要回顾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从文学角度研究口传史诗研究走向从历史视域研究口传史诗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口传史诗的嬗变以及史学价值应该得到及时的反映。 一、从灵魂寻踪嬗变至史诗 流行的观点认为，人类语言的出现比文字符号应该更早。因此，口耳相传的知识传播方式也理所当然地比用文字记述历史事件更早。“但在人类的初始阶段，口耳相传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后来有了文字，人类历史就出现了转折，成就了文字史的书写和记述，因此，口传的历史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会把它当作历史的“叙事”书写方式来看待的，因为在历史学家看来，有文字的历史才是可靠的史实，口传的历史可能是传说或者是虚构的故事，不能算作历史的真实叙述，即“后世竹帛之功，胜于口耳”。自从口传的内容被看作文学样式后，逐渐被一些诗学家、文学家以及民俗学家等命名为“史诗（Ｅｐｉｃ）”，遂而渐被史学家们作为文字史研究的特殊资料抬上神坛，口传的历史叙述才从“闺房”中被认定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材料。但口传的历史演进的叙事材料最初仅仅作为祭师指引死人的阴魂回到祖先故地的祭辞，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奉为圭臬。 祭辞是不能随便被一般老百姓传唱的，只有祭师、歌师或专职人员才可以唱诵，而且在特定的场合唱诵，尤其是长篇的史诗类口传诗歌更为如此。因为，“口传史诗（ＯｒａｌＥｐｉｃ），常指描述一个国家或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讲述英雄业绩的长篇叙事诗；内容包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服自然灾害，抵御外侮等”。如此庄严、神圣的史歌是不能随便唱起的，更何况一个民族的命运史更不能随便任意唱述。尽管如此，但歌师、祭师们却不知道他们唱诵的是具有很高历史价值的叙事史诗，而仅仅认为是指引亡灵回归故地的“指路经”而已。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里，没有历史这个概念，他们能做的就是给死去的亡灵指一条回归故里的路，让亡灵寻着他们口中念出来的迁徙路线回去，回到祖先们最早居住的地方，这就是歌师、祭师们所能做的，而不是想让后人记住什么历史。他们心中没有历史叙事的心迹和动机，有时候他们也可能告诉后人或者子孙，他们所叙述的是祖先的艰辛迁徙路和苦难史。虽他们在葬礼上唱诵的功能是“指路经”，要从祖先一直唱到死者的生平，引导逝者回归祖源祖地，但在他们的朴素世界观和人生观里，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叙述的就是一个民族或者民族的一个支系的真实历史，或者是民族历史的一个个缩影。久而久之，这些口传的祭辞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叙事在专职人员中流传、继承，尤其在歌师、祭师中传播与留承，而且在他们的加工和完善中得到充实巩固，更为详尽地记述了祖先的艰难历程和迁徙史迹，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识和文化意识的提高，也逐渐认识到歌师、祭师们口传的祭辞具有历史叙事的价值和史料意义，尤其是引起学界关注后，学者的研究和意识反哺给歌师、祭师们以及当地民众，这些知识和信息让他们认识到“古人声音之传，胜于文字”的功效，认识到口传的历史叙事就是祖先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的浓缩，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记忆和心史。 流传于贵州麻山地区的苗族史诗《亚鲁王》就是一个典型的口传史诗范例。《亚鲁王》史诗的传播者———歌师、祭师们，对这部史诗的传承和流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史诗能够流传至今的关键，更是发扬和繁荣苗族史诗的重要人物；这部“史诗的演述者（传播者）在史诗的传承和延续中担当了最核心的角色，作为麻山苗族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他们世代传承和演述着经久不衰的史诗，使史诗成为麻山地区苗族的精神食粮；他们传播着麻山地区的苗族历史及苗族文化知识，使亚鲁王后裔能够读到、聆听到苗族历史的蹄声在历史长河中传扬，支撑麻山地区苗族不屈不挠地生活在贫瘠的土地上，孕育和繁衍着亚鲁王一代代的后裔。 长期跟踪调查与研究史诗《亚鲁王》的吴正彪对史诗阐述历史记忆有一个代表性的观点：“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所叙述的内容以及在仪式中的表演里我们看到，四大寨苗族的丧葬活动仪式及其用来说明这些仪式的神话故事实际上就是苗族远古历史社会记忆的一种描述。对于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来说，神话传说和口承记忆自然就成为了他们重构自己悠久历史和寻求族群文化认同的重要依据。”这样的观点和视角，在不同民族的史诗均有体现和反映，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同性，也许可以归为一种历史记忆的“共性”，也就是中国民族史诗的一种口传的历史叙事的特性。 苗族史诗《亚鲁王》篇幅宏大，内容庞杂，历史久远，与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史诗媲美。可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史诗《玛纳斯》、藏族史诗《格萨尔》齐名。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主体内容是叙述从人类起源和文化起源（如蝴蝶找来谷种，萤火虫带来火，造乐器，造铜鼓）、造地造山、造日造月、公雷涨洪水等神话传说，到以亚鲁王为首领的古代苗族一个支系所经历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再到开辟疆土、立国创业、迁徙鏖战、发展经济、开辟市场（如以十二生肖建构起来的商贸关系）、姻亲家族（史诗写了亚鲁的１２个儿子及其后代，以及他们的父子连名制）等农耕文明的种种业绩和文化符号，以及以亚鲁这个英雄人物为中心的兄弟部落和亚鲁部落的家族谱系。“总体看来，《亚鲁王》应是一部关于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歌颂部落（民族）英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的内容、篇制、跨时、被唱诵的形式，具备史诗的特征。至于属于哪种史诗，有不同的观点。朱伟华这样看，“我愿意将《亚鲁王》称之为‘苗族的苦难史诗’而非‘苗族的英雄史诗’，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胜利都是用‘血’和‘火’写成的，‘史诗’作为人类‘童年期’的一种文体，往往表现出一种对强悍、进攻、占有的歌颂，推崇强者生存的‘丛林法则’，这在人类发展早期屡见不鲜，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觉得更应该将《亚鲁王》称之为‘农耕民族的苦难史诗’，体现与土地、万物的亲密关系及农耕民族的特性，是这部史诗最独特的价值和对突出的贡献所在。”至于《亚鲁王》归于哪类史诗，或者属于什么形式的史诗，这都已经不是重要的论题，最重要的是苗族史诗《亚鲁王》告知后人：苗族的迁徙史和苦难史正如史诗所唱所叙那样———隐忍、坚贞、不屈不挠。 民俗学家钟敬文认为：“史诗，是民间叙事体长诗中一种规模比较宏大的古老作品。它用诗的语言，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所以，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部民族史诗，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缩影，从历史角度来分析研究民族史诗，应该引起我们学界的重视。 作为引路的祭辞，经过歌师或祭师的唱述与加工“完善”，历经“陌生化”和经典化，使原本仅存于口头的口传文学样式的叙事史诗通过祭仪的符号化功能展演，成就了口传叙事的史诗演进与嬗变，让史诗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叙事的口头史料文本，使史诗的历史意义呈现于诗体的表述或叙事中。“历史叙事的语言不是透明的中介，而是有着所有诗性语言所共有的‘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即便在表述事实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超出事实之外的蕴涵。此种语言有着人们，包括职业历史学家所注意到的‘传达’（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功能之外，还有着往往为人所忽视但却对于历史叙事话语而言至关紧要的表情和达意（Ｃｏｎａｔｉｖｅ）的功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