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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祭仪：口传范式的历史演绎 口传的历史叙事一般是以口头叙述为主，原来是自然口语的故事讲述，以人们日常生活的交际为传承方式，所叙述的内容就是先人的经历，所用的叙述语言就是日常生活的口语。但历经久远年月后，渐渐地，这些日常生活的交流内容却变成了后人不熟悉的“古语”，甚至于仅仅是祭师或歌师口里的“密语”，平常百姓再也无法解读这些“古语”的真实含义。因此，口传的历史叙事或故事，慢慢就演变成为一种神圣而神秘的“经典”。这些经典也就成为民族历史或记忆的唯一“史料”，能够“读懂”的人也越来越少，这就需要有必要的解读或阐释，才得以让普通人了解和掌握民族的历史和渊源，认识和掌握民族的文化与知识。 由于口传史诗传播方式的限制，口传的历史叙事也就逐渐演绎成为一种特殊的祭仪。重大的祭祀或丧葬时，歌师或祭师才能唱诵，并以神圣的仪式演绎史诗式的历史叙述，目的是祭奠祖先，或者让亡灵能够知晓“回乡”的路途，因为祭师唱诵的内容就是祖先历经艰险，排除万难，一路辛劳，最后达到今天的栖息地。今天的亡灵要叶落归根，回到祖先的故土寻找已逝的亲人。由此祭师或歌师必须具备超凡的记忆力口诵达万余行的历史进程———纪实的史诗，让灵魂寻踪逆行回归故地，并运用一种特别的诗体语言或韵文来加以表达和叙述。 “口头程式理论”的创始人帕里认为：“一个不会书写的诗人，在口头表演中是必定会采用‘常备的片语’（ＳｔｏｃｋＰｈｒａｓｅｓ）和‘习用的场景’（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ｅｎｅｓ）来调遣词语创编他的诗作。既然当时没有我们所认为的理当如此的书写技术，表演者就需要掌握一种预制的诗歌语言（Ｐｒｅ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ｅｄＰｏｅｔｉｃＬａｎｇｕａｇｅ），以支撑在表演中进行创编的压力，方能在即兴演唱中成功地架构长篇叙事诗歌。”祭师或歌师不一定一字不差倒背如流地唱诵，有时候靠自己的创造能力，予以编排和加叙，或者是“完善”一些情节，使曾经的“历史”更加完整和合理。于是，被文字录入或记写成为纸质版本的“史诗”。这就是祭师或歌师创造并予以完善的完整版史诗，已然成为诗体语言的现世经典。美国著名口头文学学者阿尔伯特·洛德早就认识到：“叙事歌的艺术远在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很成熟了。”这特殊的“艺术”指的就是歌师的口头创作，甚至于他们对史诗的编唱和演诵，为了能够得到祖先的认可和接纳，必须“真实”地唱述祖先曾经的历程，因此形成了今天的史诗叙事。 在任何史诗唱述的场合或特殊的祭仪中，歌师或祭师往往通过自己的特别能力完成常人无法完成的唱诵任务，把史诗或古歌从头至尾唱诵完毕。在演唱史诗时，歌手运用自己特别的语言表述能力和表演能力，沿寻史诗脉络讲述故事，展现惊天动地、血雨腥风的战场搏杀，塑造各式英雄人物的形象，同时揭示出人物的独白和人物之间的对话。在场的听众或参与祭祀的人群在聆听、欣赏歌师或祭师表演和唱诵史诗的同时，不断地用话语或一些简单动作鼓励歌手，甚至用呐喊和掌声参与到史诗的创作与演绎当中①。如此壮烈和庄严的氛围，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深受感动，甚至于随着歌师们哼唱，声泪俱下，热泪盈眶。紫云戈岜寨演唱《亚鲁王》的歌师梁老四曾说：“来听的人很多，有寨上姓吴的、姓梁的，还有其他姓的人，大家都想听自己家族的来源或者了解亡人家族的来源……有个部分唱到亚鲁以前开辟过哪些场坝，都分布在哪里，都卖些什么。然后唱到亡人以前去过哪些场坝，平时都喜欢买些什么。唱到有些环节，孝女就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在场的亲戚都会流泪。”史诗一旦被唱起，历史被再次叙述，后人为之动容是理所当然的，历史也因此而充实与饱满。 史诗在口传的程式上有一定的语言特性，这一方面马学良先生曾经做过这样概括：“诗歌句式短，格律性强，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而据歌手讲，在教唱史诗时，民间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也就是说，‘骨’是比较定型的，是歌的基本部分，即设问和解答的叙述部分；‘花’虽然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即兴之作，或为赞美对歌的人，或为个人谦词，或为挑战性的，往往与诗歌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显而易见，不是那种特定的对歌环境，就很难迸放出那样的‘花’来。”史诗的主线或历史情节是不易改动的，也即史诗故事梗概及主线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其歌骨是比较固定的。但叙述史诗的语言或韵律，歌师或祭师是可以随着唱诵的场合或祭仪随机应变给予变动或完善，以致增删，甚至于临时改动诗句的韵律和用词都是可以的。 因为是口头的唱诵，每部史诗都具有口头传唱的特点，即祭师或歌师唱述的诗句具有口语的语言特征。中国北方的三大史诗也好，外国的史诗也好，都属于口传范畴的史诗，紫云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更是如此。“这部苗族长篇英雄史诗，一般只在苗族送灵仪式上唱诵，且仅靠口头流传，没有文字记录。”“《亚鲁王》为苗族所传，无文字，从无抄本，一切都是由经过拜师仪式的‘东郎’口口相传。由于记忆各异，或传唱中各自的发挥，致使流传‘版本’与内容纷繁多样。这也正是口头文学活态存在的特征。”史诗一般是口传的，活态的，存于苗族民间的口头传承方式的经典；而口传的特征是其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最脆弱的、最容易被侵蚀的一大弱点。这也是我们急于挖掘和搜集的关键，因此其历史意义和价值非同一般。 尽管不同的歌师所唱述的口头程式有差异，但每个歌师所唱的史诗主线———歌骨是一致的，是不容更改的，他们所唱述的也即他们祖先的历史再述。《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苗族人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族人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部苗族人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见证”。从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口传叙述的史诗应该成为民族历史的史料见证。由此看来，在判断口传史诗的性质上，可以通过跨学科、跨视野来进行考察。吴正彪等认为：“探讨《亚鲁王》中所叙述的各种‘史事’是否属于‘历史真实’时，如果我们结合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去对具体的叙事内容、仪式场景、文化象征构图以及‘文化在场’的不同身份人物的展演来说明远古时代苗族社会历史所发生的某些‘史事’，同时还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中的一些叙事缺失与书写者在身份视角上的表述偏误。”结合不同学科、交叉相异视角加以考察《亚鲁王》等史诗的历史价值，应该得到更深的启示和反思。 通过《亚鲁王》史诗主线及历史叙事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到口传史诗的范式作用及价值：“它承载着（一个民族）太多的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或听到一个民族的情感、经历、历史事件、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荣与辱、喜怒和哀乐。”由此，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史诗尽管是通过口传的方式传承并发扬久远，其所叙述的“历史”确实是一个民族的部分历史事实，而不是虚构或者胡编乱造的，尽管有加工和编创的痕迹，但都是沿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加以创作的，也因此，口传史诗成就了其历史叙事的“史述”功效。 三、口传史诗的史学价值 口传史诗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被挖掘和重视的程度须待提高，相比史诗的文学价值来说，更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并且不能有任何的偏见和误读。余秋雨曾说：“在我们中国，许多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标准，虽然堂而皇之地传之久远，却包含着极大的不公正，我们缺少人类价值上的价值启蒙，因此，这些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有着很多盲目性。”在今天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氛围中，我们应该撇开旧有的俗套和定势，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和考察维度，突破历史囿限，勇于创新探索，不盲从旧有观念和习惯视野。叶舒宪也认为：“套用现代人熟悉的‘史诗’一名，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便和习惯，但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有超越现代名称的符号遮蔽而透视仪式讲唱真实语境的自觉意识和洞察能力。”因此，我们看到前人对史诗在文学方面的研究贡献：口传史诗的叙事文采，在文学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国内的民族文学，乃至世界的口传文学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促进了诗歌的发展。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呈现给世人可观的成果。但本文认为，史诗应该立足于更为重要的口传史料方面，史诗是众多民族对无史时代的历史记忆与再述，对我们研究无文字民族历史的史实，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这方面的探讨和分析应该成为史诗研究的一个新的范式。 再者，口传史诗目前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项目，大势兴起，得到发展与保护，这是值得欣慰的事情，可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深入展开。因为口传史诗往往被视为某个民族的百科全书或历史文化的集成经典，涵盖了该民族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民族记忆，构成一个民族的历史事件叙事的载体与储存库。白兴发对抢救和保护深有感触：“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抢救和保护，应扎扎实实去调查、搜集，尤其是一旦消失就再也难以挽回的口传文化。”我们不仅把口传史诗当做民族文化来研究和挖掘，更要视其为民族历史的叙事史料，以此作为研究视域来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才会带给我们目前的研究有更广阔、更深入的学术收益。 “叙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基本的人性冲动，它的历史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叙事的范围并不囿于狭隘的小说领域，它的根茎伸向了人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叙事在时间上具有久远性，在空间上具有广延性，它与抒情、说理一起，是推动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基本动力，并与抒情、说理一起，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标志。”龙迪勇从叙事学的角度思考，有独到的见解。史诗的叙事通过诗化语言的展述，无文字史在寓于诗化的口语里找到了历史叙事的最佳表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