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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亚鲁王》史诗的口传范式进行粗浅分析，考察其从祭词嬗变为史诗的过程。此个案的剖析让我们了解到：“这部史诗叙述和歌颂亚鲁王国第１７代国王兼军事统领在频繁的部落征战和部落迁徙中创世、立国、创业、发展的艰难历程的史诗，不仅以口口相传的形式为苗族的古代史提供了不朽的民族记忆，传递了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民族精神，而且以其独具的特色为已有的世界史诗谱系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史价值。”史诗所叙述苗族迁徙、征战的艰辛、惨烈，读者无不动容、感同身受，历史的悲痛、迁徙的艰险，历历在目：“在它舒缓沉雄、铿锵有力的诗律中，清晰地呈现出苗族这个古老民族的由来与变迁的全过程，活生生见证了中华民族在上古时代相互融合的曲折进程。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是苗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亚鲁王》不仅反映苗族迁徙的历史，见证苗族历史的曲折与艰辛，也折射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史诗在史学研究等领域具有极广的价值。“从这部长诗的价值看，无论在历史、民族、地域、文化还是文学方面，都是无可估量的。”其价值的凸显，为广阔的学术空间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以此为参考可以拓展学术研究的视野。 与此相关，如《亚鲁王》这部史诗，承载着苗族太多太浓的民族情感，承载着苗族苦难的历史记忆，通过研究它、解读它，让后人、读者可以看到或听到苗族的情感、经历、历史事件，在历史的足迹中回响，可以倾听和体悟史诗中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荣与辱、喜怒和哀乐。《亚鲁王》史诗的口头与文字传承，与史诗相关的遗迹和纪念物，以及围绕史诗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知识体系中最珍贵的财富。因此，冯骥才概括：“这部口述的诗化的民族史，还是苗民族精神与生活的历史经典，是其民族文化所达到的历史高峰的令人叹为观止的见证。故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 史诗呈现出的价值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凸显在不同的学科中，而不限于某一方面、某一学科。苗族史诗《亚鲁王》的发掘和研究，也证实了此观点：“《亚鲁王》所传唱的是西部苗族人民创世、迁徙、征战的历史，其主角苗族首领亚鲁王是被苗族世代颂扬的民族英雄。长诗以铿锵有力的诗律和舒缓凝重的叙事风格，生动地讲述了西部苗族人民的由来和迁徙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场景，是上古时期中华民族曲折融合的见证，其历史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研究价值无可估量。”但我们从前人对口传史诗的分析与研究中发现，其史学方面呈现出来的价值似乎被忽略，甚至于不被提起。而我们今天在审视史诗的历史学及史学价值时，却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视我们的视角，史诗所展演的叙事就是一种历史的口头叙事，而不仅仅是口头文学的价值。我们还看到，“史诗的经典地位分别映衬着各个民族历史车轮的颠簸”。开启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研究，寻找每个民族的口传或无文字史源，为中华的多民族源流启开无文字史的史料寻源，也为中华民族的多元注入新的历史元素。口传史诗得以保存的珍贵史料有赖于歌师们的过人记忆与强烈的民族精神，才让史诗存活于物欲横流的今天，才得以幸免于一统媒介的侵蚀的大浪潮中而历久弥新，绽放着久远而又现青春的活力，这就是史诗的真正历史地位，也是我们研究和重新审视口传史诗的意义所在。 口传史诗作为民族的族群记忆和口传历史的叙事方式，世世代代存活于人民的口头传承中，成就了民族史的民间传承和教化的重要作用，比任何教科书的存在价值都大。 以韵文形式的口传诗律的史诗是民族历史叙事的重要传播方式，在其嬗变为民族历史和民族记忆过程中，再现了无文字史的“事实”，也再次重申史诗不管是书面抑或是口传，其是在其民族的生存生活中创造的，并以之作为民族的记忆从而区别于他者，尽管叙述方式不免有夸张和赞美自己的民族，建立民族记忆中的英雄，铸就民族历史的伟大与显赫，但其历史价值已被叙事的范式和历史再现彰显。 口传史诗作为民族的“不可信”记忆史，以往常被忽略或遗弃而不视为“历史”进行研究和重视，检视口传史诗的研究历程，考察口传史诗的叙事嬗变，尤其是重拾“历史记忆”的视角，口传史诗应该是研究史前或无文字史的重要材料或“口传文献”。 因此，突破旧有的研究范式，利用前沿的学术视野和创新的研究视角来检视我们已有的俗套和定式角度，应以最新的方法论对史诗做出一些新的尝试与探讨。我们通过对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嬗变进行梳理，探索口传史诗的史学价值，尝试解读与阐释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的不同范式，从人类发展历程中比较无字史与文字史的演进来重新认识口传史诗的历史叙事价值，重新思考口传史诗在新时期、新冲击的时代背景下怎样突显史诗的历史叙事的现实意义及理论价值，对于口传史诗的深入和广泛研究提供具有重要意义。 （原文刊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