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维-斯特劳斯是二战后法国最负盛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其学术思想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人类学这一学科。一般而言，由于与布罗代尔等年鉴派史学家的论战，列维-斯特劳斯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年鉴派史学的对立者。再加上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关于历史学的论辩以及对共时性的偏好,他也通常被视为忽视历史的、机械的结构主义者。事实上，列维-斯特劳斯是较早关注年鉴史学且与年鉴史学关系最深的人类学家之一。本文试图就其对法国年鉴史学所产生的影响做一较为详尽的剖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
    列维-斯特劳斯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年鉴史学家的文章及论著之中，实际上，他本人对历史也颇为重视。他关于亲属关系以及原始思维的研究从某种角度看也可归属史学范畴，对于功能主义者轻视历史的现象他也极为不满。“借口没有充分的评估手段（除了进行近似地进行评估以外）而忽略历史的方法的作法，其结果是使我们满足于一种衰退的社会学，在其中现象脱离了背景。”[1] 列维-斯特劳斯与年鉴史学之间有一定渊源关系。
    （一）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的学术思想源头看，二者均受到了涂尔干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虽然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但从二者学术思想源头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与年鉴史学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首先，二者都从涂尔干学派的思想学说吸取了丰富的养分。
    作为社会学界与人类学界的一代宗师，涂尔干等人的理论与方法对年鉴史学影响至深。年鉴史学的创始人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我们的研究大大受惠于他们（涂尔干学派）的努力。他们教会我们更深刻、更周密地分析和把握问题，更慎重地思考”。[2]在20世纪初期，传统的近代西方史学范型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在这种兰克创立的史学范型中，史学研究范围极其狭隘，史学研究方法单一，历史被简化为政治军事史，在咄咄逼人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面前历史学更显僵化萎缩。在传统史学面临危机的形势下，年鉴史学应运而生。在年鉴史学诞生的过程中，借助社会学与人类学为史学打开了新的领域，冲破传统史学的羁绊，而涂尔干的学说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养分。涂尔干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社会结构、社会事实、社会因素都在其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个体只有在社会的范围内才能被理解。他并且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和各层次的社会现象进行实证分析，使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进而探求社会演进规律。这种分析方法对年鉴史学创始人费弗尔与布洛赫启发极大。在布洛赫的《封建社会》、《神灵的国王》等代表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涂尔干理论的借用，如机械社会、集体意识、集体再现等概念，以及对社会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分析。在其《农村史的基本特性》一书中涂尔干关于社会事实的概念被转变为历史研究的工具，这对旧有的历史编撰法是一个突破。费弗尔在《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一书中，将“心态”分析引入历史研究，也明显受了涂尔干学说的启发。另外，涂尔干在批判社会主义学说时所流露出的长时段倾向，也对年鉴史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涂尔干学派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同样影响深远。列维－斯特劳斯自己在《忧郁的热带》中有过这样的一段叙述:“事实上，目前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忠于涂尔干社会学的传统，法国以外的人对这点都非常清楚。”[3]众所周知，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理论以索绪尔以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而索绪尔所确立的语法共时性和语音历时性两大范畴，和由此延伸的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则是直接受惠于涂尔干的集体表象等理论。而且，列维－斯特劳斯有关亲属制度与图腾制度的研究，也源于涂尔干所开辟的人类学领域，虽然涂尔干的门人莫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更大。客观地讲，列维－斯特劳斯与涂尔干在集体意识理念等问题上存在有争论，但涂尔干和莫斯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的论述及其方法论仍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二者在一定程度上都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马克思关于社会分期的学说虽然不被年鉴史学认同，但是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年鉴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源之一。马克思主义将历史研究的触角伸向集体大众、物质文明、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年鉴学派冲破事件史局限的研究方法有帮助。年鉴史学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曾经评论说：“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现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4]费弗尔也声称：“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了”。[5]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中对领主阶级所下的定义，以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与对物质文明的分析，无不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列维－斯特劳斯多次声称马克思的学说是自己人类学思想的三大基础之一，在创建结构人类学时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与历史观。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论述与结构主义有关“表层——深层”结构模式二元论极为契合，列维－斯特劳斯更进一步意识到，“如果我们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承认基础与上层建筑是由多种层次组成的,并且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转换有多种类型,那么就可能——归根结蒂,并且在不计内容的情况下——根据出现在其间的转换类型去刻划不同的社会类型的特征。”[6]通过发现介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诸多中间环节，列维－斯特劳斯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二元论的理论视野，创建了一种新的体系。他将历史形态划分为静止的、波动的、累积的三种形式，也显然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影响。
    （二）列维—斯特劳斯与数代年鉴派史学家关系密切
    列维—斯特劳斯曾自言：“至于我，我对历史比对任何东两都感兴趣。”[7]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他不但写下大量与历史学家的论辩文章，而且与几代年鉴史学家保持密切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在其学术生涯早期就获得年鉴史学第一代领导人费弗尔的赏识，并被邀请到费弗尔主持的学术机构任职。列维－斯特劳斯1948年所著影响深远的文章《历史学与人类学》就是受费弗尔史学思想的启发而作的。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关系最为密切。二人在20世纪30年代同赴巴西圣保罗大学任教，自此结下深厚的友谊。巴西的经历也改变了二人的学术人生。布罗代尔认为：“巴西从学术和知识上改造了我。从巴西回来我仿佛是变了一个人。在巴西，我要与已经掌握的知识，已经取得的实际经验保持距离……如果说我变得不那么平庸俗气，那是应该归功于圣保罗。”[8]巴西之行使布罗代尔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抛弃原先的学术观点以一种新的超越欧洲的眼光俯瞰世界历史进程，最终成为年鉴学派的一代宗师。列维－斯特劳斯也被巴西迷住，在南美大陆进行调查与探险，为撰写《忧郁的热带》等巨著奠定基础。后来，列维－斯特劳斯加入了布罗代尔领导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法国高等实践研究院第六部。布罗代尔在最能体现其史学思想的长文《长时段：历史与社会科学》中，多处提及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观点，可见后者对他影响之深。第三代年鉴史学家受列维－斯特劳斯思想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人类学成为最受年鉴史学家关注的学科，历史人类学得到迅速发展。
             二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与年鉴史学之间相互采鉴。虽然列维－斯特劳斯与年鉴史学家之间论战不断，但并不妨碍二者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大致而言，结构人类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年鉴史学的发展。
    （一）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结构分析法促进了年鉴史学整体史观的发展与完善
    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整体观和方法论对年鉴派史学者倡导的整体史观影响较大。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整体原则。他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着内在联系与系统结构的整体，各种社会现象只是结构的外部表现。“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经济、技术、政治、法律、伦理、宗教构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复杂的整体，其中某一方面除非与其他方面联系起来考虑，否则便不能得到理解，因为它倾向于从整体到部分。”[9]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一种结构，研究历史必须研究各个社会复杂的内在结构。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展示人类共同的本质特征，为此必须要探寻隐藏其中的普遍法则。因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有表层与深层之分。表层结构如社会关系等等是可观察到的，它可以通过研究归纳使研究对象被认识；而表层结构受到“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支配，深层结构只能通过模式才能够被说明。普遍法则派生出各种群体的特殊法则，这些特殊法则控制和支撑着人类社会历史的群体结构。从方法论角度看，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即将整体性研究放于首位，局部只能在整体中才有意义。研究内在结构远远重于罗列外部现象，因为内在结构方能展现各种表层现象的实质和规律性。结构的客观作用决定着个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首先，结构展示了一个系统的特征，它由几个成分构成，其中任何一个成分之变化都要引起其他成分之变化。第二，对于任一给定模式都应有可能排列出由同一类型的一组模式中产生的一个转换系列。第二，上述特性使它能预测模式将如何反应，如果一种或数种成分发生变化了的话。最后，模式应这样组成，以使一切被观察到的事实都成为直接可理解的。”[10]列维—斯特劳斯立足于其结构主义理论，抨击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哲学，对西方传统的史学范型提出质疑与批判。从结构人类学的角度看，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远非简单的时序性关系所能涵盖，原因与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另外，由于人们将人的历史活动本身，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和哲学家所阐释的历史混淆，所以每个神话或者事件重复叙述或者回忆一次，历史就被重构一次。因此，传统史学范型下的历史其实是表层的、局部的、非客观的历史。他由此否认历史的统一性与客观性，反对时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年鉴史学家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定性持反对态度，但列维—斯特劳斯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与年鉴史学倡导的史学革新方向却不谋而合。
    年鉴史学兴起以前，兰克式的西方传统史学所研究的只是相互割裂的人物史、政治史、军事史，这种狭窄的研究视野并不能科学地反映出历史的真实全貌。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年鉴学派第一代领导人布洛赫提出，“真正唯一的历史，乃是全部的历史”。[11]即要以整体的眼光来研究历史。为此，布洛赫等人主张将历史变为一门研究“人”的真正的、综合的科学。具体怎样实践总体史，第一代领导人只是尝试，并未形成一个固定的范型。结构主义人类学为年鉴史学整体史观的革新提供了理论养分。布罗代尔为首的第二代年鉴史学家极为注重“结构”研究，借鉴吸收了人类学关于结构、模式的分析法，主张整体高于部分或者部分之和，否定了传统的一元论单线史观以及形形色色的目的论，将年鉴学派的“整体史观”推向一个高峰。布罗代尔创造性地提出时段理论，将人类历史分为相互联系的长、中、短三个时段，每个不同时段对应不同的历史层次。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因素则是那种长时段的结构因素，对中时段的经济社会运动和短时段的政治事件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因此，时间和空间就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历史就成为特定时空连接点上的一个坐标；历史就成为自然、社会与个人(或事件)三位一体的总体史。这就大大地拓宽了历史研究的时空范围与研究领域。因此，如果说布洛赫等年鉴派第一代学者打破了传统史学线性史观，开创了以横向与结构研究为特征的总体史观先河，那么布罗代尔则在这种平面式的总体史基础上，借助时段理论将之发展为具有多层次与深邃历史纵向感的立体式总体史。
    其实，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时间论也联系极为密切。列维—斯特劳斯否认历史的连续性，他认为，“就历史渴望追求意义来说，它必不可免地要选择地区、时期、人群和人群中的个人，并使这一切作为非连续的形象，在勉强充作背景的连续体前面突现出来。”[12]而且，“历史事实并不比其他事实更具有给定的性质。正是历史学家或历史演变中的行动者借助抽象作用，并仿佛在一种必须进行无限回溯的威胁下，构成了它们。”[13]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和历史行动者进行选择、切割和划分，因为其真正完全的历史将使他们陷于混乱……甚至自认为是通史的历史，仍然只是一些局部历史的并置，在这些历史内部(并在这些历史之间)，空缺之处比充实之处要多得多。”[14]列维—斯特劳斯由此认为“历史是由诸历史领域组成的非连续体的集合，其中每一领域都是由一特殊频率和由一在前与在后的特殊的编码来确定的。”[15]在否定了历史的过程是连续的发展之后，列维—斯特劳斯提出自己的历史时间论：以不同的时间单位如千年、百年、年、月、日等时间单位来分割历史时间。每一个日期类，都由一种频率决定。这样，依据前后次序和不同的分期单位，历史可以形成不同的历史领域和历史序列，也消解了历史的统一性。尽管对列维—斯特劳斯彻底的反历史主义倾向年鉴学派并不赞同，但是可以看到，布罗代尔等人在历史时间方面的思考明显地受到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在对传统史学的同质历史时间观进行了反思后，布罗代尔提出了长时段理论，认为时间具有多样性，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时间量度。布罗代尔将其大致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共三个时段的历史，每个时段对应的时间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或事件）时间。“显然，有各种不同的结构，也有各种不同的局势。这些局势和结构的延续时间也各不相同。历史学接受并发现多种阐述。这些阐述在纵的方向上从一个时间‘台阶’到另一个时间‘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也有横向联系和相互关系”。[16]这种多元时间观在历史认识论上也具有一定突破性。
    （二）推进了年鉴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拓宽了史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学研究方法
    列维—斯特劳斯极力主张人类学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建立一门综合的人类学以统领各社会科学。“直至今日，一种由古代的传统及现时的需要证明为合理的分工，一直在助长区分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混淆，并因此而助长人类学与历史学的不应有的分离。一旦人类学与历史学开始在对现代社会的研究中实行合作，那就将清楚地看出在这里亦如在别处一样，任何一门科学离开其他科学的帮助便将一事无成。”[17]他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在各方面比较相近，并自嘲自己就是从“历史的垃圾箱”中搜寻资料和思想的拾荒者。“它们（历史学和人类学）具有同一个主题，即社会生活；同一个目的，即更好地了解人；以及同一种方法；其中不同的，仅仅是各种研究技术所占的比重而已。它们的主要区别是在于对两种互为补充的观察方法的选择不同：历史学是从社会生活的有意识的表达方面来组织其资料的，而人类学则通过考察他们的无意识的基础来进行研究”[18]；同时，希望历史学家积极参与进来，“关心自己学科前途的历史学家，绝不应该去怀疑民族志学家而是应当衷心地欢迎他们。”[19]两门学科的结盟可以取长补短，是一种互惠的关系。
    年鉴学派倡导跨学科的总体史研究,其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空前扩大，从政治史、军事史和伟大人物的传记等方面扩大到了社会史、经济史、心态史等领域，因而必然寻求跨学科研究。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学与人类学》一文发表后，在历史学领域引起强烈反响，布罗代尔写了《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一文与之呼应。尽管对列维—斯特劳斯的历史观持有异议，布罗代尔对他倡议跨学科研究极为赞同。布罗代尔认为“对我来说只存在一种统一的综合科学……如果有人试图将历史学与地理学或历史学与经济学进行联姻，他是在做无用功，实际上，他应该同时致力于所有学科。……互科性本身就是两个相近学科的天然联姻。就我自己而言，我较倾向于宽泛的杂交，那些致力于将两个学科进行交合的人太过谨慎。这种说法也许听来不雅，但却应当成为指导：让我们致力于将所有的学科进行混交，包括那些传统的哲学以及并未像我们宣称已经死亡了的文献学。”[20]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代表人物勒高夫也认为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21]。布罗代尔的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用了大量篇幅去叙述描写了资本主义兴起前人们的饮食、服饰、风俗等对社会的影响，涉及到不少人类学的内容，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年鉴派史学已经展现出了明显的人类学化的趋势。
    列维—斯特劳斯与年鉴史学家的论争促进了年鉴派新史学的发展。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在一定程度上向年鉴史学家提供了进行史学变革的方向和工具。与人类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联姻让历史学家逐渐脱离了单纯的事件史，而使他们能够扩大视野去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了解社会的全貌。结构人类学对语言学的重视也启发了历史学家对语言学的兴趣，一些年鉴史学家开始注意对各历史时期的语言进行分析，以尽可能精确理解特定时期话语的真实含义。与人类学等学科进行联姻，大大扩大了历史学家对人类社会生活众多层面的广泛研究，包括生物学、气候学以至于神话形成的领域，同时还开拓了日常生活史、边缘民众史、地方性历史以及无文字民族历史的研究。而且使史料范围由官方档案扩大到碑刻、地契、口述史料及司法案件审讯的记录。在方法论方面，历史学家也打破学科藩篱，引入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乃至自然科学方法，比如田野方法、系统方法、精神分析方法、抽样调查方法等等。
    三
    尽管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对年鉴学派影响很大，但是对于列维—斯特劳斯在年鉴史学发展中的影响力应当客观评价，既要看到其所起的积极作用，也不要片面夸大这种影响。列维—斯特劳斯本人也认为年鉴史学在其向其他学科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没有丧失自身的学科独立性。“我承认，有段时间，人种学在舆论中得到的宠爱令历史学家感到不安。隔了几十年的时间，吕西安·费夫尔对迪尔克姆(即涂尔干)学派的情景又在重演。在这两种倩况中，历史学均能善于在用竞争对手的贡献丰富自己的同时，保存自身的独立性。”[22]
    （一）年鉴史学的结构分析受益于结构人类学，但二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结构”无论对于结构人类学还是年鉴史学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概念，但是二者含义差异很大。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结构并不是可观察的经验事实,而是位于可观察的社会—文化现象背后的无意识的人类心灵结构,是人们通过经由大脑思维而成的精神创造它是事物的深层系统，决定着表层的社会—文化结构。“如果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就是给内容规定一些形式,如果这些形式对所有人的精神,不论是古代人和现代人、野蛮人和文明人,都基本上是相同的……那就应该,而且也有充分条件在每一种制度和习俗的下面去找到这种无意识的结构,得到对其他制度和习俗也能够有效地加以解释的原理。”[23]同时，这种深层的心理结构都是“人心活动的原则”，是跨越具体时空的人的心理结构，而非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这种结构是自足的,是对象本身就有的，有待于人们去发现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使研究对象过于结构化了。列维—斯特劳斯强调共时性，但他也试图把人类本性放在文化变迁的背景之下，试图使历时性与共时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得以统一。但是他完全否认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历时态的规律使其忽视历时性的弱点暴露无遗。在他看来，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只是精神过程的产物——先验的结构。与萨特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人的主观努力在结构面前是极为无力的。年鉴史学则一直没有抛弃结构（布罗代尔所说的社会的和文化的结构）的历时性变化，也没排斥各社会、文明以及同一文明、社会的共时性分析。
    对于结构的含义，年鉴史学家更多地接受了涂尔干学派的观点。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对列维—斯特劳斯的看法极为反对，对于“结构”、“模式”等词语，也一再强调与其他学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授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24]在考察社会问题时，“‘结构’是指社会现实和群众之间形成的一种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历史学家说来，结构无疑是建筑和构架，但更是十分耐久的实在。有些结构因长期存在而成为世代相传、连绵不绝的恒在因素：它们左右着历史长河的流速。另有一些结构较快地分化瓦解，但所有的结构全都具有促进和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25]他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是主观先验的、非感性的，超越时间之外的。而年鉴学派所说的结构不过是现实和大众之间存在的一种组织,是一种现实。布罗代尔的“长时段”,比如地理环境、心态、生产方式等都是结构，但是一种可经验的结构。年鉴史学家的结构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是针锋相对的。
    总体而言，结构分析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视角，它为年鉴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列维—斯特劳斯与涂尔干学派有关结构的阐释都对年鉴史学产生了影响。虽然列维—斯特劳斯的大名经常见诸于年鉴史学家的大作之中，但对他所产生的影响力不可夸大。实际上，布罗代尔与列维—斯特劳斯在20世纪50年代的论战界定了史学的结构概念与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二者界限。年鉴学派的结构史学可视为在20世纪5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下的产物。
    （二）年鉴史学的人类学化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并未削弱历史学的学科主体性
    自20世纪60年代起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趋势逐步加强。面对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人类学的咄咄逼人之势，有的历史学者对此表示忧虑。其实，历史学的人类学化是新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旧的历史学面临不能解决新的历史问题的危机时，年鉴史学开始了向新史学转型之路。致力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藩篱，将历史学变成整合各学科的多元性的“人的科学”，为历史学发现多元性的方向以及开拓新的研究思路。因此与其他学科联姻和史学领域随之扩充已不可避免，而人类学与史学的关系不象其他学科那样冲突，年鉴史学的人类学化趋势自然顺理成章。事实上，人类学的历史化趋势也同时出现。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类学的历史学化让人类学也受益匪浅。“在我们所拥有的、由空间中展开的社会形成的范围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他们又增添了一些时间上重叠的社会。我们可以依赖的‘现成’经历由此得到了大量的增长。”[26]在这种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历史学并未丧失独立性，历史学只是借鉴了人类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使自己更好地发展。作为一门历时悠久的学科，历史学早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话语、研究方法和问题取向。“如果说社会科学家首要关心的是分析某个特定时候的静止的社会，那么历史学家的显著特征就是他们所具有的时代感。布洛赫说，历史学不是纯粹的‘人类的科学’而是时代的人类的科学。”[27]即使被一些学者视为过度社会科学化的布罗代尔的史学模式，也保持着鲜明的历史学本位，其著作虽然涉及多个学科，但都是在考证严密的浩繁史料之上立论而非立足于演绎逻辑。因此，史学人类学化是历史学革新的必然要求和趋势而非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的外在冲击所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只是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
    通过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年鉴史学的影响，可以看出现代学科分类在提高知识专深度的同时，也对知识的整体性造成人为的割裂。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对史学的渗透以及二者的交流为年鉴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扩展了史学探索的视角与研究领域，促进了年鉴派新史学范型的发展与完善。同时，年鉴学派在史学革新的过程中，也一直保持自己的学科特色，而未被人类学所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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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二卷,俞宣孟、谢维扬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陈彦：《了解法国新史学的一把钥匙——马克·布洛克(赫)史学遗产初探》，见《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0页。
    [3]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王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
    [4]雅克·勒高夫：《新史学》，J·勒高夫、P·诺拉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5]费弗尔：《技术、科学和马克思主义》，《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6]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俞宣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7]列维-斯特劳斯、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8]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费尔南·布罗代尔：拉丁美洲和巴西》，见卡洛斯·安东尼奥·阿居雷·罗哈斯：《拉丁美洲：全球危机和多元文化》，王银福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页。
    [9]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58页。
    [10]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80页。
    [11]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12]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94页。
    [13]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94页。
    [14]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94页。
    [15]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第297页。
    [16]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唐家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16页。
    [17]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0页。
    [18]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6页。
    [19]克洛德·莱(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21页。
    [20]伊曼努尔·沃勒斯坦：《布罗代尔与综合学科：一位没有听众的布道人？》，陈恒、耿相新主编《新史学（第二辑）：布罗代尔的遗产》，大象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1] J·勒高夫、P·诺拉等主编《新史学》，第40页。
    [22]列维-斯特劳斯、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传》，第156页。
    [23]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7页。
    [24]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第984-985页。
    [25]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0页。
    [26]列维-斯特劳斯、迪迪埃·埃里蓬：《今昔纵横谈——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传》，第157页。
    [27]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