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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张绪山教授惠寄大作！） 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大自然似乎是温顺而美丽的，然而，四川汶川的一场地震，刹那间竟使十余万无辜生灵遭受灭顶之灾！这一刻，大自然明白无误地显露出令人惊惧的暴戾。这使我们不禁想起老子的格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过，人类绝不会轻易屈服于自然的暴戾，这固然与人类长期与自然斗争所培育起来的“人定胜天”信念有关，尤其与几千年积累的科学技术成就有关。更重要的是，人类并非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群体而存在，人类群体（即社会）的合作所形成的强大力量对于人类个体的保护，给予人类个体以力量感和安全感；社会构造越合理，给人类提供的保护就越有效，人们对它的依赖感就越强，获得的安全感就越多。所以，在重大自然灾难面前，个体之人对个人和社会的直觉诉求，似乎出自本能，实则反映着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群体在突发事件面前的思想云为，直接体现了这个社会群体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也反映着历史传统影响下大众心理的特点。从这个认识角度，理性地观察整个民族在汶川地震之后的直觉反应，似乎可以使人发现正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的许多特点。本文截取几个真实片段以为反思的对象，聊发个人见解，与善学明辨之同胞互为交流。 一、“幸福”诗人的畸形幸福感：“皇恩”观念阴魂未散 最近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诗作，引起纷纷议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一读此诗： “天灾难避死何诉，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十三亿人共一哭，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 从诗词格律的角度，这也算得上过得去的作品了。然而从思想境界，却让人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不小心吃到死苍蝇所导致的呕吐感。 王兆山以地震中被埋者的感受起笔，本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称作突兀峥嵘的不俗之笔，如果由此写出一个个身陷危境、生命垂危的生灵对“生”的强烈渴求，也许可以成为流传后世的不朽篇章。然而，王氏的笔触却莫名其妙地写起了被埋者的幸福感，而这种“做鬼也幸福”的“幸福感”的主源，是“主席唤，总理呼，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尤令人不解的是，作者笔下的死去的幼儿们似乎都对死亡很有“满足感”，原因是有“银鹰战车”的奋力抢救，有“左军叔，右警姑，民族大爱”。基于这样的满足感，作者更进一步幻想出在坟墓中观看奥运会的欢乐：一场大自然造成的人间惨剧，在作者笔下竟与奥林皮亚山上众神的欢宴情景联系起来。人之思维中，违背人性常识，异想天开，荒诞不经，有过此乎？ 主席和总理的呼唤，党国的疼爱，固然体现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比起当年江青之流面对唐山大地震导致的人间惨剧，冷血地命令人们“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形同天壤，无疑是值得珍视的，但对那些被埋压在废墟下忍受巨大痛苦的垂死者而言，我的看法是，即使是听到来自上帝的安慰，恐怕也难以克服他们肉体的剧烈疼痛和心灵的强烈恐惧。设想仅仅是因为有领袖和党国的关怀，就登时痛苦顿消，像几十年前小时候作文时主观臆想地那样，蓦然间想起远在天边的伟大领袖的教导和关怀，“一股幸福的暖流涌遍全身”，这样的“幸福感”不是太廉价、太做作了吗？ 如果说王氏异想天开地将自己的幸福感推移到一个个面临死神威胁的幼儿身上，是一个常识错误的话，那么他的幸福感之所以产生，却是渊源有自，出乎历史传统的驯化。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度过儿童时代的人们，想必还记得当时人人会唱的一首歌，叫做“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当时还是儿童的我曾一度本能地、隐约地感觉到其中的不真实，道理很简单，对一个时刻需要爹娘照顾的稚儿，任何人都不可能比爹娘更亲，但由于周围环境弥漫的是对上帝般的领袖的崇拜，我的那点朦胧的怀疑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后来上了大学，终于从拼命苦读的中国史书中发现，这种“幸福感”早已源远流长地充斥于中国史书文字中！毋庸说，这种感觉乃是中国两千余年宗法皇权专制制度下“皇恩心态”的必然产物。“皇恩心态”所对应的是一个高高在上、体现着“天意”和“天道”的人间神，在这个人间神面前，隶属于这个人间神的芸芸众生都是微不足道的草芥，所以每个草芥从这个人间神那里得到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关怀，都是“身沐圣泽”、“皇恩浩荡”，都需要诚惶诚恐、万分虔诚地接纳之。 王氏这首充满“皇恩”情结的诗歌，使我想起了网络上传播甚广的另一首诗歌，叫做《献给温总理的歌》。其中写道：“看着你的眼睛/ 我知道了什么叫同情/ 听着你的话语/ 我知道了什么叫坚定/ 握着你的大手/ 我知道了什么叫力量/ 跟着你的步伐/ 我知道了什么叫激动 …… 面对特大地震/ 你含泪指挥着抗灾/ 于是，无数被废墟掩埋的人又获得了新生…… 我们爱你/ 因为你常怀着真诚而朴素的感情/ 你是一位好总理呀/ 你是人们的大救星！……” 老实说，自从地震发生以来，我与全国众多不能亲临现场参加救援的同胞一样，每天都通过电视屏幕揪心地关注着震区的救援行动，因此对亲临前线的温总理在灾区为挽救受难同胞所做的一切，都怀有无限的敬意，但这种敬佩并非对于他作为总理所做的一切，因为那一切是他的职责所在：人民给予他信任，赋予他权力，他和政府当然要为解除人民的痛苦而不遗余力！我对他作为总理所做的一切，以为理所应当、义不容辞。我对他的敬佩，源自他身上体现出的普通人的人性光辉：面对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震后家园，他满脸难以掩饰的苦痛；面对忍受剧痛的受难者他眼里充满欲零还住的同情泪水，面对失祜无助的老人和稚儿他充满了柔情和怜悯，而他那有些凌乱的已然斑白的双鬓，明白地显露出他的操劳、焦虑和身心疲惫，这一切令我数度老泪纵横！因此，我读那首《献给温总理的歌》时，首先是感动和情感共鸣，深为作者的真挚感情和善于表达而颔首称是，然而，当我读到“你是一位好总理呀/ 你是人们的大救星”时，却有一种从三伏天突然堕入冰窟窿的感觉，本能地感到不寒而栗。 “大救星”这三个字将我推回到历史的黑暗时代。 我们这个民族太喜欢使用“大救星”这个赞辞了。“大救星”就是西文里的“救世主”，是对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称呼，在西方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即使是伟大的君主也是上帝面前的“罪人”，不敢狂妄地自称“救世主”（“大救星”），因为那意味着将自己抬高到上帝的位置上了。在神学信念淡薄的中国社会，握有人间至高权力的帝王，却能够以神在尘世代表的身份僭越神的职能。不过，无论是西方的“救世主”，还是东方的“大救星”，都从来没有带给人类幸福与和平，相反，人间的大惨剧则大多由“救世主”造成，所以，觉醒了的现代无产阶级坚持自由、自为信念，而不相信任何超人的“大救星”。正如《国际歌》所表达的理念：“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且不说发生在遥远的古代的实例，现代中国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就经历两次“大救星”崇拜泛滥造成的灾难。蒋介石执政时期，学校的学生们要唱“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毛泽东执政时期，一曲《东方红》将“他是人民大救星”观念传播到中华大地的天南海北，使亿万人民每天都沐浴在“大救星”的光辉之中，及至“文革”岁月，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更将“大救星”推向了个人崇拜的巅峰。那时的中国人民无不相信，“大救星”的光辉将普照寰宇，温暖整个受苦受难的人类，然而，真诚而天真的中国人民就在梦想靠着“大救星”拯救全世界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国家成了一个与自己理想背道而驰的无法无天的社会，整个中华民族眼睁睁看着“大救星”任意妄为而莫之奈何。这就是“大救星”崇拜的可悲结局。 当今世界所崇尚的是公民社会，其基本的公民意识是，无论任何人，不管是国家元首，还是普通公民，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在人格和尊严上一律平等。这种基本的公民意识，要求每一个公民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乃至最高官员，始终持有一种平等心态，任何官员都不可以将自己视为居高临下的支配者，即使是国家元首也不例外。因此，“臣民社会”中的“皇恩心态”和“大救星”意识注定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历史毒素。当一个民族经历了两千余年的“皇恩”思想的桎梏和最近一个世纪的“大救星”观念造成的灾难而浴火重生，大步走向公民社会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身上背负了多少诸如“皇恩”思想和“大救星”观念之类的负担？我们还要负载这类传统负担走多远？（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