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邮编：100872）
惠黎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872） | | 【内容提要】作者认为需要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一场持久大战，并在它们互相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基本缘由。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较量的主体是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的罗马与迦太基，而在战略领域，它们却大致只是汉尼拔个人与元老院主宰的罗马国家。罗马赢得了所有三方面的较量，其中真正艰难并且确实曲折跌宕的是在战略方面，包含重要的战略机理，而费边和小西庇阿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贡献特大的两位军事统帅，罗马的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则构成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比较而言，作为民族精神和政治文化竞争的文化较量最深刻、最广泛，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然而，由于军事天才汉尼拔，对人类事务影响非同小可的偶然性在这场战争中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体现了人世间偶然对“结构性”必然的一幕精彩反差。 | | 【摘 要 题】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 | 【关 键 词】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迦太基/战略/制度/文化 |
西方历史上有一些重大的决定性较量，其结局决定了西方文明的方向。公元前218～202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就是这样的一场较量。罗马人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性政治力量”，西方将由雅利安人而非闪族主宰，其未来面貌将主要由希腊罗马文化而非闪族文化塑造。①
在这最根本的意义之外，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所以引起古往今来格外的兴趣和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最著名的主角人物——迦太基将领汉尼拔。他径直侵入意大利半岛，战无不胜达15年之久，致命地威胁了罗马的生存。然而，最后汉尼拔彻底输掉了这场战争，强大的迦太基帝国最终沦为一个对外丧失自主权和被迫不设防的城市。
为什么汉尼拔这位军事史上的罕见奇才和伟大统帅彻底失败？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他的一次次巨大的打击，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在相关历史著述中，希腊大史家波利比阿首次就此论及了罗马和迦太基的政治制度，而自19世纪末以后，尝试从类似的甚至更广的层次解答这些问题往往成为古典史、军事史和战略史界的兴趣所在。②与前人的这些论述相比，本文试图以更集中也更深刻的方式进行考察和分析，或者说以战略、制度和文化三方面的综合较量的视野看待第二次布匿战争，在大战略、基本制度和文化本质互相间复杂和能动的关系中探究和展示罗马最终战胜迦太基的根本缘由。
一 罗马、迦太基、汉尼拔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前，罗马与迦太基是地中海西部两大彼此竞争的主导力量。迦太基历史悠久，发展程度较高，公元前五世纪即成为地中海西部强大无敌的海上商业帝国。它由势力强大的商业家族组成寡头集团执掌政权，在地中海西部众多海岛、北非和西班牙建立了贸易据点和殖民地，逐渐将西地中海变成自己的内湖并在那里拥有海军霸权。由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迦太基在财政力量上强于希腊一切城邦，波利比阿称之为世界最富的城市。③
在同一时期，罗马仅是意大利半岛中部的一个二流农业城邦。④然而，在尚武贵族统治下，它逐步发展成为整个意大利的霸主：公元前四世纪初期，罗马迅速成为“拉丁同盟”的领袖，在意大利中部确立了主导地位；一个世纪后，罗马人已是整个意大利半岛的首强；到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时，波河以南所有意大利城邦已悉数并入罗马同盟。⑤
在古代世界，相邻强国间的“均势”难以持久。历时23年的第一次布匿战争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首次战争，罗马取得胜利，迦太基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约条款使罗马获得科西嘉岛和除叙拉古以外的全部西西里，连同迦太基缴纳的为时十年的巨额赔款。然而，罗马尽可能企求优越权势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特质因战胜而变本加厉。不久，罗马又勒索巨额追加赔偿，并且将迦太基人逐出撒丁岛。⑥至此，罗马剥夺了迦太基在地中海西部的几乎全部海上基地，后者的海上优势从此丧失，整个商业体系也因此近乎瓦解。
受战败的巨大损失和刻骨耻辱刺激，迦太基人图谋再战，以“自求一种不赖敌人善意的生存”。⑦汉尼拔之父哈米尔卡·巴卡是迦太基名将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从第一次布匿战争得出教训：要想打败罗马，就必须缔造占优势的陆军，以此进攻罗马的力量重心。⑧平定雇佣军叛乱后，哈米尔卡将眼光投向与意大利陆地相接的伊比利亚（西班牙）。公元前236年，哈米尔卡携其幼子汉尼拔领军征服伊比利亚，使之迅速成为迦太基财政和兵员的主要来源。哈米尔卡还在此地实行征兵制，建营编练军队，训练兵士成为忠贞不贰的勇士。在军营中，哈米尔卡教养汉尼拔及其弟哈兹德鲁巴继承他的复仇计划和他的天才。⑨战败者与战胜者之间的新一轮权势转移趋势由此清晰地浮现出来。
为限制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强劲势头，罗马与之缔约，划定伊比利亚北部边界。然而，公元前222年， 20余岁的汉尼拔成为在伊比利亚的军队统帅，其根本目标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变更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力量对比和地位对比，复兴迦太基的地中海优势。三年后，他围攻并攻陷罗马在伊比利亚的同盟城市萨贡图姆。罗马随之向迦太基宣战。
二 战略与反制战略
战争初期，汉尼拔出人意料地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以接连三次歼灭性战役（尤其是极著名的坎尼战役）摧毁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罗马权势接近崩溃。此后，汉尼拔孤军转战意大利半岛达15年，罗马人的经济、社会和心理由此遭受无情折磨。汉尼拔卓越的军事成就使之与亚历山大和凯撒齐名，被认为是古代西方最卓著的军事天才之一。饶有意味的是，只有他是这三人当中唯一终告战败的人。因此，有观点认为汉尼拔是战术家而非战略家。⑩但是，如果较仔细地观察和思考第二次布匿战争，便可断定这观点不免偏颇和狭隘。
汉尼拔最终的战争目的或其理想是重新夺回迦太基因第一次布匿战争而丧失的地位，取代罗马在西地中海的优势。他在战争伊始就说：“我不是要打一场消灭罗马人的战争，我为荣誉和帝国而战。”(11)他深谙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力量的优劣所在。(12)他依凭在哈米尔卡军营里训练出来的职业军队，从陆上入侵意大利并始终依靠陆战，同时统筹保护意大利以外的根本战略性基地。他起初部署兵力时，将大部分军队交付其弟哈兹德鲁巴，以确保迦太基财政和兵员的主要来源伊比利亚的安全。他还遣军北非，加强迦太基本土防务。而且，他入侵意大利的战略意图还包括迫使罗马无力分兵，从而使上述两地区免遭进攻。这些无疑是全方位的大战略安排。
汉尼拔首要的军事战略目的是使罗马的盟邦与罗马分离，从而剥夺罗马的人力物力优势。外交、宣传和许诺酬赏是他的战略手段。早在入侵意大利的两年前，他已遣使修好阿尔卑斯山脉两侧的高卢人。入侵意大利后，他利用高卢人的反罗马激情，与之结盟。特拉西美尼湖战役之后，汉尼拔宣称：“我不是来与意大利人作战的，而是要将意大利人从罗马的主宰下解放出来。”(13)与此同时，他特许每个意大利城邦恢复其旧日独立和疆界，释放罗马盟邦战俘而不索赎金，希冀以此削弱盟邦人对罗马的向心力。
分离罗马盟邦的关键是在战场上反复重挫罗马军队，从而削弱罗马权势在其意大利盟邦中的威望和它们对罗马的畏惧感。公元前216年的坎尼战役是汉尼拔创造的奇迹，也是罗马最惨重的灾难。汉尼拔以微小的损失，一举歼敌八万，占意大利兵役资源的1/7。坎尼战役后，包括意大利第二大城市卡普亚在内的许多盟邦归降汉尼拔。李维说这发生在盟邦“对罗马权势的存留感到绝望”之际。(14)此时罗马权势“似乎在本年有全灭之势”。(15)随后，汉尼拔运用外交手段，分别与马其顿的腓力五世和西西里最重要城邦叙拉古结盟，在意大利之外获得军事支持。总之，汉尼拔不仅是天才的战术家，也有可观的战略操作才能。
然而，罗马虽遭受严重的挫败，但其战略随事态变更而调整，以杰出的战略能动性显示了对汉尼拔的优越。战争伊始，罗马总的战略目标在于限制迦太基因征服伊比利亚而复苏的权势。两个罗马执政官各自率军进攻伊比利亚和北非迦太基本土。可是，汉尼拔在意大利北部甫一出现，罗马现行战略便旋即瓦解。罗马人经重创震撼，开始反思和调整战略。他们认识到不能在汉尼拔选定的战略方式范围内打败汉尼拔，而是必须避敌之长，克敌之短。与此同时，危急的形势要求采取非凡的政治救策，即在共和国内实行战时独裁制。特拉西美尼湖之役败北之后，费边·马克西穆斯被任命为独裁官，采取消耗战略，紧紧尾随汉尼拔军队但拒不与之正面交锋，同时限制其后勤供应和获援能力，汉尼拔的锐气逐渐消减。因费边权力转遭限制而兵败坎尼后，罗马在极度艰难中紧急组建四个军团，并且返回费边战略，消耗和遏制汉尼拔军队。意大利战局转入僵持状态，汉尼拔的绝对优势一去不返。
海上优势是罗马至关紧要的战略资产，它对西地中海交通线的控制使之能够不受阻碍地投送兵力，发动巨大规模的远距战略进击。迦太基却从未成功地部署虽然较弱但仍有潜力的海军力量。(16)因而，罗马人能够迅速地在伊比利亚取胜，迫使迦太基将增援汉尼拔的兵力中途调离，令后者无法征服意大利。同理，罗马人在西西里的胜利使其控扼了通往意大利南部和西部的交通线。不仅如此，罗马遣军跨越亚得里亚海，击败马其顿，致使汉尼拔无望从这个陆上强国得到支援。罗马人成功的外交也有力地襄助了他们的海上优势：外交操作导致希腊众城邦与之结盟，群起对抗马其顿。“这的确是罗马人通过灵巧的外交途径节省武力。”(17)
汉尼拔意在破坏罗马倚赖的意大利同盟。然而，罗马的海上优势和迦太基元老院的战略消极使他难得增援，能用于追求这一目的的战斗力便逐渐萎缩。意大利盟邦在坎尼战役后一度纷纷倒戈的图景已成过去，而罗马各殖民地、所有拉丁城邦以及众多希腊城邦始终忠于罗马。罗马人高效运用宣传手段维护同盟，包括强调迦太基人是大异于意大利传统和宗教的外邦人。罗马人围攻并重新夺回卡普亚是此次战争的关键点。(18)此举大大动摇了汉尼拔在意大利倒戈城邦中间的威望，导致其中许多转而请求重入罗马同盟。罗马人本着战略分寸意识区别对待叛离者。他们极严酷地处置卡普亚，同时宽容善待请求返回罗马同盟的倒戈城邦。此外，为拉拢意大利的希腊人城邦，罗马人将闪族迦太基描绘成希腊人一向的敌人。所有这些导致“天平逐渐向有利于罗马的一方倾斜”。(19)
汉尼拔专注于意大利战场15年。与此相反，罗马人在与之僵持之后，以更宏大的战略眼界和战略灵活性变更“战略重心”：公元前209年，西庇阿之子小西庇阿挥军攻占新迦太基——迦太基在伊比利亚的头号战略据点，汉尼拔不得不望洋兴叹。两年后，鉴于在伊比利亚大势已去，汉尼拔令其弟哈兹德鲁巴率残部抵达意大利，但该部未及与汉尼拔会合便被罗马军团歼灭。随后，罗马的“外向战略”再度演进。已被推举为执政官的小西庇阿力主进军迦太基本土，(20)逼汉尼拔率军返回北非。元老院最终采纳了他的战略。由此，汉尼拔被迦太基寡头集团从意大利召回，但随即兵败扎马，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彻底失败告终。从此，迦太基沦为必须听命于罗马的附庸城邦，罗马在地中海地区再无强劲对手。
最一般地说，从战争的全过程看，罗马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对外宣传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并继而彻底击败迦太基的权势变更尝试，服务于达到这一根本战略目的的主要战略规划和战略部署。与之相比，汉尼拔和迦太基的战略不仅略输一筹，而且实际上是一种“跛脚”大战略：迦太基寡头政府远未充分动员国家的军事人力和财政资源并将其输往意大利半岛，亦未有效建设和使用海上力量配合半岛作战；汉尼拔虽然运用了外交和宣传去配合其军事，但在具有相对稳固特征的意大利同盟面前难以充分奏效。更重要的是，他和迦太基政府缺乏一个足够集中、合理的战略目标，即主要依凭大军猛击攻克罗马，而是在坎尼大捷后墨守“边缘战略”，徒然迂回意大利半岛十数年。
罗马在战略上的又一优越性在于其杰出的战略能动性，亦即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积极调整战略。罗马战略的坚韧可变见于特拉西美尼湖之役败北后毅然采纳费边战略，它的生气勃勃则尤其见于小西庇阿在战局僵持不决之际决定性地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不仅如此，其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罗马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边到小西庇阿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反观汉尼拔，坎尼战役后的战略几乎一成不变，即使罗马战略已几度变更，战局基本性质业已改观。一优一劣，可谓昭然。
三 制度的力量
孟德斯鸠曾言简意赅地说，坎尼战役后，“罗马的得救是由于它的制度的力量”。(21)罗马强盛进程的见证者波利比阿在叙述坎尼战役时，意味深长地插入了对罗马政制的讨论。就此，德尔布吕克赞叹这显示波利比阿是真正伟大的史家。(22)战争与政治内在统一，战略体系与国家政制紧密相联。罗马能够在一场起先连战连败的持久战中发挥优越的潜能，致使强敌最终失败。在这潜能中，特别重要的有罗马的制度。
波利比阿说，就政制而言，迦太基已过完了它的最好时期，罗马却正处于顶峰；“他们（罗马人）虽然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但经审慎的商议，仍最终在战争中征服了迦太基人”。(23)罗马在战争中始终保持了外部成功必需的内部和谐。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后，执政官直截了当地告诉民众：“我们在一场大战中被击败了，我们的军队已被粉碎，我们的执政官战死了。为了你们自己的解救和安全，你们要好好考虑。”(24)这就是信任人民、诉诸人民、引导人民和动员人民。在费边战略因无立竿见影的大成效而引起广泛不满后，取悦民众的瓦罗被推举为执政官之一指挥军队，坎尼惨败由此而来，统兵将领仅瓦罗一人生还。然而，包括费边在内的众元老仍到城门迎接瓦罗，感谢他对共和国不失信心。元老阶层的宽宏大度保住了内部和谐。
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够卓有成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并且能够塑造合理的政治和战略决定，以适应战争的能动要求。坎尼惨败后，元老院仍坚韧不拔，有条不紊，胜任职责。它首先征募不到最低服役年龄的青少年入伍，同时将囚犯和奴隶武装起来，从而迅速组建了四个新军团；它还吁请众拉丁城邦出兵援助，共救危亡。一个特别财政委员会被创设出来，作为危难之中缜密监督财政的机关。德尔布吕克认为，罗马此时还能有效地维持经济生活和财政管理令人惊异。(25)元老院的行动恢复和鼓舞了公民大众的自信。波利比阿就此评论道，与其说汉尼拔为自己在战场上的胜利而高兴，不如说他因为罗马元老们表现出的坚定和高尚而惊讶和沮丧。(26)与罗马统治者在惨败和其他经久的战争磨难中的意志和才能截然相反，只经扎马一役，迦太基寡头集团的意志和领导能力便土崩瓦解。
罗马善于吸取失败教训，据此调整领导和修改体制。如前所述，特拉西美尼湖战役惨败导致罗马采取了异乎寻常的救策——独裁制。独裁官费边以其著名的费边战略，成了汉尼拔的第一个克星。马基雅维里就此说，罗马的丰功伟业源于这独裁制，否则它必毁于严重事端。(27)罗马还改变惯例，将一切军事事务（而非仅仅战场指挥）委托给执政官，并且酌情延长格外卓越的执政官的任期。此外，元老院在确定进击伊比利亚为战略重心后，鉴于承担此项使命的战场最高指挥官责任重大，鲜有敢问津者，决定将推举权力破例地交给民众。时年24岁的小西庇阿尽管资格尚浅，但向民众大会（“百夫长会”）毛遂自荐，结果被委以重任。“百夫长会的选举把一个只是总兵的人立刻升到最高长官之列。”(28)正是这政制的灵活性或适应性，构成罗马文治的一大活力，那是汉尼拔的武功无法克服的。
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制度的优越性特别在于指引重大政策和决定基本战略的总是政治权威机构元老院，从而始终保证政治统帅军事，军政高度整合，而不像迦太基那样，政治与军事屡屡严重脱节。如前所述，元老院在动员罗马人民、维护内部团结、开发战争资源以挺过战争危难方面，行使了杰出的权威领导。不仅如此，元老院作为一个集体，同样是有效的最高战略决策者。候选的军事统帅毫无例外地必须凭自己的战略论辩使元老院信服，才能获取其授权和支持。小西庇阿与费边之间关于进攻北非的著名辩论及其结果(29)就是元老院在决定战略方向方面起首要作用的一个范例。
尽管迦太基的政治史料因其战败而遗留甚少，然而现有的文献仍足以显示它在这方面远不如罗马。汉尼拔起初掌有军队的全面指挥权，但他抵达意大利之后变得无权通盘指引军事战略。他孤军奋战于意大利，对迦太基总体军事资源的配置大致只能充当旁观者。坎尼战役后他急需国内增援，可是迦太基寡头政府内部分化，主和派将削弱政敌置于战争胜利之上，而且得到习于享乐、厌恶战争的迦太基大众的拥护，结果竟以战胜者无需援助去答复汉尼拔。汉尼拔不谙党派斗争，在寡头政府内缺乏相助之人。迦太基可用的兵员不少，但大抵由于内部政治原因而被浪费于无用之地。(30)蒙森讽刺道，迦太基政府“拯救罗马之功不甚在 （罗马）元老院以下”。(31)
四 罗马精神的胜利
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大诗人恩尼乌斯创作了关于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史诗，赞颂“共和国是稳固地建立在古老的风俗和人的力量之上的”。(32)古典学家巴洛认为，这古老的风俗“意指某种生活观，某种道德品质，再加上某些不成文的规范及责任与行为方面的先例，它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准则和惯例的传统”。(33)罗马战胜迦太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马几个世纪里形成的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提供了异常强劲的力量。
波利比阿强调，罗马拥有对其武力成功不可或缺的卓越精神，即坚韧、勇敢、诚实、敬畏众神和服从权威的农民士兵气质。在古典时代，制度和法律是民族宗教的一部分，而罗马人尤其虔诚，甘愿为祖国的祭坛而战。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但媾和时几乎从未割让土地，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其公民大多耽于享乐，憎恶战事，沦于商业社会易有的腐败堕落。(34)就第二次布匿战争而言，持有这样的文化特质的迦太基社会远未像罗马社会那样投身于一场“总体战”，这至少是因为鏖战搏杀的并非迦太基公民。波利比阿评论道：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罗马军人却是本地公民；“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却能以永不枯竭的兵力东山再起，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人”。(35)
共和国早期以来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对军事行动的经久需要使得罗马成为一个基于公民军人的尚武社会，“它将施行暴力的能力抬升到美德地步，成为一种其本身就是善的品质”。(36)共和时代的罗马人不怕战争伤亡，一旦置身于冲突便坚持到底。罗马社会从头到脚可见军事化特征，其最强烈的愿望是罗马壮大。罗马人对祖先顶礼膜拜，而祖先的荣耀首先在于武力上的成功。从平民到贵族，差不多一概黩武好战，争强好胜。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地位和社会声誉的必要前提。罗马贵族对战争习以为常，没有哪个罗马人在有十年征战生涯以前可以担任政治公职。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十年里 20位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37)不足为怪，尽管有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共和国仍然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
经由两个多世纪，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半岛。因此，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可以说，汉尼拔犯了“以己度彼”的致命错误：将罗马同盟体系看做迦太基帝国的类似物。他理解帝国控制下各族对迦太基的深切愤恨，因而设想罗马盟邦对罗马亦如此。他以为，一旦他挥舞自由大旗，同时重挫罗马军队，罗马的盟邦将无不投到他的麾下。(38)然而，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同。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却极为苛刻。“罗马容忍各地陆续获得公民资格……迦太基却自始即保持独占，甚至不许属地抱有一日得居平等地位的希望。罗马对最下等的属国也不完全夺其独立，并且对于任何属国绝不课以固定贡赋；迦太基则无不派有监督，甚至腓尼基古城也须承担沉重的贡赋。”(39)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伴。相反，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之恶名。而且，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种不同，语言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十足的、不可居于其下的外族，因而汉尼拔的“自由”旗帜缺乏真正的吸引力。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邻邦的背叛，对待与之作战的叛邻，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而非仅仅将其打败。一位罗马史学家如此评论他所说的罗马的“残忍”：极少有其他达到高程度政治文化的民族在战争中表现过罗马人那样的极度残暴。(40)罗马的同盟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是怎样的报复，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马。
更广泛地说，罗马的“残忍”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对罗马这个“尚武民族”有深切理解的一位学者指出：“罗马的战略提供了嗜杀本能的最生动例证。罗马人……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考虑。”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罗马构成致命威胁时，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勇猛，从费边开始“退避三舍”，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实用的冷酷无情”。(41)
迦太基遗留至今的精神文化史料甚少，但从可获得的文献来看，可以说在其帝国史上很大部分时间里，迦太基人不是一个真正愿意并能够从事大战恶战的民族，与罗马人相比尤其如此：一个近乎纯然商业性社会的公民耽于享乐，憎恶战事，沦于易有的腐败堕落。古典史上一项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迦太基大都依靠雇佣兵打仗，这差不多根本性地限制了它的军事人力和战斗精神，同时也限制了它的统治集团可得的军事精英和将才。不仅如此，对汉尼拔的力求使罗马丧失盟邦这一核心战略而言，如前所述，迦太基人对待附庸的严苛习俗、其贪婪不义的名声和他们在意大利人眼中的文化怪异，统统有其严重的负面效应。
五 结论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与迦太基的较量是决定西方文明未来方向的较量。作为两个国家或社会实体，严格地说，它们之间的较量大致只发生在制度领域和首先体现于民族精神特质的文化领域。在战略领域，较量实际上可说仅仅发生在汉尼拔个人与罗马国家之间，而罗马国家的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始终由元老院主宰，费边和小西庇阿则是罗马统治集体内战略性贡献特别重大的两位军事统帅。显然，罗马要战胜迦太基，就必须赢得战略、制度和文化这三方面的较量。其中每一方面的较量都有独立的重大意义，其根本成功不能由另外一两个方面的优势去代替；与此同时，它们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说到底乃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
从历史理解和因果解释的角度看，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略、制度和文化三类较量在深刻程度和意义根本性上各有不同。文化较量（它首先是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竞争）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或者说它无所不在。制度较量次之，战略较量又次之。正因为如此，从古典时代的主要史家到近代的马基雅维里和孟德斯鸠，无不将罗马胜利的主因归于罗马的精神和政制，而同样如前所述，开拓了第二次布匿战争之战略研究的军事史大师德尔布吕克也多少是如此认为。
从第二次布匿战争史中可以发现一种有广泛和深刻的辩证意义的反差，那就是“结构性”必然对人世间偶然。事后来看，罗马人在“结构性”必然方面对迦太基占有压倒优势，那由所有有关的历史叙述和本文的论说显示出来，致使罗马在制度较量和文化较量方面始终决然胜过迦太基。然而，为什么在这些方面占那么大优势的罗马居然尽全力战斗了16年才艰难获胜，并且经过了坎尼惨败那样真正的国家生存危难？答案很清楚，甚至也很简单：对罗马作战的是非常杰出的军事天才汉尼拔。或者说，在这次战争中，对人世间事物的影响往往非同小可、有时甚至殊为关键的偶然性大大有利于迦太基而非罗马。在此，必然性最终战胜了偶然性，但其过程曲折跌宕，构成了一篇精彩的人类剧章。
注释：
①［英］R.H.巴洛著，黄韬译：《罗马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30～31页。闪族自公元前五千年往后以西亚为中心，其中向地中海西部散布最广的为腓尼基人，其发祥地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现今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古称迦南。希腊人惯称其为腓尼基人，意大利人则称其为布匿人。腓尼基人以商业、航海、制造业和殖民事业见长。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关于闪族和腓尼基人，参见［德］特奥多尔·蒙森著，李稼年译：《罗马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页。
②有关研究见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J. S. Reid, "Problems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3, Part 2, 1913, pp. 175-196; J. S. Reid, "Problems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Rome and Her Italian Allies,"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Vol. 5, 1915, pp. 87-124; 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n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 Barca," http://darkwing. uoregon, edu/～ mharrsch/ 2005_10_01_academicpres_archive. html; B. D. Hoyos, "Hannibal: What Kind of Genius?"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30, No. 2, October 1983, pp. 171-180; E. T. Salmon,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7, No.2, October 1960, pp. 131-142; G. H. Donaldson, "Modern Idiom in an Ancient Context: Another Look at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Greece & Rome, 2nd Ser., Vol. 9, No. 2, October 1962, pp. 134-141；［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版，第三章。
③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5页。
④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p. 134.
⑤罗马同盟包括在种族和语言方面与罗马人类似的拉丁人部族和在意大利的非拉丁部族。每个盟邦在罗马有要求时，都必须全数提供罗马征调的兵员。他们组成的分遣部队总是伴随罗马军团出战。
⑥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 71～80页。
⑦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71页。
⑧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p.312.
⑨［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9页。
⑩B. D. Hoyos, "Hannibal: What Kind of Genius?" p. 180.
(11)Polybius, Histories, Volume Ⅲ,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ian, 1889, reprinted in Bloomington, 1962, http://www. perseus. Tufts. edu/cgi-bin/ptext.
(12)详见现代最杰出的军事史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就此所做的论述：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pp. 352-357。
(13)Polybius, Histories, Vol. Ⅲ, http://www. perseus. Tufts. edu/cgi -bin/ptext.
(14)参见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70页。
(15)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11页。
(16)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nd Punic War," http://darkwing. uoregon. edu/～ mharrsch/2005_10_O1_academicpres_ archive. html.
(17)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nd Punic War," http://darkwing. uoregon. edu/～mharrsch/2005_10_01_academicpres_ archive. html.
(18)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p. 342.
(19)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p. 365.
(20)参见阿庇安：《罗马史》上卷，第186页；［古希腊］普鲁塔克著，陆永庭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30～531页。
(21)［法］孟德斯鸠著，婉玲译：《罗马盛衰原因论》，北京：商务印馆，2004年版，第22页。
(22)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p. 339.
(23)Polybius, Histories, Vol. 6, http://www. perseus. Tufts. edu/cgi -bin/ptext.
(24)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05页。
(25)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 1, p. 341.
(26)Polybius, Histories, Vol. 6, http://www. perseus. Tufts. edu/cgi -bin/ptext.
(27)［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页。
(28)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34页。
(29)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第530～531页；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53页。
(30)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23页。
(31)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21页。
(32)［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等译：《国家篇法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19页。
(33)R.H.巴洛：《罗马人》，第17页。
(34)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4页。
(35)Polybius, Histories, Volume 6. http://www.perseus.Tufts.edu/ cgi-bin/ptext.
(36)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1页。
(37)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5页。
(38)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p.158.
(39)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第18页。
(40)转引自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66页。
(41)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89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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