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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约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15、16世纪，人类自身的发育尚处于童年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尚处于初始阶段，世界历史的产生尚处于孕育过程。从纵向发展方面说，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还十分有限，社会关系中还保留着许多原始而野蛮的习俗。诸如，社会生产力普遍低下，人们只得其先通过原始简单协力进行生产，继而进行个体小生产。致生产效率很低，剩余产品很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在继原始社会之后出现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社会上层分子欲实现对直接生产者的经济榨取，在生产过程中均需使用超经济强制，以控制直接生产者的人身自由；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超自然的各种神灵的盲目崇拜，往往左右着人们的头脑，致使各种宗教大行其道。从横向发展方面说，则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增进，人类主要社会共同体的规模虽在逐步扩大，以至形成民族国家，但由于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个体家庭以及各类群体经济上大多自给自足，诸民族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尚且薄弱，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就更为有限。这些民族国家依然基本处于各自孤立与彼此隔绝的闭塞状态，相互交往既不频繁，又不稳定，对双方社会发展通常难以迅速产生明显巨大的影响，因而整个人类社会还是分散发展的，发展速度也很缓慢。与之相适应，人类历史亦尚停留在民族史、区域史阶段。 但是，即使在这个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发展的历史时代，人类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与升华，社会交往的日益扩大与加强，仍然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个体小生产虽然存在种种局限，但它取代原始简单协力成为社会主导生产形式，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而且正是由于它的生产效益充分发挥，才为未来社会化大生产准备了条件。超经济强制虽然野蛮残忍，但演变趋势乃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逐步削弱，终于为以后实行雇佣劳动制开辟了道路。宗教信仰虽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对历史进程产生较大影响，但其间在某些地区或国家也曾多次出现世俗文化的发展高潮，宗教文化亦非一无可取。各地区、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虽然一直比较薄弱，但亦在逐渐扩展和强化。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以后，各文明区的范围便在一步步扩大，由点而片，进而形成一些面积更加辽阔的文明区域。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方式也日益演进，由偶尔为之的使者探访与武力征伐，发展到较为经常的贸迁有无与文化交流。因此，对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的进步应予充分肯定，诚如恩格斯在论及古代奴隶制时指出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卷第524页。)我们也可以认为，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深受其益，而且为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没有15、16世纪以前人类社会分散而缓慢的发展，15、16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一个整体，并使社会进步速度大大加快，乃是不可想象的。 在15、16世纪以前社会发展所取得的诸多丰硕成果中，有几项对于人类社会当时的进步与未来的发展具有最基本的意义。首先是孕育出了一批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国家的出现，为人类不同群体分别创造和保存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以及彼此进行各种交流，提供了基本舞台和可靠载体，它们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所划分的规模最大、相对独立性最强、最便于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创造的基本社会单元。再则是形成了各民族国家独特的文明模式。因为各民族国家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各自重要特点，也便使它们的具体国情各不相同，而国情乃是制约该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因素，致使各国社会后来的具体发展途径随之产生歧异。三则是增进了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交往。国际交往不仅有助于经济文化交流，吸收别国经验教训，彼此取长补短；而且常常伴随着相互竞争与恃强凌弱，以致彼此之间，尤其是对后进国家产生强大压力，从而激励它们弃旧图新，奋发图强，对外来挑战作出积极回应。因此，国际交往的增进，也有力地推动着有关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所以，在编著世界历史课程教材之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似可考虑将诸多民族国家的逐步孕育，各国社会基本特点的渐趋形成，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增进，作为主要阐述内容，以之为纲揭示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进程。这一基本进程始终包括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两个方面，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为第一阶段，这是人类文明孕育时期，社会发展刚刚起步。从公元前二千年代末期到公元一千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这是开始使用铁器，由原始简单协力向个体小生产过渡，奴隶社会盛极而衰，国际交往渐趋活跃时期。从公元一千年代中期到15、16世纪为第三阶段，这是个体小生产充分发展，封建制度由盛而衰，世界区域性格局演进到极致而行将被根本突破时期。 二 在编著世界历史15、16世纪以前部分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 1.农本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关系 近些年来，我国有些世界史工作者不时提到“农本经济”这个词。所谓农本经济，据说就是以农为本，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经济。他们认为农本经济，即以农为本的经济必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领导人曾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既然以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应该说是以农为本了，但它又是与以工业为主导相结合的，能说这种国民经济就是自然经济吗?特别是当代有些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出口商品仍以农畜产品为主，如澳大利亚1990年左右的出口总额中，便是农畜产品约占70%，矿产品仅占24%，同时进口的则主要是机器、石油、汽车、纸张、纺织品等工业品。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显然是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国民经济中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但是却决不能说它们的国民经济乃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其实，就是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并非所有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都是自然经济。例如，即使是处于奴隶社会盛期的罗马帝国，也仍然是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农业国，其社会经济无疑该是农本经济。在帝国西部意大利本土及西班牙、西北非诸行省，农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尤大。但是，帝国西部地区的农业经营方式，主要是组建使用大量奴隶进行集中耕作的奴隶制农庄，将大部分农副产品投入市场。能说当时这些地区的农本经济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吗?又如，在工业化或变成工业国以前的英国，社会经济大概也还是以农业(包括畜牧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农本经济，但是随着圈地运动的逐步展开，农业经营者已主要是使用雇工面向市场进行生产的各类农业资本家，因而恐怕也很难说，当时的英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因此，如果将农本经济诠释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以农为本，即以农业为决定性生产部门的话，就不能断言农本经济必然是自然经济。社会经济属自然经济还是商品经济，不取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部门为主，而取决于该社会以什么生产经营方式为主。导致社会经济成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本原因，是该社会主要建立在个体小生产的基础之上。 个体小生产并非伴随人类产生就立即出现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产物。在物质生产发展进程中，较之原始简单协力，个体小生产乃是巨大进步。小生产者已能独立完成当时一般产品的生产全过程，获得比原始简单协力为优的经济效益。但也正因为如此，劳动分工很不充分，大家的产品基本相同，彼此缺乏对他人产品的需求，且个人力量究竟有限，每个人的产品数量也不可能很多，因而产品买卖交换很不发达，小生产者们往往力求在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即自己生产的物品主要供自己消费，自己消费的物品主要由自己生产，只有自己消费不完的剩余产品才投入市场出售，只有自己无法生产的少数物品才前往市场购买，连剥削者对这样的直接生产者通常也只能榨取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总之，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均属个人行为。不仅个体小农主要从事农耕，同时兼营家庭手工业，以满足个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各种基本需要；就连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个体小手工业者，鉴于市场狭小，也是除从事自己擅长的手工业行业外，在可能条件下也力图生产自己及其家庭成员需要的其他手工业品，甚至还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饲养食用牲畜和家禽。 既然每个个体小生产者都力求自给自足，因而建立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的社会，也便必然是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主导地位。 2.游牧部族对封建制度广泛确立所起的历史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以为封建制度在形成过程中受到游牧部族原始社会解体时期社会关系的影响，只是西欧国家的特有现象。其实，东亚、西亚和北非许多国家都有类似情况，因而它在世界历史上具有普遍性，只是具体情节不尽相同而已。 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大举徙入，早已有之。早在公元前二千年代，分属闪含语人、印欧语人和商部族的许多游牧半游牧部落集团，就曾分别徙入两河流域、小亚细亚、尼罗河下游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和希腊半岛等地。但是，公元一千年代中期游牧半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的迁徙，规模之巨大与影响之深远都是空前的。 这次被称为“民族大迁徙”的游牧半游牧部族移徙浪潮，席卷亚欧北非主要农耕地区。它始于公元4世纪，充当先锋的是原来游牧于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的北匈奴人。他们在公元1世纪末被中国东汉政权击败后徙往康居游牧生息近三个世纪，待力量渐强，便于374年灭粟特国，然后分三批西入欧洲，并推动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西哥特人以及多瑙河以北、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其他日耳曼人部落集团迁往西欧各地和西北非。受匈奴人和日耳曼人西迁的牵动，斯拉夫人也很快迁入巴尔干半岛，散布到东欧其他地区。在东亚，则是中国北部沙漠草原地区业已摆脱北匈奴人控制的南匈奴人和鲜卑人等游牧半游牧部族日益强大，4—5世纪相继迁入中国中原地区。7—8世纪，阿拉伯半岛上游牧的阿拉伯人，亦乘拜占廷帝国和萨珊波斯被北方游牧半游牧部族入侵进一步削弱之机，迅速占领西亚北非广大农耕地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