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法国造——路易十四时代的多媒体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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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系列关于法国史随笔中，企图揭示的是专制对法国人民带来的深重危害，从罗伯斯庇尔到拿破仑莫不如是。如果说这两人是资产阶级专制的典型代表，那么封建体系下的法兰西更是不乏其人，比如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就是绝对拿得出手的好材料，尽管在伏尔泰笔下显得骁勇善战、英雄不已，依然无法掩饰他的专制本性，自然，我不会忘记写下这一笔。当我读到英国人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时，我决定暂且放下对路易十四的政治讨伐，在彼得•伯克的传播学后面别开生面一把。
一眼看到《制造路易十四》书名的时候，我先见之明地将其与当下的明星制造业联系在了一起，果然，在封二折页简介上便提到了现代传媒的包装机制。每当演艺界出现一阵喧哗与骚动，不用问就知道，一个新产品即将下线。工业化生产下明星们的经历几乎都由程序代为书写，只要按动一下按钮，于是“轰隆一声巨响，老子闪亮登场”。由于当今演艺界和狗仔队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不断向我们炫耀过于“烂污”的一面，明星一不小心就被演绎成流星和夜莺，而明星们交头接耳的经验是“防火、防盗、防记者”。
可以肯定，路易十四不是星工场的产品，不论他身上呈现出多少明星气质，在法国历史舞台上，他是当之无愧的伟人；又不论在伟人身上有多少共性和个性，不可复制性却是他们相互之间最大的共性。路易十四和明星们不是一类人，不论什么时候都绝对是“即便天空没有巨响，老子照样闪亮登场”的那种人。
路易十四5岁登基、23岁亲政、执政长达72年，创造了波旁王朝时期具有传奇色彩的时代，使法国成为欧洲的霸主；他企图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实现统治全欧洲的野心；他被宠臣们吹捧为“太阳王”而自己也乐于自诩；亲政以后他没有任用过一个首相，他的政治名言是“我就是我的首相”、“朕即国家”；当政期间，他发动了大小数十场战争，把整个法兰西拖的精疲力竭；他逆历史潮流，废除对宗教和解有利的《南特敕令》、停开具有调和社会矛盾作用的三级会议……从这张履历表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而他另一个特殊本领就是能够充分利用政治上的强势，使文化艺术不仅为专制服务，并且发展了自身，他繁荣了法国的古典文艺，使法国艺术达到了当时欧洲的最高境界，为欧洲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强大基础，经常出没于王宫的是高乃依、莫里哀、拉辛这些文艺巨匠，这对习惯于看到文艺家的艺术生命、乃至生物生命总是凋零于政治高压下的我们不能不感到是个异数，难怪作为晚辈的伏尔泰要带着兴奋而崇敬的笔调写下《路易十四时代》，把这位先帝爷描写的英雄无比，更难怪彼得•伯克这个英国佬要从故纸堆里把他翻将出来，重新回炉制造。
制造路易十四的过程正是现代传媒学在古代的运用过程。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使用“传媒学”这种现代术语，只需应用下极具中国特色的“宣传”二字便可高度概括“制造路易十四”的全部涵义。在中国，如果谁居然不知道“宣传”这个词，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其中国人的身份，君不见，上至国家下至街道，无一例外地都设立一个宣传机构，就是个极不起眼的小企业，也会冠冕堂皇地竖一块“宣传科”的招牌，以表示对宣传的重视，倘若具体到某人，我甚至愿意相信其对“宣传”的热爱超过对亲爹亲妈的孝敬，爹娘不过给了一副肉眼凡胎的臭皮囊，一旦拥有了“宣传工具”，立刻就掌握了从人到神的进化密码，只须下达一个指令，所有宣传机器会立刻开动，一切神性特征会源源不断地向其身体上组装，用不了多久，一个金光灿灿、辉煌无比的神人从天而降，不用我等小民在心理上做好诚惶诚恐的准备，就先屁颠屁颠地瞻仰其光辉形象吧。
说来需要我们惭愧的是，路易十四早就掌握了宣传的奥义，尽管“宣传”不是路易十四伟大的主要依据，却是他更加伟大的主要依据，他的伟大是他在从事国王这个职业中得到的，而他更加伟大则有“宣传”不可或缺的参合，因为宣传“并非要提供一幅供人识别国王容貌的写真图，亦非要对国王活动作一如实的叙述，其目的正好相反，在于颂扬路易十四，赞美路易十四，换句话说，在于参观者、听众和读者们相信路易十四的伟大。”【1】
如同路易十三曾经倚重黎塞留一样，十四在亲政前也十分器重首相马萨林（Mazarin，即马扎然），马萨林自己独断专行，并把这一套教给了路易十四，他不仅对路易十四进行政治培训，还充当艺术赞助人，直接熏陶了年轻的国王。于是，年轻的国王也充当起艺术家角色——他酷爱芭蕾舞，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天赋。在1653年上演的、由诗人伊萨克•邦塞拉德设计编导的宫廷芭蕾舞剧《夜之芭蕾》中，15岁的路易十四亲自扮演了剧中的太阳王阿波罗形象，并且由画家将这一形象描摹下来，使他的“太阳王”形象得到了固化，图画中的路易十四年轻英俊，充满朝气。此后国王成为法国艺术的主要资助人，不断地收买艺术家为自己效劳。在法兰西的宫廷舞台上，他还扮演过亚历山大大帝、波斯国王居鲁士、英雄罗杰，如此等等。
既然“太阳王”的身份得到了确定，那就让我们看看路易十四是如何通过宣传手段向全世界源源不断发射自己万丈光芒的。
在对路易十四的宣传上竭尽了他所处时代的所有宣传方式，所有宣传机器一哄而上。在视觉方面，出现了绘画、青铜制品、纪念章、石料制品、挂毯等，不常见的蜡笔画、搪瓷制品、木料、赤陶和蜡制品中也时常会出现路易十四的形象，并且通过木版画、蚀刻画、铜版印画和网线铜版印画大量复制“从而可以使更多的人看到路易十四，知道关于他的消息”。在这类视觉产品中，他总是非常幸运地与各种神灵为伴，什么胜利女神、荣耀女神、丰饶女神总是及时地伴随他左右，并且经常对这位人间大神的光辉业绩表示惊讶；而象征反叛的巨蟒、象征异端的九头蛇和长着三个脑袋的猛犬则总是被国王轻而易举地制服。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知道国王不一般，他具有人和神的双重身份。
视觉艺术如此，文学艺术当然不会落后，甚至比视觉艺术更加直白和动人。路易十四形象经常通过口头言辞和书面文字进行塑造，如布道、讲话、散文、诗歌、传记等进行传播，此外还通过形象情节和音乐混成一体的多媒体形式来歌颂他的业绩。作家们将他与欧洲著名的统治者尽数作了比较，其结论自然是路易十四比他们都伟大，果然是“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真是数风流人物还看路易十四——完全可以想象出，如果路易十四时代拥有当下如此现代的宣传手段，简直令人怀疑，当电脑开机时，跳出的不是某个杀毒软件的提示，而是他的光辉形象。
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是近现代艺术家乃至全体知识分子决不动摇的信念，长期以来，艺术家们总是在努力和政治划清界限，以示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可是路易十四时代的艺术家的思想全然没有这样纯情，倘若他们不打算为尊贵的太阳王做点什么，恐怕不仅意味着穷困潦倒，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1661年马萨林去世，他的政治继承人科尔贝尔——尽管他没有同马萨林一样成为首相，但他却使国王主宰了艺术——他对当时著名评论家让•夏普兰提出要求，夏普兰按照科尔贝尔的要求，于路易十四亲政第二年的1662年写出了一份关于利用文学艺术“为确保国王的事业永放光芒”的长篇宏伟报告，在这个报告指引下的此后十年时间里，法国巴黎先后于 1666年成立了罗马法兰西学院和科学院，于1671年成立了建筑学院，此前，在1661年成立了舞蹈院、1663年改组了成立于1648年的皇家绘画雕塑院，到了1671年将歌剧院改为皇家音乐院。国王通过这些院所，对艺术家们进行犒赏、资助，艺术家们则同样给予国王带来满意的报答，大多数受赏者将国王伟大的名字放在其作品的首页，借此向国王表示崇高的敬意——这些机构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艺术的方式赞美国王。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收买艺术家怎么都算不上高尚的行径，但总比精神上的控制要具有更多的人道主义色彩，我不知道古往今来的中国艺术家们有几位受到过这样的待遇？即便没有这样待遇，还得乖乖地山呼万岁，磕头谢恩——据说，1957年3月24日就有位大学者心悦诚服、信誓旦旦地在《人民日报》上赞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三月，确乎是春意正浓的时候，结果，春天还没过去，冬天已经来临，正是这篇赞美“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新枝”的歌德文章，居然成为这位大知识分子右派的“罪证”。
精神的控制自然是有效的，金钱的收买同样也是有效的，它使路易十四时代的大作品、大艺术家层出不穷，只要我们抬头仰望一下星空，就会发现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拉辛这样的巨星在夜空里不断地闪烁；而低头一下，横卧于地面凡尔赛宫、卢浮宫同样会让我们惊讶地伸一下舌头。
艺术家们对国王的宣传可以说不遗余力，不仅赞美国王生活，对国王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也大加赞赏，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在，我们再看一看路易十四是如何运用宣传获得政治暴利的。
在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和对荷战争中，这些艺术家把人类本性中奴颜卑膝的一面展现的淋漓尽致，他们卖力地发挥着自己的艺术天份、毫无节制地挥霍自己的才华，把所有赞美极其慷慨地奉献给这位太阳王。
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是路易十四亲政后的首场大型战争，战争的目的就是迫使西班牙兑现玛丽公主嫁给路易十四时允诺的“嫁妆”。战争开始前，他们大肆进行舆论造势，出版了一批类似《最最虔诚的基督教徒王后拥有继承西班牙王国诸领地的权利》、《法国国王对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正当要求》等专门文章，以论证并鼓吹战争的必要性。在战争期间，路易十四安排了两位宫廷画家随行出征，如同战地记者一般描绘、展现战争的场景，战后，不仅举办大型活动庆祝战争的胜利，还以“路易十四给欧洲带来和平”为主题举行最佳画作比赛；建筑家们建造了多处凯旋门迎接国王的归来；诗人语言表达最为煽情，说国王出征获胜神速，令诗人来不及提笔为一次次胜利献诗称颂——说这样话的人正是文学巨匠高乃依。由此可见，厚颜无耻也是人类共有的品德——当这样的品德延续到另外一场战争中就愈发不可收拾，一个小小战役的胜利也会得到无休止的歌颂。这就是对荷战争。
对荷战争完全出自路易十四的报复心理，原因是荷兰在法国对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中与西班牙结成同盟共同抗击法国。蕞尔小国的胆大妄为激怒了这位太阳王，但是，对荷战争并未取得预期的快速胜利，在法国军队攻进荷兰不久，顽强的荷兰人破堤放水，淹没荷兰全境，迫使路易十四退兵回国，从而使战争延续了7年之久。彼得•伯克不无讽刺地说“提及此事的人可能有点缺心眼”【2】。可是这无法折断法国艺术家们用金钱打造的想象翅膀，仅在跨越莱茵河事件中，艺术家们连同法国媒体几乎进入疯癫状态，当时的《法兰西公报》出版多期特刊，报导各种大小战斗的胜利和事后庆祝盛况，诗人高乃依以国王的口吻宣称要胜过罗马人的业绩，而同样为诗人的夏尔-克洛德•热内甚至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河神惊恐万状的景象……
正是艺术家与国王的完美互动，使法国的古典艺术上升到欧洲艺术的最高境界，连惯常不与官方合作拉封丹也在生命的暮年乖乖地向国王低头；而拉辛对国王的赞美连国王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对拉辛说：“你若少颂扬我点，我就会多多赞美你。”【3】——这句话如果放置于当代媒体，又是国王的胸怀广大的一个绝佳证据。那么，拉辛是如何奉承这位太阳王的呢？他在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认为，语言的每一个词，每一个音节，都必须仔细推敲，因为我们把这些词，这些音节看作为伟大保护人的光荣服务的工具。”【4】真是肉麻的可以，这和“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简直就是同一句话。
在对国王种种行为的描绘中，造假也是一种手段，1670年前后，一位叫塞巴斯蒂安•勒克莱尔的画家创作了一幅《路易十四视察科学院》的版画，而事实却是国王从来没有视察过科学院。这使我想起一幅中国的著名油画，由画家董希文先生于1952年绘制的油画《开国大典》，表现了1949年开国大典时壮观的历史画面，但据吴继金先生在2006 年第四期《文史春秋》中撰文介绍说，画面中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却又根据时代的变迁被多次改动，高岗、刘少奇、林伯渠“根据时代需要”先后从画面中消失，后来同样“根据时代需要”又出现在画面中。而这位“根据时代需要”修改自己画作的董希文先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耀，他的儿子董一沙就亲眼看到父亲被打倒的场景。
1678年之后十年是法国相对安静的十年，发生在这期间的大事主要是废除南特敕令，尽管同样会得到来自国内艺术家们的不断歌颂，但同样也导致了法国40万人口的出逃【5】，这里面不乏优秀男女，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路易十四把很大精力都放在自己形象塑造上，起床、就餐、狩猎、散步以及觐见都设置了许多礼节，把国王的生活进行了仪式化，这时，国王繁文缛节的生活已经程式化和戏剧化，“路易十四只要醒着就差不多在台上进行表演”【6】。在国王的授意和艺术家的配合下，路易十四在法国历史上变得越来越伟大，努力向他表达忠心的人也越来越多，尽管有许多表忠心的活动根本不是自发的，而是来自官员们的鼓动，但臣民的口是心非则总是专制者们所乐于见到的。
随着国王的衰老，对他的描绘也大成问题，因为他不想把自己龙钟的样子表现出来，但他确实老了——不过，这对于画师和艺术家们并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也从来没有算过问题，比如，路易十四只有1.6米上下，画家就给他穿上了高跟鞋；他脱发，自己就披上了假发；尽管掉光了牙齿，可随便一幅关于路易十四的肖像上，也没几个人能发现这样的奥秘——对路易十四描绘的真正困难在于，十七世纪末已经处在一个转型的时代，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声，对法国已经产生了深度回响，他遇到了两个棘手问题，一个是“现代性”问题，他始终自视为、也被人们看作是超越奥古斯都、超越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并不雅观的现代化产物“滑膛枪”能不能用在画面里，对整个绘画结构产生破坏？因为这里暗藏着一个悖论：如果国王是神性的，他就不需要滑膛枪；可他经常依靠先进的武器战胜对手，因此又会削弱他的神性。当然，这个问题并不严重，既然他已经成为超越奥古斯都和亚历山大的帝王，那么使用滑膛枪也是超越的标志。比较使国王难堪的是，那已经是个“世界摆脱迷信”的时代，国王还能时时刻刻都在画像上与神灵站在一起，或者把自己比附成神吗？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一旦失去神性的庇护，必将迫使他们走下神坛，在统治者们看来，不仅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甚至可能失去驾驭人民的权力，这是所有专制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其实他们内心里深刻地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神。在国王的暮年，有关他的绘画上，果然神灵越来越少，只是他已无力追究了，真不知是他抛弃了神圣，还是神圣抛弃了他？能够从精神上斩断国王神性的不是别人，是笛卡尔、伽利略、洛克和牛顿这些时代精英们，由他们所开启的知识革命动摇了神性的基础，接着将由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们来动摇专制的基础了——这已经是后话了。
红太阳升得再高，也有日薄西山的时候，一个人不论如何伟大，不论可以战胜多少敌人，他唯一不能战胜的是时间，在一帧纪念章上，铭刻着路易十四的座右铭：与众匹敌。可他却无法与时间匹敌，当他衰老之时，他的敌人则强大起来——至少可以与太阳王并驾齐驱了。当时间进入十八世纪的时候，“太阳王”的制造者们也纷纷离世，在路易十四暮年，法国已经没有莫里哀、没有高乃依、也没有拉辛了，他们把太阳王抛弃在自己生命的后面。这时的太阳王已经老了，而且老得是那样落寞和寂寥，以致在他临终前对他的曾孙、国王继承人路易十五说：“我太好战了：不要在这方面学我；我花钱如流水：也不要学我。”【7】只是，路易十五也太不成器，不仅学了，而且学得一点也不像，使自己成为法国历史上千夫所指的荒淫国王。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艺术家不遗余力地赞美路易十四，但舆论一律的奇迹并没有在欧洲发生，他作为一个侵略者，受到被占领国的咒骂是理所当然的，可在国内他也同样遭到了部分“持不同政见者”的责难，不过，路易十四对付这些人是有办法的，因为法国有举世闻名的“巴士底狱”，一位叫做尼古拉•拉尔梅森的版画家兼出版商的家伙，就因为讽刺、绘制了路易十四及其情妇的漫画而受到这一待遇；另一位叫做图阿尔的人则因为在1707年不识抬举地嚷嚷“国王是个混球儿，是个强盗”而被送上法庭。
在当时的欧洲，如路易十四这样自诩为“太阳王”的并非他一人，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他的舅舅兼岳父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四世（philip Ⅳ，即菲力浦四世）不仅被比做“太阳”，而且是“全球之王”；路易十四的孙子在担任西班牙国王（费利佩五世）期间的标准像是完全模仿路易十四的标准像绘制。此外，瑞典、英国、奥地利、俄国等国在不同方面都对路易十四进行过模仿——他们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路易十四的地位，因为他们确实没有取得他的成就，这就难怪要被湮没了。
使我感到稀奇的是人类对制造太阳的狂热爱好，非但十七世纪的欧洲如此，二十世纪的苏联、中国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在我们邻国天空，高高悬挂着的那颗人造太阳依然栩栩生辉，而大凡被人造太阳普照过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稀罕事。如果说十七世纪的造神运动还昭示人类被蒙昧主义的阴影所笼罩，那么从二十世纪延续至今的造神运动只会在蒙昧主义之外增加一份刻毒。于是，彼得•伯克在对两个不同世纪政治人物的宣传进行简单比较之后不无幽默地说：“17世纪的领导人与20世纪的领导人之间的对比并不是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之间的对比，而是两种虚情假意的表现方式之间的对比。” 【8】可见，人类文明的步伐并不步调一致，有些地方不仅步履蹒跚，甚至还在倒退。
最后，我对该书做个简单的介绍，此书写于1989年，完成于1991年，1992年出版以后引起了史学界的热烈反响，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由法国人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的四卷本《法国文化史》对此书也有关注，在相关内容中采纳了彼得•伯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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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6】 【7】 【8】（英）彼得•伯克：《制造路易十四》，郝名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11月版，第22页，92页，41页，101页，136页，224页
【4】 吕一民：《法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7页。
【5】 尽管彼得•伯克说20万法国人出逃，但据张芝联的《法国通史》材料，则说法国人口因此减少了40万，且有相对完整的数据，因此采用40万的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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