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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史学界于80年代初掀起了对克伦威尔评论的热潮，并一直持续至80年代末，其中不乏一些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注：据笔者统计，整个80年代直接评述克伦威尔的文章有13篇，另有3 篇翻译的评述文章。）如王觉非先生对国外史学自克伦威尔朝代开始的对其评述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蒋孟引先生是否定克伦威尔的代表；关勋夏先生则采取了二分法，认为克伦威尔既有成就也有罪过，是“矛盾”的历史人物。（注：参见王觉非：《评研究克伦威尔的史学》，载自《历史研究》1981年第3期；蒋孟引：《论克伦威尔》，载自《南京大学学报》 1982年第3期；陈贤齐：《也评克伦威尔》，载自《四川大学学报》1985 年第3期；关勋夏：《克伦威尔的评价问题》， 载自《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至90年代，对克伦威尔的研究就悄无声息了， 学者们更加倾向于关勋夏的观点而达成共识。 当然，蒋孟引先生在文章中以大量史料来证明克伦威尔是一个“向上爬”的小丑，他是彻底的非革命者，这种评论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论应以对事物发展的客观实践为标准，主观动机是不能作为主要依据的，更何况这种动机往往陷入猜测这中。另外，蒋先生的引文虽然丰富，但一看就知道，他重复的正是英国史学上否定克伦威尔时期的观点与论据。王觉非先生的论文中已充分展示了这一点。 认为历史人物有功有过，功过应分清，尤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方法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思维定势。许多人挂在嘴上，也落实到了笔上，即评价历史人物的文章“三大块”，“功、过、矛盾的历史人物”，并声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当然，在评论不同的历史人物时，这种方法也有变化，如一个个史实的分析、一个个阶段的分析等。而对克伦威尔评价近年来趋于沉寂，正是由于史学界取得了这种方法的统一而在观念上无法突破的缘故。 笔者认为，克伦威尔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缺点，但那是伟人的缺点。在评价克伦威尔时首先应肯定他是一个伟大人物，他所做的一切是他为那个时代服务的。 由于克伦威尔在反封建方面的功劳已为当今国内外史学界所共识，其分歧即在于他镇压平等派、掘土派，以及远征爱尔兰和建立军事独裁政体，现就这几个问题进行粗略的分析。 事实上，这里应弄清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镇压人民运动是否就无条件地视为“罪过”；二是对圈地运动与法国分配小土地政策的评价。我们知道，平等派、掘土派要求建立的无限制的，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倒退的所谓“真正自由的共和国”，（注：《温斯坦莱文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8页。）这与资产阶级的、进步的， 以私有财产为基础、以大生产为发展方向的共和国相去甚远。克伦威尔所要建立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正是历史的要求、朝代的呼唤，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是无罪而有功的，只是他利用的手段过于残酷罢了。而圈地运动的加速进行“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1页。）这里所谓“本质上”并不指性质差异，而是手段不同，且没有孰优孰劣的裁决。生产的集中是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各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集中的速度越快，社会发展也越快，英国圈地运动走的正是这一道路。而法国分散的小生产严重地阻碍其生产的发展，以及专制政体长期存在也正是小农的作用。如果我们不是历史地分析社会发展史，那么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就不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走向深渊了。因为原始社会是公有制，而奴隶社会的残酷是人所共知的。但我们为什么称奴隶社会比原始社会更为先进、更为文明呢？这就是历史的观念，它是以社会发展的客观方向为基点，而不是悲天悯人。克伦威尔所进行的以掠夺农民土地为方式的圈地运动，以及在1851至1852年通过所拍卖的大块土地，农民确为受害者。（注：1651至1652年，克伦威尔政权先后三次颁布拍卖土地的法令。在所拍卖的土地中，伦敦资产阶级购得了其中的50. 73％，土地贵族购得了9.24％，其他富人购得了28.9％。这说明英国革命是将土地转移到了资产者手中，且集中程度较高。这些数据见C.N.阿尔罕盖莱斯基《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的土地立法与农民运动》（《史学译丛》1957年第 2 期）。 但正是农民的受害之实确保了英国专制政体在1689年之后再没有出现，同时也确保了英国工农业近代化的顺利完成。（注：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土地政策，法国要激进得多，是以小块土地出售的，农民成为主要受益者之一，我国史学界历来对此津津乐道。但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法国专制政体一直延续至普法战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农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小农的壮大在19世纪后半期使得其工农业规模小，速度慢。至于与上述两点有关的是，法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落后。） 我们没有必要为克伦威尔镇压人民的屠刀唱赞美诗，但必须指出的是，克伦威尔维护资产阶级并没有错，如果说错，那即是其手段过于残酷罢了。 关于远征爱尔兰的问题。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进行殖民侵略，的确给爱尔兰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他的身上沾满了爱尔兰人的鲜血，克伦威尔难辞其咎。但这说明了另一个问题，即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事实上，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无不要求进行殖民扩张，其政治代表往往尽力满足他们的这一愿望。 而对于克伦威尔最后建立军事独裁政体，并以之取代了共和制，我们要客观地与当时英国的实际情况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1653年4 月20日，克伦威尔率领一支火枪队闯入长期议会，宣布解散了议会，随后建立了自己的御用国会，成立了护国主政体。许多学者认为，护国主政体是一种专制政体，是共和主义的倒退，它的存在促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注：在我国学者的论文中均可见这一观点，只是陈贤齐先生没有提及这一点。）不错，护国主政体是一种专制的政体，在形式上也是共和主义的倒退，且其运作方式也极易令人与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联系起来，而认为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护国主政体在英国革命中并不是共和主义的倒退，也与复辟有质的区别。 要弄清克伦威尔建立的护国主政体，必须先弄清两个问题：这一政体出现的原因及性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其中克伦威尔也是人民创造出来的。且不说克伦威尔的光辉业绩都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甚至参与下完成的，即使是所谓的“罪行”，也与人民群众的态度息息相关。克伦威尔独裁政体的建立也基于此。驱散议会一般认为是向专制转向，因为我们一直将议会政治及其完善看作是资本主义政治民主的典型代表，但克伦威尔所驱散的长期议会已极为腐败，声名狼藉，它已与资产阶级及人民群众下层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克伦威尔所代表的是英国人民的意愿，是“英国人民通过克伦威尔驱散了长期议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5页。） 另外，保卫资产阶级与新贵族既得利益的需要促使克伦威尔独裁建立。克伦威尔政权不是下层人民的政权。当时英国的金融贵族、农业贵族、商人以及那些靠购买爱尔兰和苏格兰地产而发财的人，连同革命中的受益者和军政要员，他们需要强有力的政权来保卫其利益，稳定社会秩序，使其生活进入他们预想的以私有财产为根基的秩序之中。这样，来自封建王党势力的想将社会拉回旧秩序之中的复辟活动，以及人民群众下层欲继续革命的运动的压力，均需要强有力的政府进行镇压，但当时的共和政府已无力完成这一任务。克伦威尔由于在内战中的崇高的不可替代的威望，使他成了资产阶级的首选人物。同时，正是克伦威尔政权使英国革命的成果大体上保留下来，使英国沿资本主义道路顺利发展起来。 我们不能否认，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正是英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是符合处于上升时期的新的生产力代表者的利益。但是，由于这个政权是在资产阶级面临失去财产权的威胁之下建立的，这样，一旦威胁解除或基本解除，资产阶级就不再支持它了。米涅在评价拿破仑政权和克伦威尔政权的产生与失败时说：“这就是产生于自由、却不复以自由为基础的政权的结局。”（注：米涅：《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2页。） 至于克伦威尔政权是否成为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桥梁，史学界历来争论不休。我国史学界的王觉非、蒋孟引、关勋夏等人均持肯定态度，认为克伦威尔独裁摧毁了民主势力，为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里，我们只需研究一下各民主势力的主张即会发现，它们的主张均与当时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关系脱节，理想主义者居多，如果它们掌握政权，革命的果实就会易手，且决不会是斯图亚特王朝在承认革命成果基础之上的复辟，而是其简单的复辟。另外，我们需看一下克伦威尔在复辟王朝时的历史地位就会发现，克伦威尔政权实际上与斯图亚特王朝是有很大不同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王党分子专门召开会议，把已死的克伦威尔宣布为“弑君”犯而重新处决，且于1661年1月30日， 也就是查理一世被处决的12周年，把克伦威尔尸体从棺木中拉出来吊上绞刑架，然后袅首示众。而这一时期的史学也对克伦威尔持全面否定的态度，1663年出版的詹姆斯·赫斯的《鞭子》一书是代表作， （注： James Heath, Flagellum, or the Life and Death, Bruial of Oliver Cromwell, the Late Usuper, 1663. ）卡莱尔称它是咒骂克伦威尔的主要资料来源，当然，卡莱尔对克伦威尔是持全面肯定态度的，他的评价不可全信，但反映出复辟时期史学在评论克论威尔时主导方向。我们至少不应把克伦威尔政权与复辟王朝之间的关系说得如此紧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是不成立的。 我们认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进行独裁乃至复辟统治都是正常的，是革命成果的稳定时期，是英国、法国等国的阶级构成及各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总结说：“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到君主立宪。”（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0页。）马克思所做的是对17世纪英国历史的总体性概况，而至于他同时又说过的“克伦威尔通过征服爱尔兰而推翻了英格兰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9页。）等，是马克思对个案这间联系的研究， 但如将它放入整体历史的研究之下，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对克伦威尔独裁的评价。正如在拿破仑建立帝制的问题上，恩格斯说：“我并不准备责备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37页。）我们何不在克伦威尔独裁问题上也同革命导师保持一致呢？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历史人物研究时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大家注意。 首先，关于事物的两面性问题，即事物的矛盾性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我国史学界不加分析地据此称一切人物都是矛盾的历史人物，都是先进性与落后性的结合，并以具体史实加以填空。其实，这些分析结论等于什么都没说，且千篇一律。现以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分析拿破仑与路易·波拿巴的方法试加说明。马克思认为拿破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有的缺点是伟大人物的缺点，其成就是其一生的主流：而路易·波拿巴则是一个小丑，尽管这一小丑处处模仿英雄拿破仑，但他仍然也只能是个“小丑”，是“不可救药的蠢驴”。（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03页。）也就是说， 马克思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指出其主导方面的评价，而不是各打五十大板，一方面有功，另一方面有罪。曾有一位学理工的学友问我：“辩证法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并举例说明这种方法的错误：假如你打一个针子，你能钉得既牢固又不牢固吗？我告诉他说这是诡辩，是庸俗的辩证法，马克思是反对的。他却说你们历史学评价事物时不是一直这样做吗？我真的有点惭愧。 其次，人们评价资产阶级人物时，总是要努力在其身上找到不足之处，这种方法已成了思维定式。如大学教材中在叙及林肯对待南方奴隶制的态度时，十分肯定地说明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但查其理由，不过是林肯不主张马上废奴，且不主张马上以武力废奴。但不废奴是一个问题，如何废奴又是另一个问题，教材的作者用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来回答第一问题，纠其原因，即是思维方式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各类文章、著作中随处可见，在评价克伦威尔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克伦威尔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领导了推翻封建王朝与保卫革命成果的伟大革命运动，他所暴露的缺点与局限，正是那个时代资产阶级不成熟的标志，并非仅是其个人原因所造成的。以其镇压民主运动来评述他是一个“矛盾的一身二任的历史人物”，则超越了他的时代，是不合适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