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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说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主要指的是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在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影响最大，批判的锋芒也最锐利他们批判两个方而。一个方面是教会及其神学。西方从中世纪遗留下来的教会神学，人所共知，其内容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问题，而是关于另一个世界的问题，身后世界的问题。经院哲学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武装起来，论证教会神学土的荒诞教条，在很长时期以内，统治着西方思想界。这就是西方封建时代的经学。启蒙思想家用人的理性反对天启的学说，用人的理性反对基督教的传统信仰，其目的就是要打破封建经学对人的思想的禁锢。启蒙思想家批判的另一个方面，是封建君主专制。西方的封建君主并非一开始就是专制的。应该说在一个很长时期以内，西方封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封建君权是有限的君权。在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汉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管辖精神界。所谓精神权利，涵义很广，连婚姻教育都在它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封建君主的世俗权力，即使在他直辖的封土之内，也是很有限的。不象我们封建时代旧中国的皇帝，在理论上是所谓圣主，既是君，又是圣，君神合一，无所谓君权与教权之分，一切权力都掌握在手里。除此，中国还有一个关于君权的理论，叫做 “君者，法之原也”。这就是说，法律出于君权，君权超乎法律，是不受限制的。西方的封建君主和我们封建时代的皇帝不大一样。西方的封建君主和封臣的关系，有人认为是一种契约式的关系，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一个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就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英国无地王约翰之所以遭到那么多诸侯的反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触犯了封臣们的利益。英国自十七世纪以后，非常强调大宪章是近代民主的权舆，实际上当时反对君主的主要是封建诸侯，当然也有市民参加，但主要是封建诸侯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权利而反对君权。还有，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所谓习惯法，就理论上讲，就是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出自一个立法者。西方的封建君主在理论上不是立法者，封建君主不能随意更改法律。到了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起来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时，法国已经经历了君权集中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朕即国家”的说法，当然是赤裸裸的封建君主专制。但是相对来说，在西方，封建君主演变为专制君主，是在封建末期，为时较短，并不很长。英国十七世纪革命之前，从苏格兰请来的詹姆士一世，也主张君权神授，君在法上，并有著作论证其说，但这个理论转瞬之间即因革命爆发而销声匿迹，也是短暂得很。如果对照西方启蒙思想家所批判的教会、系统神学、君主专制等等，来观察我们中国的历史，情况就很不一样。西方启蒙思想家有许多先行的力量，有利于他们在批判封建传统方面取得效果。这里说的先行的力量，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向往被基督教视为异教邪说的古典文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明。这是世俗化的文明，人文主义者把它抬出来，主要在于强调这个现实世界的意义，承认世俗生活，亦即现实人生，不讲什么来世。人文主义者没有深入地触及宗教问题。他们讽刺了禁欲主义、僧侣主义，但是他们还没有象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那样，把教会作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来加以攻击。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承认现世人生的价值，他们的思想是世俗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随着他们的学术、艺术活动而广泛传播其影响，这就沉重打击了宣扬来世的教会及其御用经院哲学的权威。还有十七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是启蒙思想家的 先行力量。牛顿的物理学在西方近代思想解放运动上起了不可估计的作用。它证实人的理性可以认识自然，可以认识自然的规律。也就是说，在对客观真理的探索中，最可靠的是人的理性，而非信仰。由人的理性认知的自然界及其规律，甚至连“全能的上帝”也不能更改。所有这些，都早在启蒙思想家兴起之前，就已经打击和动摇了教会及其系统神学的权威。因此，到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得以利用有利的条件，对封建经学和封建专制展开猛烈批判，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我们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国，没有形成一个象西方正宗教会这洋的东西，没有系统的神学，也没有具有西方教士地位的那样的特权僧侣。但是我们有儒家的经学。这个经学有一个特点，它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它的全部注意力几乎都集中于现实的人生间题，人与人之问的关系问题，伦常日用的问题。‘它并不荒诞无稽地讲神的世界。儒家的“圣贤”与基督教向往身后天堂的“圣者”是两回事。儒家的圣贤从不否定人生，从不以为现实的世界是不可救药的、必须超脱的罪恶的世界。相反，儒家的圣贤主张经世致用，相信可以把现实世界治理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合理的世界。正因这样，儒家经学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之深、力量之韧是罕见的。任何神学的东西，只要人的思想世俗化了理性觉醒了，那么神学的东西不管多么貌似强大，都是不堪一击的非常脆弱的。但儒家的经学不是神学，它把人世的伦常日用的问题讲得可以为人的理性所接受，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接触到儒家这套东西的时候，都为之赞赏，认为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这当然是由于伏尔泰在对濡家的认识上有局限，对封建时代的中国还所知甚浅，但这点也说明儒家思想的确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神学，要摧毁儒家的这一套东西，比摧毁西万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要困难得多。 前面我们讲到封建君权，讲到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中国的封建社会始于何时，迄今争论纷纭。不管是始于战国秦汉也好，是始于魏晋也好，有一点是肯定的，即我们的封建专制时期之长，恐怕是少有的，远非西方所可与比。西方拜占庭的封建专制时期也是相当长，但还是不能同中国相比。因为中国封建专制是如此之长，连带而来的特点就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把它连根铲掉。五四运动，胡适有一个说法，说它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个名词我看不一定妥当，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古典文明曾经中断再恢复起来的问题，我们的儒家思想就是古典时代产生的、后来绳绳不已，一直继续下来，没有中断。即使有这样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那么这个文艺复兴所遇到的对手，也和西方文艺复兴所遇到的对手大不一样。五四运动从西方思想借来的东西和它所遇到的对手相较，力量远远不够。因此，五四运动过去了，但旧的东西虽不说是依然故我，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来了，基本上保持了它的阵地。大家谈到解放以来的种种现象，旧的东西穿上了新的衣服，用社会主义的东西装点起来了。 我上面讲的这些话，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我们现在翻译、出版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传播他们的思想，当然会在肃清封建残余方面起作用，也许是不小的作用。不过，由于西方启蒙思想家所遇到的对手，和我们现在所要肃清的封建残余不完全一样，加以这个残余虽然名为“残余”，实则根深蒂固，光借西方的这样一点力量来恐怕不够。五四时代曾经借用过一点点，其效果不过尔尔。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这一点，即在介绍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要想到这种介绍的作用毕竟有限。我们迫切要求能够产生出深深懂得旧中国因而能对症下药的我们中国的新的启蒙思想和中国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也就是说，要有中国无产阶级的伏尔泰和卢梭。否则，单凭借鉴西方的启蒙思想，力量是不够的，是不能最终打败封建残余并加以彻底肃清的。 刚才有同志讲到青年。我在大学里面工作，多少也了解这些青年。某些青年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混乱的、甚至是很糟糕的一面，但也有很多优秀的青年。他们的话可能说得过火一点，偏激一点，但他们深恶封建流毒，渴想探索新的方向，希望社会主义的美好理想不致徒托空言，这是应该肯定的。(有人插话:《中国青年》最近组织的对人生意义的讨论中，有很多人文主义的思想，这就是追求现世的生活，其中也暴露出社会现实中的许多封建主冬黑暗的东西。所以，《中国青年》的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在今天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有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办法是未必很好的。对于青年的思想间题，光用禁止的方法是不行的，主要是启发诱导的问题，要诱导青年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批判和肃清封建 遗毒在当代的形形色色的表现。在我们肃清封建残余、建设伟大社会主义强国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从优秀的中、青年中，培养出许多新时代、新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