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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里面有一段五祖弘忍与六祖惠能之间的对话：弘忍问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犭葛 獠，若为堪作佛？”惠能则回答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犭葛 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弘忍的意见代表的是三代以来世代相延的贵族化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其势已是强弩之末；而当惠能答话之时，融汇自上而下的王官文化与自下而上的北传佛学所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正在南方蓬勃兴起。古典中国文明在生长出秦汉帝国这样的超级利维坦之后已因负荷过重而感精疲力竭――这在学术思潮上表现为缺乏思想活力的经学的兴起。强大的匈奴的存在使这个超级利维坦仍然可以象战国七雄那样将共同体成员的动物性集体向外排泄，从而增强自身的内在凝聚力；而在北方的强敌衰弱之后，秦汉帝国便不得不将其攻击性向内收敛，这就使得国内的阶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知道这个帝国的上层乃是由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从古代世界的氏族和公社中分离出来的个人组成的近代官僚制国家，而其下层则是保留着农村公社之残余的乡里组织――后者随着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开始成长为东汉时代大土地所有制之下的庄园。秦汉帝国的上层结构后来随着作为其赋税与兵役对象的自耕农之人口比重的锐减趋于崩溃，而居于下层的庄园则因失去大一统国家的荫庇进一步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代带有军事性质的坞堡。由此而言，曹操与苻坚统一中国之尝试的失利貌似偶然却蕴涵着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在秦汉帝国崩解之后，处于氏族公社阶段的北方游牧民族开始象汹涌的海潮一样一波接一波地入侵中原，而失去融化能力的古典中国文明此时则萎缩为高门士族自矜身份的“家学”――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倒退回了“哲学的突破”发生之前的封建时代。作为这次理性发育之结晶的两汉经学在解脱了对大一统国家的责任之后开始回到自己的内心，从而恢复了思想的活力――此即飘逸脱略的魏晋玄学。经学乃玄学之醒觉状态，而玄学则为经学之梦幻状态。正是以超脱历史感与现实感的魏晋玄学为依托，古典中国文明开始了消化与之性相略类的大乘佛学的艰巨工程。比较一下《庄子》与《坛经》我们就会发现虽然二者皆以妙悟神解著称，但前者似乎更具孤峭脱俗的贵族气质而后者则偏向简易随和的平民风格――这也是以王官文化为代表的古典中国文明与融汇了大乘佛学之后形成的第二代中国文明之间的分野。正是在新的文化氛围之下，儒家“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政治理想才落实为鼓励社会各阶层公平竞争的科举考试制度，而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土地所有者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佃客才演变为两宋时期作为契约关系中的平等方租赁地主土地的农民――此乃佛教给予中国之恩惠。而从消极的一面讲，中国人亦因之深染沉湎个人内心之“印度病”，从而丧失了直面现实的毅力和奋发向上的精神。最后在二十世纪共产主义革命的烈火中，这个曾经哺育过孙武、商鞅、白起和韩非的文明借助欧洲思潮中极端的唯物主义思想为自己治愈了多年的顽疾，并因而再度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在第二代文明孕育的过程中，南中国和北中国在发育程度上似乎出现了明显的“断层”：较为老成的南方流行空灵脱略的玄学与慧学，而较为幼稚的北方则讲求严谨笃实的礼学与定学――当天台智者鼓吹其“止观双修、定慧并重”的学说时，南北文化生命在经历长期的隔阂之后终于开始合二为一。从后来禅宗内部的能秀之异到庙堂上面的牛李之争，从晋帖魏碑对书风的影响此涨彼消的经历到租庸调制渐为两税法所取代的过程，我们都可以感觉到南北文化势力相互之间短兵相接、互争雄长的紧张――总的说来北方的文化生命随着自身的理性发育逐渐濡染先进的南方的色调，但其间亦不无象唐代“古文运动”这样的反动。而若将考察的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隋唐史学界所关注的“南朝化”的趋势其实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宋明时代。与玄学和经学的关系略类，在第二代文明中隋唐佛学乃宋明理学之梦幻状态，而宋明理学则为隋唐佛学之醒觉状态。当朱子尖锐地批评释氏蔑弃纲常之时，新的文化生命终于睁开惺松的睡眼，从而获得朦胧的历史感与现实感。在中国文明第二次大轮回的过程中又蕴涵着一次与明代相始终的较小的轮回：文化生命在遭遇元末遍及全国的明教起义之后似乎回到较为原始的状态，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一轮新的发育周期。从明代中叶起，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个人的自我意识日益成长，与之相应的是空灵奔放的阳明学逐渐取代严谨笃实的朱子学成为学术思潮的主流；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则带动了城市的繁荣，这在文学史上反映为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通俗文艺在此时出现了继宋元之后的第二个高峰――这个小周期终因一六四四年明帝国的覆亡划上了句号。在经历满洲征服的强烈震撼之后，第二代中国文明开始进入长达三百年之久的休眠期――显现在学术思潮的变迁上就是以“实事求是”为标榜的考证学派的崛起。 在今天龙门石窟优美圆润的佛像造型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旧大陆另一侧的希腊文明通过印度健陀罗艺术带给遥远的中国文明的影响。希腊文明作为独立的文化生命是在迈锡尼文明死寂之后所残存的躯壳上逐渐生长起来的――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纪的“荷马时代”为其开始孕育形成的发生期。反映在荷马史诗以及赫西俄德《神谱》中的古代神话为我们展现了这个伟大的文明的最初的纱幕。荷马史诗以奇伟瑰怪的想象铺陈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传奇――希腊的勇士们为了荣誉和财富攻城杀将、血流漂杵，而引发这场人间浩劫的却是诸神为了金苹果而起的争执。当美丽的神话终于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趋于幻灭的时候，西方政治史之父修昔底德便开始以理性的语言客观地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与经过。而《神谱》则讲述这样一个“创世纪”的故事：万有之中首先产生的是混沌，其次则是地母该亚，接着诸神依次诞生并形成自己的系谱。这不可言说的“混沌”后来在“哲学的突破”的过程中逐渐变现为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毕达哥拉斯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巴门尼德的“存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形式”。希腊文明的理性成长始终滞留在凡事皆要问个为什么的幼稚阶段，故而没能象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哲学的突破”那样成功地孕育标志着文化生命之成年形态的高级宗教。随着文明的心智发育，个人乃至阶段的自我意识都在不断地增长――前者萌生公元前八至六世纪的海外殖民运动而后者则加剧了城邦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日益成熟的文化生命相应地引发象雅典的梭伦改革与克利斯提尼改革这样的政制革新运动以调整渐趋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改革的指导方向即为确立一个泯灭贵族与平民之界限的公民社会，从而将伴随着文明的理性成长而衍生的动物本能由城邦内部的阶级矛盾转化为城邦与城邦之间的矛盾。希腊文明主要局限于一个疆域狭小、地貌破碎的半岛，故而其列国纷争状态与中国文明的战国时代相较直有小巫、大巫之别。公元前五一三年，新兴的波斯帝国继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城邦之后进而占领色雷斯并控制赫勒斯滂海峡；面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希腊诸邦开始结为同盟共御强敌，从而将群体之动物本能由城邦之间的矛盾进一步转化为希腊诸邦与波斯帝国之间的矛盾。而当卡里阿斯和约签订之后，赢得对波斯战争的希腊诸邦因失去外在攻击目标而将其内敛的动物本能重新表达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针对希腊社会的危机，雅典哲人柏拉图规划了一幅“理想国”的蓝图以济其溺：在城邦之中，军人、农民与工匠代表的是随着文明的理性发育不断释放出来的激情和欲望――而唯有当体现善之理念的“哲王”君临其上之时，“群与群争”的高级自然状态才有可能最后得以终结。事实上这一构想后来只在东亚真正落实为第三中华帝国时代以儒家思想为旨归的文官考试制度――因为唯有中国文明在融汇大乘佛学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超越放任自由的“战国文化”的全新的文明形态。继希腊文明之后兴起的是作为其子文明的罗马文明――正是后者哺育了对后来的西方历史影响深远的罗马国家。罗马国家在发生、发育的过程上与同时代的秦汉国家差相仿佛。罗马人与秦人一样皆以无与伦比的军事战斗力以及政治组织力睥睨一世，盖因其一方面葆有传承不堕之部落传统而另一方面又可从发达的文明地区汲取所需的实用技术。处于理性发育的幼稚阶段，两个民族对于东方的先进文化既抱加以利用的心理又怀强烈的抵触情绪――是故罗马人每将希腊知识分子作为奴隶役使，而秦人亦曾酝酿过驱逐山东侨客的风潮。早期罗马国家与战国时代的秦国如出一辙地将其强大的战争机器构筑于以小农经济为依托的普遍义务兵役制之上。而后由于长期紧张的战争压力加之川流不息的资本运动，自由小农普遍破产从而沦为流民或托庇于大庄园的依附农民――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作为罗马国家与秦汉国家之命脉的义务兵役制。大格拉古在罗马公民大会上抨击富人占地的演说使人联想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议，而马略变公民兵制为募兵制的改革与汉武帝“七科发谪”之应急措施内容虽异却理无二致。由共和国蜕化的罗马帝国实为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官僚制国家，而其封建色彩在戴克里先改革之时至为明显地表现出来。文化生命的精力衰竭使得东西方两大帝国在其后期都出现了症状略类之社会危机：随着大土地所有制的兴起，自然经济逐渐取代商品经济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型态；与之相应的是货币开始退出流通领域而曾经繁盛一时的大都市此时则普遍走向没弱。当罗马帝国的统治盛极而衰之时，曾经日丽中天的古典文明在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紧张思虑之后终于回归思惟断灭之休眠状态；而势不可挡的神秘主义思潮正在东方悄然兴起并随着基督教被尊为国教最终征服整个帝国。这似乎是各大文明在“哲学的突破”的晚期所呈现的普遍现象：在中国文明史上反映为经学的衰弱和道教的兴起而在印度文明史上则反映为有宗的衰弱和密宗的兴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