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5年1月10日，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页上公布了2004年12月中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南开大学严厉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的决议。公告指出了原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2000届世界史专业（研究方向为美国史）博士毕业生张爱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缘起——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产生的原因和历史条件》（以下简称张文）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的事实：“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组织专家对张文进行了两轮仔细核查，已确认张文有60余页的内容系抄袭而成。这些内容抄自弗洛雷特·亨利的《1900-1920年间黑人向北部的迁徙运动》（Florette Henri, Black Migration: Movement North, 1900-1920, Garden C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南希·怀斯的《告别林肯的政党：FDR时代的黑人政治》（Nancy Weiss, Farewell to the Party of Lincoln: Black Politics in the Age of FDR,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哈福德·西特科夫的《为黑人实行的新政：民权作为一个全国性问题的出现（第一卷：大萧条的十年）》（Harvard Sitkoff, A New Deal for Blacks: The Emergence of Civil Rights as a National Issue: Vol. I: The Depression Deca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理查德·德尔休姆的《黑人革命中“被遗忘的年代”》（Richard M. Dalfiume, “The ‘Forgotten Years’ of the Negro Revolution”,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55, no. 1, June 1968）等论著。” 公告同时指出了张爱民在博士论文中运用的抄袭手法及其特点：“张文在抄袭中运用了照搬、摘录、编译、改写、拼接等多种手法，将所抄英文论著转换成中文，中间添加一些过渡性的词句，同时摘抄或改编被抄论著中的原注，穿插性地注出被抄袭的论著，使文章表面上显得注释繁密，材料丰富，文字流畅，造成了一种经独立研究而写成的假相，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如果不经研究同一问题的专家与原著仔细核对，很难发现其抄袭的真相。”公告在总结教训的时候，分析了难以发现世界史论文抄袭真相的客观原因：“随着历史研究的发展，第二手文献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美国史学界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十分浩繁，某些领域的文献早已超过了单个学者的阅读能力限度，再加上抄袭外文原著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因而仅靠指导教师个人的知识水平，是难以完全识别学生论文是否存在作弊行为的……”[1] “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反映出了中国世界史研究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严重困境，揭示出了中国世界史研究水平始终不高的根本原因：中国世界史研究主要是建立在第二手文献基础上的。在第二手文献的基础上，运用“照抄、摘录、编译、改写、拼接等多种手法”完成一篇（部）所谓的“独立研究”的论文（著），事实上在中国世界史学界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前些年钱乘旦教授所披露出来的中国世界史教材相互抄袭的现象，近年来主要由网络媒体披露出来的个别著名的史学刊物发表的世界史论文存在着严重的抄袭、伪注等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从客观方面说，“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长期以来盛行于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以第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模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从笔者从事十多年世界史编辑工作所经目的数千篇世界史稿件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了一部分国际关系史论文主要依据一定的第一手档案材料写成的外，其他领域的论文，绝大部分是在第二手文献基础上写成的（包括被采用发表的）。不懂意大利文，居然援引若干种意大利文著作写成关于马基亚维利主义的论文，这是笔者亲身遭遇过的经历。不懂法文，通篇论文没有一种法文文献——哪怕是第二手的文献——的法国史论文；不懂德文，通篇不曾运用一种德文文献的德国史论文；至于没有俄文文献的俄国史论文，没有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文献的与西班牙、葡萄牙历史有关的论文，等等，——诸如此类，清一色地以英文文献为基础的世界史论文，比比皆是。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研究者在研究两个国家或涉及两个国家以上的国家间关系时，常常只能运用其中某一个国家的档案资料，而缺乏当事国中其他方的相关档案文献的参证或佐证。由于英语教育越来越一枝独秀，英文文献打遍天下遂成当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这种几乎完全依赖第二手英文文献的世界史研究，要提高水平，要杜绝抄袭，谈何容易！ 更有甚者，相当多的世界史研究者，特别是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在严重依赖第二手英文文献的时候，或者说在运用摘录、编译、改写、拼接等手法时，居然把它当做第一手文献，居然理直气壮地否定它是文献作者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的研究成果。笔者在审阅世界史稿件的过程中，经常可以读到这种否认第二手文献作者研究成果的“相关课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例如，有的稿件作者明明是依赖有限的几种第二手性质的英文文献写成的文章，但在进行学术史回顾时，却说自己研究的课题不仅在国内还没有人研究，属于空白，而且在国外也缺乏研究，或者即使有人研究，但缺乏系统，或不够深入。那么，好啊，你的“系统研究”、“深入研究”，就应该拿出比国外学者更有力的资料，或者更新的资料。事实却并非如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试图做“系统”、“深入”研究的稿件作者，不仅拿不出比国外学者更多、更新、更充分、更有力的资料，而且恰恰在资料方面严重地依赖于他/她在做学术史回顾时批评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具体表现为通篇文章所援引的材料完全来自他/她所批评的国外学者的著作，甚至是援引所批评的国外学者的意见或结论当做自己立论的依据——而非当做真正的批评的对象。否认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把国外学者建立在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之上的研究成果当第一手文献资料来使用，并抬高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相当一部分工作者的研究心理。 以第二手文献资料为基础的世界史研究，由于先天就丧失了学术创新的根本——原创性，因此一般只能做到观点创新，最上者能够做到诠释理论和模式的创新。所谓的观点创新，大多不过是“想法”不同而已，而“想法”的不同又主要基于对同一材料的理解的差异，并无任何新资料来为新观点做支撑。学术研究如果仅仅在于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材料不断地炒冷饭，所不同的仅仅是根据各自的口味添减佐料，学术水平也就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不客气地说，中国世界史研究就是一种不断地炒冷饭的水平。经常有作者对笔者说：“我的文章观点很新，从没有人提出过，您为什么给我退稿呀？”笔者也总是这样向这些不满意退稿的作者解释说：“不错，您的文章提出的观点也许很新，但您并没有发掘出什么新的资料来支持您的观点。如果说对于同样的材料的理解不同，就是新观点，就是学术创新，那么谁都可以写出有学术创新的文章来。”有相当一部分世界史研究论文，实际上仅仅是编译而已，从材料到观点都是如此；有的虽然对材料做了不同的诠释，但最后的研究结论还是国外学者的。这样，中国学者所做的研究不是为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多提供一个旁证或例证，就是为国外学者提出的原创性问题发表一点“他者”的异音而已。简言之，中国世界史学者始终只能在国外学者的问题圈中打转。 曾经有友人对笔者说过：判断一篇世界史论文有没有学术创新价值，只要看它是否建立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上即可。从学理上讲，当然如此。而且，从笔者的编辑经历来看，是否以第一手文献为基础，对于大多数世界史论文，一看引用材料的文献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但是，像“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所表现出来的，现在的学术抄袭早已经走出了初级阶段，进入了高级的发达阶段了。仅从论文本身来分析，甭说编译、摘录、拼接等手法难以识别，简单的伪注就可以欺瞒编辑和读者，使论文貌似建立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之上的。著名史学刊物的编辑们受骗，不就是由于作者的伪注吗？因此，如果编辑对作者学术研究条件等方面的情况缺乏一定的了解，仅仅从稿件本身出发进行判断，就难免会上当受骗。匿名审稿制度的缺陷正在于此。 以第二手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模式的形成，除了研究者方面的缺乏学术自律和学术规范自觉意识等主观原因外，重要原因在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极少数研究者，大部分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所在单位缺乏基本的资料条件，而且缺乏出国交流与收集资料的条件。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情况并不见得比一般的世界史工作者好些。虽然世界史专业博士培养单位资料条件比其他单位好些，但目前我们的世界史博士培养主要还是一种闭门培养的方式，最多聘请几个国外学者来做短期讲学，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很少有博士生走出去，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国亲自感悟其历史文化、民风民情和收集研究资料的。目前的情况更糟糕。有不少博士生除了第一年老老实实在就学院校学习外，其他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家里做所谓的学位论文。就在不久前，笔者听到这样的一件实事：某博士生辛辛苦苦跑到北京，在国图查到了一种重要资料，欣喜之下向同学叙说他找到这个资料是如何的不容易。但他的博士生同学对他说他所查来的资料，他们在读的学校图书馆里就有，根本没有必要跑到北京去找。三年学习时间有将近二年放羊，对就学单位的图书资料情况还没有熟悉就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博士论文，这种情况绝非个别。 中国学者常感言美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学术论著影响之大，水平之高。也有学者曾经分析过其中原因，如基本的中文资料都翻译成了英文，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以保障他们到中国来做调查、与中国学者交流以及收集资料。相比之下，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就没有如此幸运。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料调研的条件很差且不说，基本的西文文献资料没有翻译过来，对于相当一部分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限制。当然，由于网络数据库的发展，现在可以部分地克服资料不足的缺陷，但网络数据库中专题研究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网络数据库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第一手资料严重缺乏的问题。在这种现实之下，如果博士生培养单位不能为博士研究生提供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料调研的保障，不能充分保障博士研究生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那么，不仅目前的扩招应该暂停，而且应该大大地削减现有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近年来，中国世界史工作者队伍中拥有博士学历者迅速增加，但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并未见提高，相反地，和整个中国学术水平一样，呈现下滑趋势，[2]不正表征着现有的世界史博士培养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吗？ 无论是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学术水平的提高，还是中国世界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都有赖于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盛行的以第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如果这种世界史研究模式不改变，如果还把中国世界史研究定位在充分利用“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十分浩繁，某些领域的文献早已超过了单个学者的阅读能力限度”的第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严厉处分了一个张爱民，明天可能就会有第二个张爱民出来，我们将面临查不胜查的窘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世界史研究模式，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走上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原创道路，这是每一中国世界史工作者都应思考和研究的当务之急的问题，也是“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留给我们的思考和真正的教训。 [1]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严厉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页：http://history.nankai.edu.cn/news/news93.asp, 2005-01-10/2005-01-12. [2]中国学术退化的趋势，博士论文“半成品”增多，博士生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均出现令人忧虑的现象，此类问题和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深切关注。参见：曹建文、欧阳康、孙正聿、郭世佑：《博士生培养要把质量关》，《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A2版；蔡闯：《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晶谈——博士论文：“半成品”为什么多了？》，《光明日报》2005年1月12日B1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