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是我一贯非常尊敬的。在他的一本书——《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序言中有一段非常有深意的文字：“我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西方思想历史，有时可能强调这一点：自由对专制的对峙，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雅典对峙斯巴达、马其顿，一次是美国对峙苏联，古代世界那一次是以自由失败告终，现代世界这一次是以自由侥幸险胜暂告段落。”（1） 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无远弗届。无缘亲聆先生的教诲，实以为平生之恨事。虽然先生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历史的本质，不过以晚生之浅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语焉不详，而且晚生认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过分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斯巴达体制不能归结为专制制度 根据古代与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应归结为某种宪政制度。斯巴达体制的基调是贵族共和制，在这种制度下，民主虽然是不充分与不完善的，但是还是有最高的权威的。斯巴达体制内部分为几大权力要素，以两个国王，五个监察官（由长老议事会选举），长老议事会（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全权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头统治体制，由五个监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监察官还是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政治生活中还是以全体公民的大多数的意见具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宣战与媾和这种军国大事需要全体公民大会的多数同意。这种民主决策的程序与现代间接议会民主制也相差无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斯巴达体制斥为专制制度是不恰当的。（2） 根据历史记载，斯巴达在它的存在的全部过程中坚持了立宪主义的传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摧毁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与民主制度，而扶植寡头宪政制度。因为在斯巴达的统治者看来，前者是一个人的专制，后者是大多数人的专制，都不符合宪政的原则。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原理的。因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多数人的暴政与一个人的暴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说不定更加为所欲为，无法制约。（3） 朱学勤先生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宪政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对于古老的斯巴达宪政制度却极度鄙弃，恐怕在学术立场上不够公正吧？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朱学勤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爱憎与偏见：斯巴达是政治家与战士们的大学校和大兵营，要求全体公民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绝对服从以五个监察官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这种军事与半军事化管理风格的社会非一切自由散漫、目无领导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职业脱产的知识分子不会对斯巴达体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头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4）。 名不副实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时，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看来只要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还是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都通通免不了这种下场。伯里克利本人长得极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图，为此早年他曾经遭到民众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评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拥有独裁者的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站在我们一边。”这句话也可以丝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据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尔蒙的观点来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实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最早源头和典型。（7）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庞则一语道破——“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对雅典民主的不宽容性颇有微词，其中最能刺激知识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经的就是苏格拉底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与作风而被民众判处死刑的故事。勒庞指出：“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9） 所谓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荒唐无稽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民主领袖们看来，这种团结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天条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与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其实都知道雅典娜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但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装模装样地去神庙祈祷，而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他们渎神了。（10）所谓圣人神道以设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此觉得厌烦和不可理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小心谨慎，只敢腹诽，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甚至还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写颂诗的任务。所谓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雅典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生存状态，并不需要等到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高压统治下才会出现。（11） 在伯里克利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当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时代，雅典人还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阶级成分的政治运动，将很多混进自由公民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变卖为奴。将近两万人的公民中，竟然查处了五千人，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这些人的狭隘、偏执与残酷了！（12）其实所谓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论上人人平等，实际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互相排挤与陷害的最佳时机。后来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墓上的演说，那样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是不是把这一段残酷丑恶的历史全部给忘记了？ 雅典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来形容，而应该以全体特权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衡量。这种直接民主制必然带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承认人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无论是作为这种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当然的结论，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实质与必然结果，它是与平等以及坚决地扶弱制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体制内部绝对有必要铲除那些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威胁的杰出与特立独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广泛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战争中获得全胜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将这个表面上平等的同盟变成了控制盟国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代正是靠了勒索与剥削本国的奴隶和盟国——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才能够维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额的消耗。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这在经济上是极为浪费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时间与体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如采矿业与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业，都将给了奴隶主们去承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工作时间，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此实行彻底的奴隶制是势在必行。同时为了消除国内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提倡殖民政策。这跟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起飞阶段压制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阶级，对外移民扩张，以调和内部矛盾的行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属于较早铸造金属货币的一批。（14）铸造金属货币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因为货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优势由于其政治军事霸权的巩固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其它城邦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经济体制在城邦内部则导致了某些“资本家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在采矿业与铸币业方面极为普遍，而这两种行业就是雅典经济财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对外的经济金融霸权与国内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体制是雅典统治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价以维护的。 在上层建筑中，尽管雅典政制把民主权利扩大到了全体公民，尽管穷人担任某些低级官职已经有津贴，但是富人们依旧有效地控制了政权，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将军们几乎个个是殖民者与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顾准先生指出“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商团是主力军。”（16）看来这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气去抢劫，再用抢劫来的东西体面地做生意，这就是那些古往今来的海盗殖民民族的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以雅典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腊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希腊人没有贩过毒）。 十九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投放在列岛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17）这些交易手段与交易工具的使用与完备就必然意味着投机走私、偷税漏税与贪污贿赂等活动的盛行，最终又将导致贫富极度分化，破坏直接民主制的经济基础。 雅典与斯巴达为何而战 在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否继续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进行讨论时，伯里克利表现了某种厚颜无耻的本质。他对雅典公民们说，雅典帝国实际上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维持下去，放弃使用暴力就意味着帝国的覆灭。（18）知今可以鉴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战争利益集团吗？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敌国，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19）不就是进行对外自由贸易以及到处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蛮民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与采矿吗？而且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拥有一座巨大的金矿。（20） 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看出，雅典的巨额财富是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国际商业体系获得的。没有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交换体制，雅典的经济马上就会走向衰落。雅典压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国的附属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贸易上对它们进行打击和压榨。（21）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矛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经济势力扩张方面跟斯巴达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以及财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邦的经济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战争的间歇期，雅典开辟西方第二战场，去征服西西里岛最富庶和最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期国家战略的需要。（22）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希腊城邦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象英国与其自治领地的关系，虽然在内政上完全独立，但是保持了宗教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在外交斗争中，一般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这些城邦在叙拉古的带动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基本上都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达同盟体系，订立了同盟条约，但没有积极参加战争。（23） 叙拉古当时也是实行与雅典类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战，更不能归结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二元对立的模式。雅典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同样是为了夺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财富，开拓新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新老殖民帝国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黄昏，近代欧洲人之间的内战——第一次欧洲大战也导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黄昏。（24） 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是为了捍卫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均势。斯巴达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 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 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被拒之门外。（31）这才是雅典与斯巴达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服从政治军事上领导以外以外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导致了盟国的背叛。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纵欲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纵欲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以释放人的欲望为取向的，但在现实斗争中又要求绝情寡欲，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望与厌恶。 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了另一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隔不远而且极为类似的战争，即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三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就类似于斯巴达，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后两者在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者。迦太基是罗马帝国以前的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极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全部的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得心应手。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僭主制，它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劳动与种族隔离制度极盛时代的美国极为类似。迦太基的历史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盟友，这大概是因为迦太基垄断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来分享财富。相反，罗马人尽管是贫穷的，却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他们的统治权。其对外政策的种族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经济剥削，这在布匿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使得骄横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贸易与殖民帝国迦太基彻底地毁灭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