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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老先生的那顶便帽可能是他用得最多的随身之物，进而成为他个人形象的标志之一了。不论冬夏，走路吃饭全戴着。进教室授课从来不舍得摘下来一会儿，就连在家中闲居，它也被老老实实安安稳稳地扣在头上，生怕不经意间泄漏了那颗"聪明绝顶"的脑瓜子的一丝天光。与清华许多老先生的家中一样，何老师的"蜗居"也是以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老书新书来"装饰"墙壁的，所不同的是他居然把床也搬到了书桌旁，而床头赫然摆着一台电脑，这个似乎只是属于年轻人的新鲜玩意儿，让每个拜访这位年且八十的老先生的人大吃一惊，进而慨叹于老先生之新潮。 何兆武先生是湖南岳阳人，但1921年出生在北京。他说他十岁之前的记忆是零散的，只依稀记得当时更喜欢《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之类的武侠小说，以及参加童子军高唱"不竞争安能存"之类的琐事。十岁那年正赶上"九·一八"事变，动荡的年代，政治更关乎每个人的命运，他那时候除了看《茶花女》、看《巴黎圣母院》之外，常常翻检一些政治刊物，于是一连串的政治地震在他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先在北师大附中念中学，1937年抗战回湖南入中央大学附中，两年后在贵阳考进了西南联大。 何先生一贯谦称自己"没有专业"，问他当初为何偏爱文史哲，他"哎哎"地说不上来，向他讨教外语的学习经验，他咬着眼镜腿，颇为难了一阵，挤出了句"有兴趣就好"。他说当时的西南联大没有明确的专业区分，自己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他当时就什么都学一点儿，好久才摸准了自己的专业。说到法语和德语，何先生有些懊恼，说他当时刚二十出头，便觉得学外语太"老"了，懒得去背词法语音，只弄了几本小说看看，觉得看书看明白了就成，结果口语没学好，"基础不牢固"，现在想来"应该多用点功的"。就读研究生时，何先生师从著名的吴宓教授，对于这点，他颇为自豪，"我也是清华校友"。在他看来，吴宓为人忠诚老实，又显得有些古板和与时代不合拍。吴宓、陈寅恪等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从意识形态深处都是传统的--不管他们是怎样的通古博今、学贯中西，但他们为人行事有许多开创时代的地方；而另一些人从意识形态深处是反传统的，且时刻不忘创新革旧，可许多事情上还是落入了传统的窠臼。 何老师很赞同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觉得不同时代的人应该有不同的思想。有一次，有位书香世家的老先生慨叹读古文地越来越少，何先生就反问他，"那你知道有一本书叫《金光大道》（当时风靡一时的一本书）的吗？"老先生一下被问住了，何先生就说，"现在的年轻人还觉得不读这本书已经落伍了呢！"何老师平时教学的时候总是注重开启学生的新思想，因为他觉得，老知识分子古文功底深厚对研究有好处，那是从小死记硬背出来的，今天再也也不可能要求小学生背《诗经》《论语》，而应该进行广泛教育，什么都学一点，逐渐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1956年，何兆武先生由陕西师院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的撰写等研究工作，做的仍然是自己"感兴趣"的事，但从那以后，由于那个特殊的时代特殊的环境，研究重点长期是"服从组织需要"：查查地震资料，编编地方县志。工作之余，何先生读书记笔记，翻译了一些前马克思的西方学者的著作--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开了间"地下工厂"。也就是在这间"工厂"里，他"生产"出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译著，这些书在八十年代初期都先后出版发行了。 文革以后，何先生的研究重点转到了中西思想史以及史学理论方面，先后发表了数量颇丰的论文和译著。近年来，他的散篇论文已收入《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出版社出版）、《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等论文集，此外，《中国思想史》经他用英文改写，也已出版。自五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何先生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译介西方史学哲学等思想理论不遗余力，其译作"意达辞雅，文质兼美"，受到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其翻译工作与其西方思想史的研究相辅相成，同时为国内学者从事西方文化研究铺就了坚实的基础。何先生译作颇丰，仅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收录何先生译作八种（《哲学问题》、《思想录》、《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历史的观念》、《法国革命论》、《社会契约论》、《西方哲学史》（上下卷）和《论科学与艺术》）。去年，业已退休的他仍参与翻译了美国作家房龙的《人类解放的故事》一书。问起这么些译作中哪本给他的印象最深刻时，老先生又咬着眼镜脚为难了，似乎所有的书全是他兴趣所至，信手译来。 如今，何先生退休了。已经"功成身退"的他似乎仍在做着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很少外出，在清华圆几乎见不到这位头戴便帽、手握健身球的老先生颤巍巍遛弯的景象。他那把老藤椅的藤条已经断了许多，而那两颗光洁闪亮的健身球常安静地躺在他的案头，压着他一沓厚厚的书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