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手记：2003年4月，在天津举行了"面向21世纪的美国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此会得到美国驻华大使馆的赞助，是近年来规模较大、学术层次较高的美国史学术会议。主持这个会议的是一位青年学者，他就是李剑鸣。 李剑鸣，43岁。36岁时即为博士生导师，38岁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今年又入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可见其学术成就卓著。他是美国史研究的专家，后起之秀。 11月14日，首都师范大学齐世荣教授和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讲解了世界主要国家发展的历史。胡锦涛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不仅要学习中国历史、还要学习世界历史"，对历史要"深入思考，科学分析"。学习历史要做到深入思考、科学分析并非易事。对于美国历史的某些内容，可能至今我们的理解既不是美国人的，也不是中国学者认同的。李剑鸣教授的治学之路与学术见解，对青年读者应该会有更多的启迪效果。 问：您能谈谈自己早年的经历吗？它对您后来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答：我没有什么家学。我生长在湖南一个很偏僻的乡村，那种偏僻的程度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小时候可看的书极少，我能读到的就只有我哥哥用过的课本，还有一些鲁迅的文章。现在想起来，坐在乡间的阳光下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也很有乐趣。但总的来说，接受的教育不正规，读的书很有限，很多东西后来都要靠自己补课。那时候中小学既不学英文，也不念古文。老一代学者在私塾阶段就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在读大学时、甚至大学毕业以后还没有解决好。成年以后的补课，和早年循序渐进的学习，效果大不一样。所以，早年经历带给我更多的是限制。当然，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时代造成的。"五四"以来，人们想要斩断传统文化的根，要打倒孔家店，不提倡读古书。于是，中国文人的国学修养、传统文化的底子越来越薄弱。1949年以后情况就更严重了。我是在文革期间念的小学和中学，所接触的传统文化成分之少，就可想而知了。另外，"五四"以后的一代人，虽然国学修养跟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那一代有差距，但毕竟很重视英文。他们在大学念的是外文课本。到我们这一代人，外文也学得不好。古文、外文两样都不精，在学术的发展上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问：您现在专治美国史，很有成就；并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理事长。那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美国史产生兴趣、并把它作为主攻方向的？ 答：选择美国史是一种机缘巧合。其实也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很多因素促成的。大学毕业以后，学校让我教世界近代史。世界史范围那么广，我就懂一点英文，只能选择英国史，或者是美国史。学校图书馆的英国史资料几乎没有，找到了几本美国史书，于是注意力就集中到了美国史方面，时间一长，觉得还很有意思。中国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要尽快成为一个强国；而世界各国当中，成长为强国速度最快的就数美国了。很多人学美国史的动机，都是要了解美国的强国之道。有个美国教授到中国来讲课，问了很多学生一个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学习美国史？"他得到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要了解美国迅速成为一个强国的奥秘。我当时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但主要是条件有限，除了美国史，没有其他专业可供选择。 问：您在念研究生期间，先后师从著名美国史专家张友伦教授和杨生茂教授，这对您的学术成长有什么影响？ 答：影响确实很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杨先生、张先生都是国内最有造诣的美国史学者。在他们门下深造，听他们的教诲，哪怕是一句话、一点小事，都能带来很大的触动。这就好像学画画，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可能找不到门道；但如果亲眼看一个大画家现场作画，得到的启发可能超过自己揣摩一辈子。我跟杨先生、张先生学习美国史，就像是在他们的画室里看他们作画，受到了直接的熏陶。有人总结杨先生治学的特点，归纳成两句话："牢固地扎根中国，深刻地了解美国。"在中国研究美国史，就得走这个路子。"牢固地扎根中国"，就是要结合中国的情况，心里要装着中国的事，要有中国人的观察角度和解释框架；"深刻地了解美国"，就是要尽量掌握美国历史的可靠知识，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第二，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明白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张先生心襟开阔，与人为善；杨先生严于律己，虚怀若谷，都很值得我们学习。中国学者讲究道德文章兼修，要两条腿走路。杨先生和张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是典范。第三，杨先生和张先生的共同特点是奖掖后学，提携后进。我总说，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没有他们的荫庇，哪里有我们这些后学的今天！有的人抱怨自己如何受压制，没有用武之地；但我的感觉刚好相反：用武之地很大，而是自己能用的"武"太少了。杨先生和张先生都有以事业为重的远大眼光，注意培养后继者，这是南开大学美国史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 问：《大转折的时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是您的第一本书，您在书中提出了"文化重建"的概念，并对此做了深入阐释。您能具体谈一下吗？ 答：《大转折的年代》体现了我对这个问题多年的思考和积累。我把进步主义运动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做了对照，觉得"新政"侧重的是物质重建，而进步主义运动侧重文化的层面，既要使大工业的发展、大公司的兴起所带来的很多问题得到控制，同时又要使整个社会适应大公司带来的变化，也就是一种文化心理的调适。所以，进步主义改革的后果主要表现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我提出"文化重建"这个命题，受到了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威比的《寻求秩序》的启发。他比较注重思想观念的重要性，而当时我们研究历史都比较侧重物质和制度的作用，不大注意人的心理状态对历史的影响。强调心理文化层面的东西，关注思想意识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实际上是一种历史观的转变，把人放在了历史的中心位置。另外，在我写这本书的时期，人们还普遍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处于"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状况，但历史事实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代正是美国社会生气勃勃、锐意进取的时期，虽然遇到了不少问题，但人们相信，用改革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推动社会进步。当时人们对于"理性"的力量充满信心，弥漫于社会各个阶层的"进步主义"，是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美国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改革运动，证明美国人具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他们从来都不会等到"灾难成为历史"才意识到灾难的严重，而是能够做到"未雨绸缪"，预先采取行动来防止可能出现的危机，争取可能获得的好处。美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注重"可能性"的文化，是一种"前瞻性文化"。不了解这一点，就难以解释美国社会何以能获得稳步而持续的发展。 问：《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可以说是您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被认为是"1978年以来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十余种代表性成果之一"，"凸显了中国人研究外国史少有的底气和活力"。它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历史学界，也引起了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者的关注。您最初怎么会对美国印第安人史这个比较冷僻的领域产生兴趣并展开研究呢？而且，在这本书里，您也是从文化角度来论述印、白种族关系的，您是否对文化情有独钟？ 答：研究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可以有多种角度。我最关心、最好奇的问题是，欧洲人跟印第安人在文化上完全不同，从人种到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技术器物，各个方面都有天壤之别，这两个文化差异很大的种族，发生频繁接触后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所以，我就选择了从文化关系的角度来切入，把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文化改造与印第安人对白人文化的反应结合起来考察，强调两种文化的互动。当时感到这个问题在美国史学界都没有人系统研究过，在国内更是空白。我们的教科书和有关论著几乎一致认为，美国政府和白人动不动就对印第安人实行屠杀和驱赶，目的是夺取他们的土地。但实际情况是，武力手段往往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美国政府和白人社会最想做的事情，是从文化上同化印第安人，并且在这方面确实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并不是所有白人都对印第安人怀有恶意，不少白人同情印第安人，认为文化改造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但问题是，以一种文化模式来强制改造另一种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征服，是一场不见刀光剑影的战争。印第安人看起来那么弱小，他们在文化上与白人的差距那么大，但白人的文化改造最终没有成功。这留下了一条很深刻的历史教训：强制同化是一种违背"文化伦理"的做法，真正的同化往往出现在不知不觉的交流和互动中。反过来看，印第安人处在那么不利的境地，都能够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完全不必担心，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会导致自己传统的崩溃。 问：除了印、白关系外，您在《美国历史上的社会运动和政府改革》一书中对民权运动也有过论述，能从总体上谈谈您对美国种族关系史的看法吗？ 答：世界上很多国家，像加拿大、拉美、加勒比海国家，还有澳大利亚，和美国一样都有复杂的种族问题，但美国发展得特别快，国力强盛，这和种族多样性有什么关系呢？种族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文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对美国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美国人的看法前后有变化。在民权运动以前，大部分美国人认为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件坏事，主流种族要保持他们的文化纯一性，就极力消除多样性。到20世纪初期，有人提出文化的多样性对美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可以使美国文化充满活力，呈现多彩的形态，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当然，那时提出文化多样性问题，主要是针对欧裔移民来说的。到了民权运动时期，黑人成了一支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争取种族平等和权利的斗争，促进了其他种族和族裔群体的觉醒，引起了整个美国社会对种族与文化多样性的反思。在这以后，人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应该肯定和保留文化的多样性，维护不同文化的价值，不能用一个标准强加于人，不能用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文化，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讲，种族问题确实是美国发展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特纳曾经写过"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这样的文章；如果能把种族问题与美国历史的关系讲清楚，写一篇"种族问题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定很有意义。我写过一篇"种族问题与美国史学"，希望国内同行在研究中关注种族因素。比如，研究美国劳工史，就必须注意种族因素。工会就有种族界线，工人阶级这个概念也受到种族因素的影响。另外，研究社会史、经济史和文化史，都离不开种族问题。把种族作为一个分析范畴来看待美国历史的很多问题，就会有新的角度和新的看法，对美国历史的把握也就会更全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