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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张弛发表的《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一文，通过对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西辽河流域史前聚落规模与数量的分析，特别强调在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农牧交错带文化与文明的异军突起，对此前传统的文明中心如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和良渚文化、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的全面衰落以及中原地区的迅速崛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史前文化格局的巨变，同青铜时代的全球化息息相关。 文章刊发之后，在国内考古界引起较大反响。文章有两大亮点，一是突出了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半月带文化与文明的大发展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化格局的历史性改变的重大贡献；二是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视野看待这一问题，视角宽阔而新颖。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深入讨论。笔者想就此谈几点认识。 经济形态导致史前文化格局巨变 西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及海岱地区新石器文化核心区的式微，中原核心区稳步崛起，以及多元一体和中原中心趋势的形成，表现为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这是考古学研究多年来取得的共识，总体上不需要更多的讨论，需要深入探讨的是背后的根本动因。 旧大陆西部即我们传统上所说的中亚和西亚传来的农作物（大麦、小麦）和家畜包括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显然对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张弛《旧大陆西部作物及家畜传入初期中国北方生业经济结构的区域特征》，《华夏考古》2017年第3期）。同时，伴随着冶金技术的东传，红铜与青铜铸造技术在中原地区扎根、发芽、开花和结果，标志着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然而，张弛自己也承认，西来的新作物与家畜，对于中原地区的生业仅为补充，尚未起到多大的作用。言下之意，即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对于中原的崛起作用有限。因此可以说，青铜时代的全球化不是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动因，而是“乘虚而入”的结果。 笔者认为，造成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文化衰落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很有可能是两种社会经济基础自距今约8000年以来的斗争与较量的最终结果，即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史前商品经济基础，同以黄河中游地区（后来的中原）为代表的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长期博弈。最终，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和谐并充分适应东亚地区的生存环境，战胜了长江流域的商品经济，导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彻底改变（何驽《史前经济基础考古视野里的最初中国形成》，《南方文物》2016年第2期）。 具体说来，长江下游地区从马家浜文化时期起步并开始繁荣，到崧泽文化时期快速繁荣，出现了明显的市场化的商品经济特征，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顶峰，产生了良渚商业国家或称商品经济文明。长江中游地区从大溪文化时期起步，经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持续繁荣，也以商品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两个文明中心都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红山文化的普通居址考古发掘研究不够，经济基础不甚明朗。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达到当地史前文化发展的巅峰，经济基础虽以农业为主，但不知是否属于商品粮经济。 新近发掘的山东济南市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和居址的考古资料，已初露商品经济和商人“中产阶级”存在的端倪。总体上看，龙山时代之前，中国史前文化的繁荣地区即文明化程度领先的区域，都是以商品经济为社会经济基础的。而同时期的黄河中游地区即所谓的中原与关中地区，庙底沟文化时期虽然也开始社会复杂化，但商品经济始终没能占到主导地位，于是构成了中国史前商品经济基础与小农经济基础之间的两条道路的长期竞争与较量的局面，造成了龙山时代之前长江流域、海岱地区和西辽河流域强势的文化态势与黄河中游相对弱势的文化格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