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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尸 先秦以前，祭祀活动中常出现用人作为所祭神的象征。周代以降，尸便出现在各类祭祀中，不管是凶礼还是吉礼，他都会代表死者神主而出现。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尸，陈也，象卧之形。凡尸之属皆从尸。”紧接着又解释说：“按凡祭祀之尸训主。《郊特牲》曰：‘尸，陈也。’注曰：‘此尸神像，当从主训之，言陈非也’。玉裁谓：祭祀之尸本象神而陈之，而祭者因主之，二义实相因而生也。”这里，段玉裁指出了尸跟神相像及行祭时卧躺的特点。 除了相像与卧躺，关于尸的穿着也有一定的说法。“所谓‘尸’指宗庙祭礼中用于代替祖先神灵的活人。郑玄说：‘尸，神像也。’又说：‘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见亲之形象，心无所系，立尸而主意焉。’尸既是以活人代替已死的祖先，所以要穿上死者所遗留的‘衣服’（衣裳和服饰）。”具备上述三样，尸与死者就更加具有了“重合性”，正如《白虎通义》中所说：“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俯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所写泄，故坐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由此可见尸作为一种可视可触的存在形态，对于祭祀者来说是表达哀思的最好形态。 选择用尸来祭祀祖先，还有一套礼制，有着特定的讲究。以周代为例。《礼记·曲礼》记载：“礼曰：君子抱孙不抱子，此言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为君尸者，大夫士见之，则下之。君知所以为尸者，则自下之。”也就是说代表天子神位的尸必须由卿充当，代表诸侯神位的尸必须由大夫充当，代表其他神位的尸必须由死者的孙子辈充当，等级分布非常明显。此外，如果死者是男，则用男尸，如果死者是女，则用女尸；丧三年期间，祭祀所选的尸必须是死者的嫡孙或嫡孙媳妇，丧三年后则没有此要求，只需在孙辈中择其一即可。 尸祭作为一种人神沟通的方式，当生者完成对尸的恭敬和宴享，也就是对祖先的恭敬和宴享时，尸也代表了祖先完成了向子孙赐福的过程。如《礼记·礼运》中的“脩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郑玄注“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於主人之辞也。祐福也，福之言备也。”其他还有《诗经·小雅·楚茨》中描述的整个祭祀的场面，在结尾就将尸代替祖先向子孙赐福的行为进行了记载。“我孔熯矣，式礼莫愆。工祝致告，徂赉孝孙。苾芬孝祀，神嗜饮食。卜尔百福，如畿如式。既齐既稷，既匡既敕。永锡尔极，时万时亿。礼仪既备，钟鼓既戒，孝孙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载起。鼓钟送尸，神保聿归。诸宰君妇，废彻不迟。诸父兄弟，备言燕私。”这里的“皇尸”即是代替祖先的活人道具，在祭祀开始时，尸代替祖先享用人们准备的精美食物；结束之后，尸代替祖先完成赐福，而后便是钟鼓鸣乐，送尸离开。 尸在古代主要是用来祭祀祖先，但也有用其来进行社祭，如《礼记·曲礼》中所说：“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皆有尸。”因为在周代以后，随着自然神的人格化，所以天地、社稷、山川也都有了尸，不过大部分的设“尸”还是祖先祭祀特有的现象。但随着人们祭祖形态的改变，尸慢慢消失了，毕竟用活人代替祖先比用物化的道具要繁复。所以据《通典》介绍，在周代以前，天地、宗庙和社稷等一切祭祀仪式，都需要立尸，等到了秦汉以后，这一习俗在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了。 （四）木制牌位 木质牌位在牌位形式中最为常见。大部分农村家庭，家中堂屋都会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上面刻有先祖的名字，每逢节日或者先祖生辰，家人必会烧香祭拜。城镇家庭中一般没有这种木质牌位，但依旧会在墓园中为祖先立一个牌位，上面写上先人某某，而且同样也会定时去祭拜。对于木制牌位，各民族也有其讲究。如汉族人会为每个祖先列牌位，从前往后，这就形成了“列祖列宗”。相反赫哲人对牌位的制作相对简单。他们“虽崇拜祖先，然不如汉人的祭祀列祖列宗。他们削木为二木偶，长约28cm，身裹熊皮。a.平头为男性，b.尖头为女性，代表一切的老祖宗。赫哲语[Sa gdimāfa]直译为‘大老人’之义。平时供在西炕墙上的搁板上面。家祭之时亦请至西炕上，排入诸神之列。”赫哲人的木质牌位比较简单，没有在牌位上书写死者的名字，不过用平头和尖头来区分性别也比较独到鲜明。（图7）  图7赫哲族人供奉的牌位 （五）纸质牌位 最晚也是当下我们最常见的形式是纸质牌位。很多家庭在先人去世后，先人的牌位会在家摆放七七四十九天，通常都是粘贴在墙上（图1即为纸质牌位），等到“六七”（也就是第六个七天）的时候，纸质牌位会连同给先人扎的纸房子一起烧掉。纸质牌位取代木质牌位在民间盛行的原因有很多种，一则是因为纸质牌位焚烧起来比较容易，二来由于城镇化加剧，公墓日益取代了旧有的小家庭灵堂，家中设立木质牌位越来越不方便。这种取代在香港特别显著。纳尔逊（H.G.H.Nelson）在对香港新界所做的田野调查中即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纸质牌位几乎是新界所独有的现象，他通过不同对象的访谈得出了结论。他说“在我所得到的解释中，只有一个似乎具有一定的社会学意义：木质牌位太占位置了。”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种解释当最为合理。 结语 “不同类型的社会中，文化规则对于物之生命史特性（biographic idiosyncracies）的制约有所不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牌位崇拜跟祖先崇拜密切相连。牌位，这一“物”的由来和写法等则从血脉根源上凸显、诠释了祭祀祖先的文化价值与意义。从陶罐到玉柄形器到尸到木质牌位再到现下的纸质牌位，牌位的演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从无文字的大传统时代开始，一直到有文字的小传统时代，人们对于祖灵的敬畏存续深远。 转至当下，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牌位的制作由繁到简，它依旧承载加深社会文化建构、加强家族团结凝聚的时代功能。尤其是在清明节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后，回乡祭祖更是醇化了对祖先的崇拜，而祭祖的主要形式便是面对祖先的牌位进行叩拜。由此可见，从过去到现在，牌位在中华文化的历史语境中，一直与祖先崇拜相因相生，祖先崇拜仪式亘古未变，相应地，牌位生命史的灿烂也证实了拜祖观念的华夏文明信仰之根未曾中断。 （本文原载于《民族艺术》2017年01期，注释从略，详参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