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本应该2009年退休的柏林洪堡大学学术史教席教授布鲁赫放下了教学担子,成为荣退教授。
    布鲁赫教授1944年出生于原普鲁士的克罗夫村(现属波兰),他们一家在二战后被驱逐到现德国境内。他先后就读于柏林自由大学和慕尼黑大学,1978年凭借《威廉帝国的学者政策》获得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取得教授资格。辗转于不同地方的教学和研究岗位;在1993年被聘为柏林洪堡大学教授之前,他学术漫游于明斯特、慕尼黑、雷根斯堡、图宾根等地。
    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的柏林洪堡大学,先是向德国西部大学看齐,而后开始了恢复原有柏林大学荣光的学术攀登。大学聘请了很多富有学术潜力的学人,许多学科的教授后来都成为全德学术领域的领头人。布鲁赫教授一方面延续了原有的德国史学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开拓性地研究学术和大学的历史。他先后撰写了有关柏林大学历史的很多文章,成为构建柏林大学新形象的一个代表。研究柏林大学历史的人不可能绕过他的那些富有洞见的文章。围绕他组成了一个柏林大学历史和普遍学术史研究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今天活跃在德国大学历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各个重要机构。
    2008年,我去柏林研究柏林大学的历史和发展,当时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者并不多。到了柏林之后,发现在柏林大学史这一很小的领域里,学术著作和论文的积淀很深厚,甚至必须通过专门的目录来看前人的研究成果。
    顺着论文作者这一信息,我找到了布鲁赫教授。在每周三下午他有一个谈话时间,我按照事先约好的日程,拿着我的研究计划来到当时位于菩提树大街的大学主楼。在穿过张挂着这所大学知名学者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幅油画的走廊之后,拾级而上来到位于主楼西侧三楼的学术史教席办公室。在等待室等候的学生不多,有两三个,不久秘书就示意我可以进去见教授了。
    一进入布鲁赫教授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印象最深的就是书,书架上、柜子上、书桌上,到处都是。头发花白的布鲁赫教授就坐在办公桌后面,笑盈盈地看着我,问了一句:“Was kann ich fuer Sie tun,Herr Du?”我就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然后把研究计划递给他。他拿过去,低头看了一会儿,然后问了几个德国大学史上的人物名字,想知道我对他们了解多少。当时的我除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之外,对其他人一概不知。他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反而给我大致讲了一下几个重要的人物,并安慰我说:“这正是您来此地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我觉得更舒服一些,他提起自己认识的中国学者。他说,中国人对于德国大学的认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越来越深,他会给我列了一个基本书单,让秘书发给我。我一看我已经超时了,就匆忙告别了布鲁赫教授。过了几天,就收到了让我受益匪浅的基本书单。
    从第一次认识开始,到2011年他彻底退休为止,我一直参加布鲁赫教授的大课、研讨班和博士讨论会。在大课上,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德国思想的发展史、引用名人的句子和事例;他讲课的流利程度像是在读书本,但是他几乎不看教案,而是看着台下的学生。他讲课的风度,让我想到了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黑格尔——同样的听者如云、同样的思想深邃;但是不一样的是布鲁赫教授的讲课能抓住学生的心,让你很难走神,而黑格尔教授的授课,据当时听过课的人回忆,则是断断续续、不以学生的接受为中心的。
    在研讨班上,布鲁赫教授一方面指导本科生和硕士生如何正确的撰写课堂记录,另一方面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自由选择作报告和研究的题目。在一次有关柏林大学史的研讨课上,我提出要研究柏林大学初建时期教授的学习和工作地点,他很高兴,连连说:“杜先生,您找到做学问的感觉了!这个题目很好,没有人关注过。”
    不仅在他的课程上,在一些重要的大学史会议上,他也是柏林大学历史的代表人物。我先后在比勒菲尔德跨学科中心的学术史会议和马尔堡大学的大学史会议上聆听他诵读自己对于柏林大学发展史的看法。在比勒菲尔德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乐观,他拄着拐杖,也没用学生搀扶就慢慢悠悠地来到了会议室。在一层大厅他看到我就说:“杜先生,您对于学术史的关注超出了我的想象,希望您在会议上有所收获。”在会议间歇,他给我介绍了几位学术史领域的专家,像研究阿尔特霍夫的布洛克(Vom Brocke)教授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由他介绍认识的。
    2011年,布鲁赫教授任教的最后一个学期,他为博士生、硕士生开设的学术研讨会照常进行。当他得知我即将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时,高兴地告诉我,他可以在日程安排之外为我的论文加一堂课,以便于聆听其他同学的批评和意见,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机会。这次讨论使我受益颇多。
    为了庆祝布鲁赫教授60周岁生日,历史系学术史方向的历届学生在柏林洪堡大学主楼评议会大厅组织了一个学术研讨会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他事先并不知情,但是应该隐约猜到一些。当天,在学生表演完乐器之后,历史系主任发表了关于布鲁赫学术生涯的总结性报告;之后,他的学生先后发言,提交他们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借以展示教授赋予他们的学术能力。布鲁赫教授在这一天极为兴奋,在评价报告时不时讲个笑话,让大家开怀大笑。
    2011年底,布鲁赫教授作了他的荣退演讲,总结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我在奥斯陆大学参加一个大学史会议并有发言,错过了他的演讲。我从奥斯陆大学回到柏林之后,去他的办公室看他。像往常一样,他聆听我的叙述,并不时地点头。他送给我一篇自己新发表的论文,并提醒我要关注即将出版的六卷本的《柏林大学史》。我知道,他作为主编之一,对于这套大学史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允许他全身心地投入进去,编辑工作断断续续地进行。
    2012年5月,我在柏林洪堡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6月底就回国了。回国后再次登录洪堡大学学术史教席主页,新的教授已经到岗。学术史教席的研究重点也变成了科技史方向,以柏林大学史为中心的研究随着庆典的结束也告一段落。网页上有关布鲁赫教授的个人信息荡然无存,他的研究和成就在大学主页上似乎已经不复存在。只有在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才能发现曾经有这么一位大学史的教授写了一些大学史的文章和书籍。这些书籍应该凝聚了布鲁赫教授的思想和灵魂,借助它们,学者思想有了传递。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