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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船山，名夫之，字而农，号姜斋，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其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为其遍注群经后，含英咀华之作。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船山认为易、史关系为：“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由此可知，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而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 建立在易学基础上的历史观 船山认为，宇宙间之理、气、象、数，皆由阴阳大化而成，所以天地人物同出于阴阳无心之化，只是草木任生、禽兽患死，唯人继善成性能尽乎生。所以船山提出：“人者，天地之心。”无人之天地，无先后、古今、生死、有无；唯有人之天地，具“宇”“宙”观念，始有对今夕初终的觉知。 历史为人类所特有的“识力”，但并非有人即可称史，这种“识力”依托于文明的出现。如船山所言，轩辕以前太昊以上，因无完备的文字记录，所以是“前无识而后无与传”的时期，故此一时期不可称之为“史”。生活于无史时代之人，亦不能被称为“人”，仅能称之为“植立之兽”。可见，历史与人之间有着互相成就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船山认为，历史兴衰是由一个时代之人的善恶集合所成。他从易学“天地之数”切入这个问题：在易学宇宙观中，宇宙由天地之数五十五构成。其中一、三、五、七、九为阳数，相加得二十五；二、四、六、八、十为阴数，相加得三十。天地之数就是由阴、阳的总数相加而得，是为五十五，意谓囊括一切数和万物。人与物的生命均由性数和养数构成，谓之“养与性均以有生”。“性”是人或物的类属，人所以为人之性是《易》“继善成性”中，自发继乎上天的生生之德，由阳数二十五代表，因之为“性”故而轻盈纯一；而“养”则是维持人或物生存的物质条件，由阴数三十代表，因其为“食色”故而形实杂浊。在天地之数中，阳数二十五本少于阴数三十，如果人充养数以替代性数，久之浊而又浊，则衰世成。与之相反，如果人能“尽性而利天下之生”，这即是充性以节养，久之清而又清，盛世即相积而成。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有在位者聪明而强力，能起事功以充性节养，则更具效果。总而言之，历史之兴衰源于人性善恶之积，正如船山所言：“故成周之刑措百年，衰晋之五胡云扰，善恶之积，亦有往来，率数百年而一复。” 船山不否认历史的偶然性，但他并不以诡谲为意，而是强调公义对历史的决定性。所谓公义，顾名思义为“大公之义”，船山特别强调“公义”非一姓之私，而是以天下之公为功，同时又不据为己功，所以历史中虽有秦统六国“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前例，但秦仍国祚不长，原因即在于执政者仅为一姓之言，而非为公义。他得出结论，天道阴阳和合与人道仁义相资，是决定世间万物能否有序发展的标准。如果阴阳失调则有天灾，仁义缺失则有人祸，因此天人和合之际，多为历史上大统一之治世，反之则为变革纷乱之时。 历史规律的探寻 古今中外治史者都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在此之前，史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如《公羊传》中“三世循环论”、邹衍所倡导的“五德终始说”等。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易·系辞》中早有发明，“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船山十分推崇《易传》中的历史进步论，并结合自己“乾坤并建”的易学观，认为历史进化是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共同进化。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素来重形而上、轻形而下，但船山认为形而下之器是道产生的条件，同时又是道的显现。形而上之道并非悬空而无形，亦如历史的进化观念，不仅体现于观念臆想，而且显现于牢醴璧币、钟磐管弦，验证于弔矢、车马。从道器、阴阳观念出发，船山认为历史发展在于理、势的相互作用，“势”为历史发展之大势，“理”则为驱动大势的原理。“势”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又不是绝对必然。大势之下仍有历史之偶然发生，而偶然一经出现，即是新的合理情势，所以他提出：“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理随势而变化，但是理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成势的可能性，理势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能动关系，所以“理势”没有固定的规律可言，即便“理势”相适，亦会因“时”而变，故船山认为“时”在历史发展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船山之前，朱熹也提出过“理势”之论，但二者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理”在朱熹的论域内是宇宙之本体和主宰，朱熹认为“才有此理，便有此气”，主张天理流行，势、时虽有变化，但理是不变的，故而朱熹言下之历史，是以天理之不变而展开的。而船山所言之理，为气、势内之理，理随时、势而变。他认为治史应该做到：“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显然历史的严谨性及经世致用的效用性，是更为船山所重视的。 以史为鉴之目的 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认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史应推之可行、无取于浮谈，一言以蔽之，治史在于以史为鉴。然而古往今来，以史为鉴而致用惨烈者不乏其人，如北周宇文氏仿西周建六官制而使制度形同虚设，北宋李仲昌按《禹贡》治黄河，终使商胡决口塞。船山总结其失有二：一为对历史僵化的临摹，二为心失其正。第一点是认识问题，因为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够深入，故而昧于明、失于察。 何谓深？“深者，不闻不见之实也”。人皆以眼见为实，但是船山从自己提出的乾坤并建易学观出发，认为现象界也有不闻不见之实。易卦中，六爻成一卦是人所能见者，一卦由阴、阳爻共组，在卦成之前，乾卦六阳爻与坤卦六阴爻，已早备于前以待新卦组成。人所见之卦，是阴阳爻变化最后的呈现，中间过程如乾坤阴阳之如何组、如何成、如何为此卦非彼卦，是人所不见之化。 所谓“十二相通以合徳”，就是所见之卦与所不见之化相合。同样道理，研史之深者，就是既能看到历史事件，又能看到此事件背后如何成化，这即是船山言下知时、知天、知几者。然而，仅有“知”能还不够，古往今来不乏知天、知几者，但以此治世者极少，原因在于知晓后的选择。如船山所言，同样为知时、知几者，君子用之“以理司化”，而黄老道学用之“以几远害”，更甚者有知之识、无化之能，轻言妄动，终酿成祸。因此，仅有认识还不够，还要有守正仁义之心，以对待历史鉴戒。 船山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立国者仅图霸业，而不修向荣悦乐之教，则子孙昏庸暴虐，即便厚戒于前，仍失之于后。所以船山提出，史鉴非为王者、霸者所资，不仁之人即便具有资鉴历史之能，却仍会失之于不仁之祸。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