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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赵翼在考论历代史籍中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形成“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唐宋时期发生了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等一系列变迁。这为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提供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内藤湖南阐发此说时的核心论断、具体观点、所选论据、论证逻辑、叙述思路、谋篇命意、文字表述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赵翼思想的痕迹，并在其基础上扩大了视野，深化了认识，完善了思维进路，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之所以对内藤湖南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缘于二人在史学理念、治史风格、学术见解、思维品质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 关 键 词：赵翼/内藤湖南/唐宋之间/史学/影响 标题注释：湖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6-20世纪中国史权变迁问题研究”(项目编号：53110705089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单磊，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学界热议的“唐宋变革”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历史层面均得到较多论证或辩难，唯在史学层面的探讨较少。作为“唐宋变革”的组成部分，唐宋时期史学变革是平民化在史学领域的表现，与整个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我曾撰稿阐发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旗手之一内藤湖南(1866～1934)“唐宋史学变革”说之幾微，并提出该学说深受清代乾嘉学派主将之一赵翼(1727～1814)启发①，因主题和篇幅所限而未及展开论述。赵翼为内藤建构中国史学的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理念、旨趣、方法、风格和具体见解上都对他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承袭是全方位的，在论点、论据、论证、叙述思路、文字表述上均显著地表现出承袭痕迹。本文拟阐发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并运用文献对照和逻辑推演的方法，楬橥赵翼史学思想对内藤此说的深刻影响。 一、史书文体由崇尚骈体到推重散体 南北朝至宋之间，史书文体由崇尚骈文体转变为推重散文体(古文体)。赵翼与内藤对此均有具体论述，后者多承袭前者之说。 韩愈、柳宗元通常被视为唐代古文风尚的首倡者。赵翼不以为然，明确指出“唐古文不始于韩、柳”。内藤以相似的论据和论证方式得出同样的论点。为让读者有一直观认识，兹列表1对照如下(左右两侧相同下划线内容对读，下同)。  二人都以《新唐书·文艺传》所称古文起自韩、柳作为标靶，举出独孤及等例证予以驳正，最终得出一致结论：唐代古文并非韩愈首倡，之前就有开风气者；大历、贞元年间是由骈体到散体的转型期。 既然古文非韩、柳首倡，那么真正的首倡者是谁?赵翼从史书文体变迁与古文复兴之关系入手明确给出答案：“古文自姚察始。”内藤循其思路得出同样的结论(见表2)。  世传“古文运动”起自韩愈，却不知姚察、姚思廉父子于唐初已开其端绪；在六朝骈四俪六文风大盛之时，姚氏父子自觉摒弃骈体，率先运用散体，是史学中古文复兴的先驱；纵然作为总裁官的魏徵在《梁书·总论》中仍沿用旧体，也阻挡不了史书文体革新之大势。内藤在论点、论据、论证乃至文字表述上与之十分相似，可见受其影响之深。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史书文体的转变不会是孤立的。将其纳入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分析其发生的历史因由，是深化认识的重要路径。赵翼从政治导向与社会风习之矛盾出发，解释史书文体的变迁。内藤的论述上与之别无二致(见表3)。 王莽曾在政治与文体之间建立起联系，苏绰在撰写诏诰时仿《尚书》文体将骈体改为散体，为后来制诏所宗尚。骈体到散体的转变虽是适应政治形势而发生的，且为朝廷所倡导，但这股文体复古之风终究没能抗拒住崇尚骈体的世风，散体制诏于北周昙花一现，之后骈体制诏重新流行。文体的新陈代谢有其自身规律，是人们在创作实践中理性抉择的结果，政治手段固然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却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其发展方向。当此“世运”而致“非功令所能禁”，“时会所趋，积而难返”，真切地道出了个中真谛。两人在考察视角(政治与文体之矛盾)、涉及的人物(王莽、苏绰、宇文泰)和典籍(《尚书》、《周礼》)、事件发展情节等方面完全相同，承袭关系一目了然。  北周时散体尚难以取代骈体而成为主流文体，唐初出现了新情况。赵翼探究了《南史》、《北史》文体的变化，力图楬橥其内在理路。《廿二史札记》卷十、卷十一和《陔余丛考》卷八、卷九皆为考论《南史》、《北史》之内容，其中对二史因删汰文字之需而改骈体为散体多有评述，如： 《南》、《北史》以简净为主，大概就各朝正史删十之三四。如每代革易之际，以禅让为篡夺者，必有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陈陈相因，遂成一定格式，《南》、《北史》则删之，而仅存一二诏策。其他列传内，文词无关轻重者，亦多裁汰。……如此类者，不一而足，宋子京所谓“刊落酿词，过旧书远甚”者也。⑨ 作为记述南朝和北朝史事的通史，《南史》、《北史》所据史料多为既存史籍，而旧史不乏重叠、抵牾之处，涉及诏谕、敕令之类多用骈体。二史据旧史而成的特点决定了史书文体不得不变。李氏父子大量删汰旧文并大刀阔斧地变革文体乃势所必然，实质是要打破僵化的骈体对自由意志的束缚进而凸显史家主体意识。 这种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思路被内藤敏锐地捕捉到并被借以展开论述： 《南史》、《北史》虽说并未刻意地将骈体文史书改写为古文，但是在删节简约原书内容的过程中，又确实自然地出现了不再墨守骈体文的情况。在《梁》《陈》二书已经开始使用古文之后，《南史》、《北史》的成书更加助长了摆脱骈体文趋势的兴盛则是很明确的。⑩ 《南史》、《北史》则出于对以往史书进行简化文章的需要，竭力将其改写，带有趋近散文的倾向。但是，这毕竟是出于简单易行的目的，而不是像姚氏父子那样从一开始就以散文为目的的。如此看来，史书的发展又是与古文的发展有其相互关系的。即伴随着古文的发展，使用司马迁、班固那种史书撰述方法，即使用古文义法的做法，与将以往繁杂资料予以简单缩写的做法发生了合流，从而迎来了唐以后史体的一大变化。……史论家中虽说有人并没有理解改写的真正意义，但是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仍可以说那是一种具有各自编纂主张的议论。(11) 李氏父子变骈体为散体的初衷是为编撰史书方便而删繁就简，不及姚氏父子那样具有强烈的精神自觉，但其行为客观上顺应了史学变革的趋势，具有显著的进步意义。赵翼与内藤对该问题的认识在逻辑和观点上具有相通性。内藤站在近代史学发展的高度将史书文体变迁与体现个性、表达自我的编纂思想变迁统一起来考察，可视为对赵翼思想的发展。 紧抓体现史学风尚变迁的经典史籍是赵翼阐发“唐宋史学变革”思想的重要路径。《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至卷十八及《陔余丛考》卷十至卷十二几乎全是在这种思路统摄下展开的。他通过对两“唐书”的对比分析来展现史学变迁，堪称典范。内藤借鉴了这一经典思路，在《中国史学史》中专辟章节探讨两“唐书”的差异，以揭明其旨。 与史书编纂法之间的矛盾是史书文体变迁的内在动因之一。赵翼对两“唐书”史书文体变迁的论述正是结合编纂法的变迁来展开的，内藤基本承袭了其思路和见解(见表4)。  作为“旧史学”代表的《旧唐书》沿用六朝以来的骈体，遇到骈俪诏疏一仍其旧；作为“新史学”代表的《新唐书》则大异其趣，不仅在文体上效仿古文，还在内容上直接取材于韩、柳，对骈俪诏疏大量删削，对用骈体写成而又难以割舍的内容尽量以散体改写。赵翼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反复叙及宋祁、欧阳修转换文体之苦心孤诣，如：“《新书》于《旧书》内奏疏当存者，或骈体，或虽非骈体而芜词过多，则皆节而存之，以文虽芜而言则可采也。……此正宋子京作史之深意，非徒贵简净而一切删汰也。”(18)改骈体为散体不独因宋、欧二人对古文有“癖嗜”，更在于落笔之“深意”：散体更有利于表达史家的编纂主张。最终《新唐书》因其自觉意识而成为“明确划分了史体时代”的经典。《中国史学史》引文省略部分中三次明确提及援引赵翼著作，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以评析现象为主，内藤则从学理上做出抽象性论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