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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史组织形式由“一家著述”到史馆分纂 与之前史书多为私家撰述不同，南北朝后期始建史馆制度，修史组织形式呈现出由“一家著述”向史馆分纂转变的趋势。到了唐代，史馆制度趋于完善，修史组织形式的转型加剧，之后史馆分纂居于主流。 私家撰述表现为修史者为一人或一家。赵翼对唐之前“一家之言”、“一家著述”有清晰的认识：“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43)；“后世修史遂成官书，古时如司马迁、李延寿之类，则自作一家著述”(44)；“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45)内藤著作多处明确指出援据赵翼见解，并沿其思路论述道：“唐以前的史书多为私人著述，是专门的学问，其中家学又是特别显著的倾向”(46)；“虽然直至唐代的历史著述还大多是私家著作，即是作为一家之学的产物，但是从唐代开始已经变为召集众人的编纂。”(47) 赵翼通过对《南史》、《北史》改编各史的考述，认识到出自一人或一家的史书往往比假众手而成的史书质量好。南北朝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史书记述真伪莫辨，是非失准，而“一家著述”能够克服这些弊病。如，此期史书多出现的“一人二史各传”现象在“一手编纂”的《南史》、《北史》中得到较好的处理(48)。再如，此期南北交兵事迹甚多，由于立场不同，史家“各自夸胜讳败，国史固各记其所记”，直到李延寿“合南北皆出其一手”方才结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史学乱象(49)。 《南史》、《北史》虽发扬了《史记》、《汉书》“成一家之言”的风格，但终究抵挡不住修史组织形式变迁之大势。随着史料丰富，史官世袭观念淡化，由一人或一家承担修史重任的方式显得不合时宜。到了唐初，史馆在修史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赵翼对此反思颇深，认识到史馆修史利弊兼具：以利言之，朝廷督办便于延揽人才，整合资源，如《隋书》享“严净”之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御”(50)的因素；以弊言之，史官素养良莠不齐，假之众手难以协调，导致效率低下，如武德五年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历年不就而罢”(51)，经三次组织纂修始成(52)。纂修高质量的史书既需要一位史学素养较高的核心人物统摄全局，又需要建立一套一以贯之的修史义法以统合全书。赵翼称：“(令狐)德棻在当时修史十八人中最为先进，各史体例皆其所定，兼又总裁诸史，而《周书》乃其一手所成。……是同修者虽有数人，而始终其事者德棻也。”(53)《周书》之所以成为优秀史书，就在于同时满足了上述两大条件。 对两“唐书”作比较分析是认识修史组织形式变迁的重要路径。赵翼称，《旧唐书》“一经修史诸人之手辄芜杂不伦”，堪称“一家著述”的《新唐书》则“力矫其弊……一经对勘，优劣自见”(54)。即使共修一部史书，纂修水平上也有优劣。他评论道： 《五代史》系欧公私自撰述，从容订正，故无遗议。《新唐书》则二百八十余年事迹，头绪繁多，不暇检校入细。试平心论之，宋景文于列传之功，实费数十年心力，欧公本纪则不免草率从事，不能为之讳也。(55) 《新五代史》及《新唐书》本纪部分同为欧阳修所撰，一“从容”，一“不暇”，优劣乃见；同一部史书的不同分纂者，一“费数十年心力”，一“草率从事”，高下立判。宋祁为修《新唐书》呕心沥血，“十余年出入内外，尝以稿自随”(56)，纂修水平在欧阳修之上乃情理之中。 内藤明确提及对该问题的论述援据了赵翼见解，称：汉唐之间修史皆有一己之见，遵循各自的修史主张，《史记》、《汉书》还以自叙的方式阐明了修史旨趣，因而此期史书多成一家之言；这种修史方法在唐初修《晋书》时全面瓦解，此时虽然制订了修史义例并要求修史成员务必遵守，但是各成员对历史的感受不一，无法发挥自身潜能，众人分纂而成的史书失去了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沦为机械编纂物(57)。他还据赵翼见解总结了“一贯精神”何以成就优秀史书：“由于是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而形成的著作，所以也是出于一贯主张，没有矛盾的成果”；“由于从写作的最初开始就有着既定的主张，所以史家才能够不改变史法。这种在历史著述中坚持一贯精神的做法，是很出色的”。(58) 设馆分纂的制度化举措导致“一家著述”终结，即使制订统一义例也无力成一家之言。内藤所论不出赵翼所论范围，思维进路与之相近。不过，内藤在其基础上明白晓畅地道出了史书编纂法变迁的现象及真谛，更具学理性，在继承中有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内藤并未完全依循赵翼的见解和思路。如，赵翼虽痛感史馆分纂之弊，但对其合理性也多有阐述，批评了“国史听随任修撰”的现象，认为此“究非慎重之道”，主张国史纂修集于史馆(59)；内藤则对史馆分纂大张挞伐，认为这意味着史学精神“堕落”、编纂方法“机械”、所修史书“难以称为著述”(60)。可知内藤承袭赵翼思想的旨趣在于借助他提供的思想资源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 修史组织形式的变迁表现出体制化的特点，一个鲜明标志是天子督办、重臣(通常为宰相)监修成为定则。赵翼认识到，《旧唐书》的实际纂修者以赵莹为核心，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各有分工，但进呈时首署刘昫之名，原因在于五代时史馆沿用重臣监修制度，刘昫为宰相。(61)与之类似，《旧五代史》首署薛居正之名，也因他以宰相身份监修(62)。内藤标举并复述其说，称高官监修国史、史官无法自由褒贬是唐代修史方式发生的最大变化(63)。 实录、起居注、时政记纂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也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重要表征。在这些问题上，赵翼与内藤做出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8)。  《实录》起自南朝梁时，虽在唐时因战乱有所毁失，但作为官方史料形式一直延续到清代。唐代兴起的《起居注》、《时政记》可以直接记载天子和朝臣的言行。记注制度经过多次改革而趋于完善，最终三种史学形式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备正史采择的史料体系。宋代史馆制度健全，各朝实录完备，为元人修《宋史》提供了便利(67)。这是修史组织形式体制化的结果。 起居注不许天子查阅的惯例直到唐代仍被遵循，入宋以后情况大不相同，起居注记好后要先由天子查阅再送交史馆。为论证唐代天子不可随意查阅起居注，赵翼叙述了几则唐代起居郎应对天子的史事：太宗要看《起居注》，被朱子奢义正言辞地拒绝。文宗也想看《起居注》，起初郑朗援引褚遂良之例予以回绝，后文宗巧言骗取郑朗后得以查阅；后来，文宗又提出请求，被魏謩坚决驳回；时人称赏魏謩据理力争而贬斥郑朗虚与委蛇(68)。到了宋代，实录、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皆由馆臣纂修后进呈天子，衔钦命方可据之修国史(69)。内藤几乎完全照搬了这些事例，运用与之相近的论证思路和文字表述，得出了与之一致的结论，并凸显出唐宋之间“在可信史料之形成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唐时尚能延续“自由记事风气”，而宋时须唯天子马首是瞻(70)。这些史实散落于两“唐书”各处，赵翼在考论史事中将之归纳起来展开再叙述。这一过程必然渗透进其主体意识。内藤纵使能从原著中获取这些信息，也难以做出如此相似的再叙述。内藤极有可能根本未读两“唐书”，而是直接照搬赵翼的叙述。换言之，其论断未必建立在研读一手材料之上。这种情况在内藤著作中是较为普遍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