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结语 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不是史籍中现成提供的，而是在考论历代史籍中抽绎出来的，是创造性诠释的成果。他深通“会通”“明变”之旨，善于抓住转折期的关键问题，进而烛照中国史学变迁之大势，故此，其考论成果多收发人深省之效。 研读赵翼著作是内藤及其弟子乃至整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看家法宝之一”(71)。“内藤史学”在意涵和形式上深受“赵翼史学”影响，是确凿无疑的。内藤的“唐宋史学变革”说最主要和最直接的思想资源是赵翼的“唐宋史学变革”思想。其《中国史学史》明确提及对赵翼见解进行评述、引证或批驳之处就达二十余处。该书系内藤口授，时隔多年后才根据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据他的学生神田喜一郎回忆： 内藤湖南先生授课或讲演是决不带讲稿的，偶尔带上一张备忘似的小便条已经是极为罕见的了。总之，讲稿都装在先生的脑袋里了。不过，先生总是用包袱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多是些大小厚薄的各种汉籍书，而且数量很多，一次就带来数十册书亦非罕见。然后先生总是一本一本、这里那里地一边翻阅一边绵延不断、一丝不苟地进行讲述。(72) 由内藤对赵翼的钦仰之情可以推想，他在授课时必定对赵翼著作多有引述甚至照读，从该书在基本论点、思维进路和文字表述上都与赵翼著作保持惊人的一致上，便可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倘若该书系内藤亲自执笔而成，承袭痕迹将更为显著。 内藤何以如此推重赵翼并承袭其思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往往具有同一性，“赵翼史学”散发的魅力影响到“内藤史学”的品味。“高明”有余而“沉潜”不足的内藤对赵翼史学思想的钦慕和认同很大程度上缘于二人在治史理念、史学风格、学术见解和性格特质上的深度契合。他在《中国史学史》中总结了赵翼其人其学的特点：感性胜于理性，学究气较淡；诗文造诣深厚而经学素养不足，故而由文入史而非由经入史；治史多采“无须博览多识之精明的方法”，学力虽不及钱大昕、王鸣盛，但“笔触机敏，读起来很耐人寻味”；“由于他通达世故所以有着相当敏锐的议论”，尤其擅长“对历史大势的通论”；“通论中蕴含着一种创新的见识”，“不蹈袭前人”，“有立异之心”(73)。“精明”、“机敏”、“通达”、“大势”、“创新”、“立异”等等是赵翼为人治学的鲜明特点，倘移之于内藤，亦恰如其分。 内藤对赵翼思想既有承袭，又有发展，统归起来，大略有如下诸端： 第一，扩大了视野。时间视野上，赵翼考论时域大约自西汉至清初，内藤扩大为上古至20世纪初。空间视野上，赵翼考论范围局限于中国，内藤论及日本和西方。文献视野上，赵翼主要运用“二十四史”，对《史通》、《通典》、《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通志》、《玉海》、《文献通考》等史籍虽有援据，但着墨较淡，而内藤较多地引述了上述史籍，对清中叶和近代文献也有征引。 第二，深化了认识。如，赵翼认识到汉唐之间史注崇尚“博”和“忠”的特点：经注“援引该博”的风尚影响到史注，裴松之《三国志》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74)；唐初《汉书》注家虽众，却“各禀承旧说，不敢以意为穿凿”，颜师古《汉书》注以班固的“忠臣”而被后世奉为“准的”(75)。内藤捕捉到这些信息，并循此思路论述史注的发展状况，明确揭示出唐宋之间史注发生了由忠实原著到己意解史的变迁(76)。再如，赵翼虽提及《史通》、《新唐书纠谬》等史评类著作，但多引据以考论正史，极少直接论述，对宋之后史评家几乎未有提及，而内藤在史评变迁问题上着墨甚浓，专辟“史评的发达”一节评述了汉至唐史评类著作，认为史评发展到唐代“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一门专业”(77)。 第三，完善了思维进路。如，赵翼通过比较两“唐书”、两“五代史”的不同来探讨史书编纂法的变迁，内藤除承袭这一思路外，还通过比较同在宋代编纂的《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的不同来揭明主旨：二书虽皆是应帝王资鉴之运而出现的史籍，但编纂风格、方法截然不同，崇尚赅博的《册府元龟》沿用汉以来流行的类聚法，而由博返约的《资治通鉴》顺应学术新风而“逆反于前代学问那种注重多闻多识的学风”，二书可视为“对前后时代进行划分的代表著作”(78)。此外，内藤还通过《史通》与《通志》之间史评的变迁，《隋书·经籍志》与《史通》之间典籍分类法的变迁，《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收典籍目录的变迁，汉至宋金石学的发展等思维进路揭明主旨。 第四，强化了理论自觉。赵翼史识卓著，见解独到而深刻，考证有力，对史学现象的叙述较多，但精神自觉较弱，思想丰富而理论匮乏，许多认识多停留在考实性层面。内藤的学说虽有学理性不足的缺陷，但精神自觉较强，不见功力却甚具识见，敢于和善于进行理论探讨，在抽象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上优于赵翼。如，赵翼归纳出修史组织形式及观念变迁的种种现象，却未能作出断语，而注重演绎的内藤将之与由贵族政治到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唐宋史学变革”说正是内藤借鉴赵翼的史学成果运用现代概念工具建构出来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