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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史书编纂法由崇尚照录到推重别裁 如前所述，史书文体与史书编纂法有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相辅相成，其中编纂法居于主导地位。南北朝至宋史书文体变迁缘于史书编纂思想的内在需要，是对由重形式到重内涵的史学观念变迁的自觉适应。 汉唐之间被视为美德的“实录”蕴含秉笔直书(忠实客观事实)和照录旧文(忠实原材料)两层含义。换言之，“实录”品质既体现于客观历史文本化过程中尊重历史的观念，又体现于历史材料史书化过程中尊重历史文本的观念。“唐宋史学变革”在编纂法上的表现，就是由推崇客观精神的照录原材料向体现出主体意识的别出心裁转变。 赵翼触探到汉唐之间史书多照录旧文而少别出心裁的特点。沈约奉敕纂修《宋书》不到两年即成百卷，赵翼以“古来修史之速未有若此者”而持怀疑态度，细绎之，方知该书乃增删旧史而成，随后考述该书承袭徐爰旧本之过程，评论道： 余向疑约修《宋书》，凡宋、齐革易之际，宜为齐讳；晋、宋革易之际，不必为宋讳。乃为宋讳者反甚于为齐讳，然后知为宋讳者，徐爰旧本也；为齐讳者，约所补辑也。人但知《宋书》为沈约作，而不知大半乃徐爰作也。观《宋书》者，当于此而推之。(19) 史家修史有避讳之法，但《宋书》当讳者不讳，不必讳者而讳。这种反常现象乃《宋书》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运用类似的方法揭明《梁书》多照录旧文而少别裁的特点： 今细阅全书，知察又本之梁之国史也。各列传必先叙其历官，而后载其事实，末又载饰终之诏，此国史体例也。……国史本讳而不书，察仍其旧也。……无国史可据，而《梁书》亦遂不为立传。尤可见《梁书》悉本国史，国史所有则传之，所无则缺之也。(20) 《梁书》有三大弊病：繁芜(当删者未删)，缺略(当传者不传)，讹误(不必讳而讳)，其中以繁芜之弊最为显著。这些弊病是照录国史而不加别裁所致。他评述《旧唐书》曰： 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知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实录、国史书法既有回护，易代后修史时考其非实，自应改正而直笔书之，乃《旧书》书法仍复如此，知其全用旧史之文，不复刊正也。(21) 顾宁人谓《旧唐书·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以为修史诸臣不忘唐朝之厚意。不知皆唐国史原文，不及改订耳，非修史者故存忠厚也。近日王西庄又谓此书修于后唐，后唐自以继唐后，故以唐为本朝，并非因仍唐代史官之笔。此亦曲为之说。后唐时而犹以玄宗、德宗为今上乎?此非国史原文乎?(22) 不必回护者多回护，当改订者未改订，皆因照录旧文而不加别裁所致。赵翼驳正了顾炎武和王鸣盛的误解，揭示了《旧唐书》照录国史旧文的特点。 照录旧文的情况并非特例，而是汉唐之间史书的普遍现象。赵翼申说此旨，在见解和思路上都对内藤造成强烈冲击。由于二人的论述均散落各处，这里仅选取关涉《汉书》、《宋书》、《南史》的部分内容来阐明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见表5)。  处于“旧史学”序列的《汉书》、《宋书》多照录原材料，而删润既存史籍而成的《南史》多别出心裁，已表现出“新史学”的气象。崇尚照录的《宋书》芜杂不堪，推重别裁的《南史》则简净允当，一繁一简，优劣乃见。《南史》删润《宋书》是“新史学”革除“旧史学”弊病的表现。 唐初，触探到史学发展内在理路的优秀史家在史学实践中逐渐意识到照录旧文的缺陷和别出心裁的优点，遂自觉舍弃旧型编纂法而运用新型编纂法。如前所述，在史书文体的革新上，姚氏父子走在时代前列，李氏父子紧随其后。但在史书编纂法的革新上，李氏父子优于姚氏父子。赵翼对该问题着墨甚浓，如，对《梁书》与《南史》作对比分析： (姚思廉)文笔亦足称良史，所可嫌者惟多载诏、策、表、疏之类，稍觉冗繁，而叙事之简严完善，则李延寿亦不能过。(28) 《梁书》诸王及功臣列传，必载其没后加恩饰终之诏，盖本国史体例如是。至修入正史，自应删除以省繁复。……殊可呕哕。其后作史者亦自知其芜冗……(29) 《梁书》叙事虽简洁，然其所载文词仍循《宋》、《齐书》旧式，故亦不免繁芜。……《南史》列传止书赠谥，尽削诏词，是以较本书最为醒目。(30) 李延寿专以博采见长，正史所有文词必删汰之，事迹必隐括之，以归简净。而于正史所无者，凡琐言碎事，新奇可喜之迹，无不补缀入卷。(31) 《南史》改编《梁书》而收简净美名，并非因为李延寿的文笔优于姚思廉，而应归功于编纂法的革新。崇尚照录的《梁书》不及推重别裁的《南史》那样文约事丰。《南史》对《梁书》的改编不独显其删削之能和补缀之功，更见其“意存斟酌”之旨。这表明李延寿革新编纂法并非盲动之举，而是出于理性自觉。内藤持相同见解，作出相似的论述，认识到以唐初为中心，之前与之后编纂法有显著差异。(32) 与论述史书文体变迁一样，赵翼通过对两“唐书”进行对比分析来论述史书编纂法的变迁。《旧唐书》对“旧史学”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肯定，《新唐书》对“新史学”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追求，新、旧“唐书”的升降沉浮表明，生命力强劲的“新史学”取代暮气沉沉的“旧史学”是不可抗拒的趋势。内藤循其思路展开了十分相似的论述(见表6)。  《旧唐书》多据国史、实录，照录奏牍案薄；《新唐书》多据野史稗乘，追求好奇新见。造成二者迥然有异的既有史料种类多寡的因素，又有史学风尚不同的因素。赵翼与内藤的论述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不同者在于赵翼侧重叙述现象，而内藤在明确肯定赵翼见解的基础上揭示出内在动因。 新、旧“五代史”的差异同样反映出编纂法的变迁。赵翼分析《新五代史》(《五代史记》)的创作缘起时称：“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36)《旧五代史》照录旧文，校勘不精，考证不详，导致文字繁芜不堪，史事真伪杂陈。欧阳修感愤于此而独撰新史。赵翼揭示了两“五代史”在编纂法上的区别：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欧公时尚在可知也。……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37) 与《新唐书》情况相似，《新五代史》纂修时各朝实录及《旧五代史》都能读到，但欧阳修还是摒弃了成书较易的旧型编纂法，转而参考了众多稗史杂说，采用难度较大的新型编纂法，表现出对史学新风的自觉适应。内藤展开了与之见解一致、思路近似的论述(38)，反映出二者之间的承袭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论据可以证明内藤承袭了赵翼思想(见表7)。 相较于照录原材料的《旧五代史》，别出心裁的《新五代史》有三个显著优点：一是文笔简净而史事详瞻，二是考订精核；三是个人私纂，多用“《春秋》笔法”，史家主体意识更强。这些优点得益于《新五代史》运用了新型编纂法。左右两侧引文在基本观点、论据选取、论证思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上大同小异，承袭关系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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