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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卖。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屡见不鲜。 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样，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 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上，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 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同样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也包括未来学。 一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理解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历史最根本的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中华文明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进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这种差异，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它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的抗拒能力，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 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以一个独大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以将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没有这种超大规模，独大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地方强国，便不会以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