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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农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 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区域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开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从商、周之际的封建制度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经过几轮的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最终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等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 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来。它体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 就物质层面而言，在内部均衡带来的和平红利下，中国人口过度繁衍，劳动力变得廉价，使得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无法出现，中国因此无法内生性地发展起工业经济；而不能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便无法吸纳过剩人口。中国于是自我锁死在一种低水平状态上，有学者称之为“内卷化”。中国因此便有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危险，因人口过剩导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乱循环，可能会反复上演，这种循环无法像此前的历史那样，带来社会的结构性演化，而只是无变化的重复。 就精神层面而言，朝廷能够从这个超大规模人口的社会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资源，以至于社会已不再拥有对于朝廷的制衡力量，轴心文明对其信徒所承诺的尊严，也将在政治压制下逐渐落空，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有可能逐渐枯萎。 除非有外部资源注入，才可能突破这两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间的相遇便成为中国历史继续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中国在内外压力的综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现代转型的道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