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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的超大规模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竞争优势。但是，想要把这种优势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这同样与中国的超大规模相关。 中小规模的国家，仅仅靠外部世界的经济拉动，便可被整体拉动起来；中国倘若只靠外部拉动，仅会被局部性拉动起来，也就是诸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它们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之外中国乡村的联系。这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中期的社会现实。它们与那些无法被拉动的庞大乡村，会形成深深的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剧烈的内在冲突，乃至于内战，从而毁掉局部的发展成果。 要实现政治整合，革命是绕不开的选项；革命的代价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实现现代转型，几乎无法避免。这就有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革命历程。实现了自我整合的中国，在进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后，其超大规模人口终于焕发出巨大的力量，成就了难以想象的经济奇迹，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经贸结构，影响了全球政治秩序、经济秩序乃至社会秩序。 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过往的许多精神资源，在解释这种新的格局时失效了；我们过往用来理解自身与世界所依凭的参照系，因中国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也失效了。因此，重述中国的历史、重构我们的史观便成为一种必须，如此才能让我们获得精神自觉，把握住这一切过程的深刻历史含义，进而构想更加可期的未来。 新的历史叙述，必须能够在空间意义上，发现中原与非中原地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中国与世界的深刻联系；在时间意义上，发现古代历史与近现代历史在精神现象学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如此，中华民族的潜力才能真正获得释放，并通往建设性的方向。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中国内在地包含海陆等多种要素，因此得以同时嵌入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之中，作为枢纽，将人类联为一体。这是中国作为世界秩序自变量的真实体现，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历史民族的责任担当。 笔者与学术小组的诸位同人共同研究已历八年之久，其间通过激烈的学术争论而发现问题的过程，为了理解问题而进行的各种思想操练，以及因各种机缘而得以参与的实践，令笔者受益极丰。本书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由于所处理问题的复杂性，使得本书的叙述无法在任何单一学科的话语当中完成，必须在地理、历史、哲学、思想、经济、财政、货币、军事、人口、社会、法律、国际政治等各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下，才能对中国数千年的复杂历史、百年来的成败兴衰，以及这一切与世界的关系，给出统一连贯的解释框架。 笔者深知，本书的写作很可能是一个过于大胆的尝试，因此不敢期待书中建构的历史叙述框架能够说服足够多的人。唯愿其中所论或有些许价值，能够激起一定的讨论，以使我们民族对于自身的历史处境形成更清晰的自觉。 （作者为外交学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