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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指导的行政管理人类学 行政管理人类学作为一门理论指导的学科是通过人们长期实践过程总结而来的。人类学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并非空穴来风，这需要从行政管理学科发展的三个阶段谈起。行政管理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大约是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被称为行政管理的传统时期，是行政管理学的提出与摸索时期，主要研究如何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节省开支，主张政治与行政分离，实现组织系统化、工作方法程序化、机关事务计划化、工作要求标准化等，以达到权责分明，追求实效。但其理论缺陷在于过分重视行政管理效率的机械化，行政组织系统过于封闭，强调物质最大化，而忽视人的精神因素。 行政管理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即行为科学时期，人类学开始介入行政管理。这一时期由于科学管理和行为科学等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引进，行政管理学的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加入人类学因子的行政管理学开始转向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的行为和心理因素以及人与周围环境关系进行研究，并注意激发人的积极因素。 1927年到193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George Elton Mayo等人通过霍桑实验，提出人际关系理论。美国系统组织理论创始人、现代管理理论之父Chester Barnard在《执行者的职能》中提出均衡理论。美国管理学家和社会经济组织决策管理大师Herbert A. Simon开创了以行政决策为重点的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新领域，他从人的有限理性出发，把决策理论、数学方法、计算机学融为一个新的研究体系。这一时期的研究，从只重视行政组织机构、规章制度、法令以及责权分配，转变为更重视行政管理中组织成员的意见沟通；从只重视监督制裁到重视激发人的积极性；由专断领导到民主管理；由“重事”到“重人”。而这一时期恰巧是应用人类学的兴起时期。 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行政管理是根据国家法律推行政务的组织活动，而行政组织的职员或者可以说干部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这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干部通过上级领导干部参与和执行一切的行政事务，如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把执行后的决策结果落实到普通民众身上。在看似庞杂机械的行政管理系统中，实质的落脚点则是：行政领导—行政职员—人民群众。这也诠释了行政管理事务的最终结点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在行政人类学的视野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人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这也正是行政管理人类学视野的独特之处。行政管理学将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即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结合人类学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论、跨文化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于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组织、行政运作、人事行政、财务行政、公务管理以及公务伦理中，从而让领导干部学会走进基层，如人类学家走进田野一样调查研究，获取第一手资料。 在领导干部下基层的过程中，应当像人类学家一样，运用专业的调查方法，去参与观察，在观察过程中，领导干部应当给自己提出以下问题：观察什么以及如何观察？参与什么以及如何参与？与谁对话？参与到什么人群中去？以及参与到什么程度？结论是什么？发现问题该怎么解决？领导干部自己应该理清调查研究过程中的各种关系，用调查的事实情况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这对领导干部明确调查研究目的具有强烈的启发意义。调查者仅仅是沉浸在他者的生活中，比如只是与基层、下属和民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不足以理解基层生活；除去对他人所作所为以及对他人彼此互动所产生事件的某种被动观察外，他还需要进行不同形式系统化、深入的观察，涵盖到他人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这些系统化的调查要求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建立一种可持续的合作关系。在行政管理中，作为执政者或者决策者要了解民众需要什么，这样才能在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过程中有的放矢，放下“官架”与“权力”学会换位思考，学会聆听下属以及人民群众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一味用自己固有的“常识”去判断。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以梁家河今昔对比为主题的演讲，就很好地诠释了这种富有人类学特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 上世纪60年代末，我才十几岁，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省延安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庄插队当农民，在那儿度过了7年时光。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后来，我当了这个村子的党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但是，这个心愿在当时是很难实现的。今年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走进田野、全面考察、调查研究，要求领导干部把调查对象——人民群众放在首位，领导干部走进民众生活，即走进田野，与老百姓同吃同住，把当地人对自己生活和文化以及他们的需求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标。文化相对论一般采用文化主位研究法，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文化。参与观察，设身处地思考和分析梁家河老百姓的需求，得出最简单和质朴的调查结果即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让老百姓吃上肉。当然作为研究者、决策者的领导干部不能只是用主位角度去思考问题，还应该跳出主位，用宏观的视角去看待整个问题，即客位，这里就是我们所要阐述的行政管理人类学的文化整体论，要理论联系实际，点面结合，把小事情放在大环境里去研究。 必须强调，在现实社会中，任何事务都是由产生因素、行动表现、参与者、行为结果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独立体；同时，各种事务之间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如果忽略这种关联性，孤立地看待某个事务，那么，极有可能会误解其本质。在这个案例分析中，作为一个调查者，习近平的田野主位调查研究结果是老百姓需要吃饱饭、吃上肉，但作为一个国家主席，其客位研究结果是老百姓不仅仅是要吃上肉，还要实现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梦、真正的中国梦、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居有定所、老有所依、普及教育、遍及医疗等。因为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