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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方法论的行政管理民族志 笔者曾经指出，民族志是人类学的品牌，在人类学理论著作中，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研究载体，但更多地是指人类学家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记录、评论，并以人类学的理论视野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一种研究方法。民族志作为一种典型的定性研究方法，既是一种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既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写作文本。它将结构性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者直觉进行有机组合，并与其他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联合在一起，以达到研究目的。 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形成新的交叉学科。民族志对于不同领域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参与观察，民族志研究者花费时间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通过他们每天要做的事情来了解他们；自然状态下的民族志，指的是在参与者实际生活、工作和休息的地域开展实地研究；运用他者语言的民族志，指的是研究发现并采用参与者的词语，运用他们的语言和语调；整体观，指人们的行为或思想通过其日常生活的点滴，被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学家对一切潜在的联系持开放的态度。虽然人类学家运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但都是围绕着这四个核心开展的。 作为方法论的行政管理民族志需要领导干部走进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采用参与观察法、文化相对论，即主客位结合法、跨文化比较法、文化整体论而形成的一种完整的行政管理写作文本。运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领导干部与政治、管理、工作方法与人类学的关系问题，以人类学的民族志工作方法为指导，让领导干部学会调查研究、学会观察、学会聆听、学会换位思考。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方法主要包括：选择田野点研究分析对象；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途径搜集民族志资料；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问题；进行民族志分析；书写民族志。 在行政管理人类学中，领导干部的决策至关重要，如果对决策的受众和文化背景思维模式不够了解，就会造成政策执行的效率低下，同时导致受众的抵制乃至反抗。一项决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多方人员的参与，而非武断地将“自已”想当然的设想强加于他人身上，否定他人的能力。政策制定不仅要集中管理者的多方观点，更要广泛征求政策实施对象的意见，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执行，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主人翁”意识，以保证最终的政策能够使实施对象受益。行政管理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点，主要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组织和机构以及群众中。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对象则是执行公务的行政工作人员，决策落实点的普通老百姓。行政管理人类学要重视行政系统与外界环境、外部系统之间的关系。 在行政管理民族志中，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田野点可以分为两块：第一是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组织，即要重视行政系统内在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既要强调行政组织结构、工作程序等因素，又要强调人的因素。一个决策的形成和执行，需要行政组织内成员共同努力，任何组织的员工都是由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组成的。因此，就领导者而言，对文化差异的认识和了解，识别出文化差异存在的地方，是与被领导者之间相互理解并建立积极友好工作氛围的最关键一步。在这个田野点里，领导干部不能仅仅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和常识，凌驾于员工之上，而是要放下“官架”走进基层，虚心倾听下属意见，并进行仔细观察。现代领导不能再仅靠权威去管理下属，而是需要更加智慧的管理方式，能够游刃有余地换位思考，积极处理与员工的关系问题，调动下属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地提高工作效率。若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没有抵触情绪地干活，那政绩、业绩就真如浮云，与其无缘了。与此同时还必须取得同事和下属的信任，且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不应当只是简单的、冷漠的上下级关系。 行政管理人类学民族志第二田野点工作对象，就是领导干部必须要走进决策最终受众群体，即人民群众之中，因为决策的最终承载者是人民群众。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是每一项决策的目的。在每一项决策形成之前，领导干部需要走进决策需求现场即走进行政管理民族志的田野，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即以主位的身份，参与观察，切身体验，了解老百姓真实的行为动机和真实需求，把调查对象放在第一位，把当地老百姓对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及观点作为调查和研究的主要目标，深入和全面地了解当地群众文化体系，熟悉他们的民族性、价值观、伦理道德、生活习俗等，然后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的问题，即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接着从客位的角度，即研究者自身的角度去研究和理解文化，以客观公正的标准对被调查对象的心理和行为进行深入分析，即民族志分析，用文化整体观和文化相对论、跨文化比较等理论范式进行分析，并对研究对象的实际材料进行应用，从而提出自己客观的看法和解释。 以当年安徽省小岗村书记沈浩的工作为例，2004年2月，沈浩从安徽省财政厅被选派到这里担任第一书记时，村民们都认为沈浩是来“镀金”的。上任一个多月，沈浩把全村108户人家跑了个遍，几个月后，就开始建设通村公路，为了节约资金，也为了凝聚村民的干劲儿，沈浩和大家商量决定由村民出工干。之后几年，村里发展起粮食、葡萄规模种植等一系列现代农业。2006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超过5000元。这时沈浩的任职即将结束，小岗人用他们特有的按红手印的方式，留下了沈浩。而2009年底，沈浩的第二轮任职期又要到了，村民们再次用红手印请求他留下时，45岁的沈浩却因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小岗村。小岗人在挽留沈浩的请愿书上第三次按上红手印，留下了沈浩的骨灰，把沈浩永远留在了小岗村。在这个案例中，作为委派干部的沈浩，以客位的角色切身力行地走进田野，参与调查，走访了全村108户，了解小岗村老百姓所需，并且能够以主客位相结合的视角，客观地做出自己的田野民族志，通过这些一手田野民族志，做出正确决策，帮助小岗村民修路，发展粮食与葡萄种植业。决策实施的结果是当地百姓的人均收入由他上任时的2300元，提高到12000多元。 再来看另外一个案例，2011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摘登了山西省副省长刘维佳的部分下乡日记，引起社会关注，“干部下乡”成为探讨热点。2011年4月26日、5月25日、6月23日，刘维佳三次造访贫困村——山西长治市沁县册村镇温庄。在其下乡日记中，他是这样记录的：“这一次可算得上‘轻车简从’，不但没带秘书，而且是搭乘省扶贫办的公用车，只是带上了住村所需的被褥。为避免层层陪同，不干扰市县乡同志的工作，也就一概没和他们打招呼。我是想一竿子插到底，悄悄在村里住下，尽可能做到‘村不扰民、县不扰官’。”在这期间，刘维佳通过和当地百姓一起劳动吃住，发现了以下问题： 由于成本高，当地并没有普及农机耕种，老百姓更多的是用牛耕地，而这些用牛耕地的多数都是老年人，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继而他又发现前几年给村里投资的百亩喷灌项目，因为村里穷没法修理被烧坏的电表、水表和水泵导致灌溉管闲置，百亩灌溉项目停滞。而且村里自发修的“千女水库”因为渠道坏了，即便灌溉管有水也没办法灌溉，注意到“百亩喷灌”和千女水库的尴尬境地后，刘维佳在日记里写下：“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由于刘维佳的田野调查研究受到广泛关注，上级政府资助温庄建设，村里的灌溉工程修好了，并且田间路和新的项目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生村官任江辉说，修设备花了约一万元，是上级政府帮助解决的费用。因村里部分田间路只有一两米宽，部分农机不能通行，县发改局还承诺帮助村里修一条2500米的田间路。 刘维佳7000多字的领导干部下乡日记，就是一篇非常典型的行政管理民族志报告，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真正地应用了行政管理民族志的方法，如第一步选择田野点—贫困村—山西长治市沁县册村镇温庄；第二步，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等途径搜集行政管理民族志资料；第三步，提出行政管理民族志问题并进行分析，如他在日记中写道的：“看来乡村的老年农妇也面临着通胀的现实压力，这也是今年经济工作必须应对好的首要问题”，“项目建设必须解决好配套、使用和管理的问题，否则就是劳民伤财”；第四步，书写民族志、下乡的日记以及汇报材料。走进田野，可以让领导了解最真实的民情。放下架子、俯下身子、走下车子，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掌握好第一手资料，才能最真实的了解民情，才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也正是行政管理民族志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